六十年來的中國性史

通過對60年間《人民日報》的文本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涉性話語在我國所經歷的軌跡。

這60年的基本性氛圍是禁慾反性的，性在中國所處的地位是被當作舊時代的污泥濁水，在所有涉性的領域，一度有相當徹底的掃蕩。這個掃蕩從5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並在其間達到了巔峰。性政治的基調是禁慾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反性禁慾完全沒有宗教色彩，而是出於革命的意識形態和傳統中國的世俗文化。80年代是一個轉折點，在後30年，性氛圍從嚴峻轉為寬鬆，報紙上出現了涉性議題的中性報道和理論探討，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論，甚至出現關於禁欲主義的討論。中國人不再談性色變，但是從對性文化、性文學和涉性話語的泛濫的抱怨，還是可以看出，人們在性的問題上仍有很多焦慮。好在由於性學研究的勃興，社會對性的看法越來越正面，幾乎達到可以不過於糾結的地步。總的看來，性氛圍的走向是正確的：對人類這一基本活動方式的肯定和接納。

60年間，在文學藝術中涉性描寫和表達的規範上，社會也經歷了一個從嚴到寬的變化過程：從既不可以寫愛也不可以寫性，到只可以寫愛不可以寫性，最終發展到既可以寫愛也可以寫性。但是對於文學藝術中的涉性描寫規範，還是充滿爭議的，主流價值觀認為，只可以人性地描寫，不可以獸性地描寫；或者說，只可以寫性的人性的一面，不可以寫性的獸性的一面。這也是被允許的涉性描寫與淫穢品的主要區別之所在。事實上，在人類的性活動中，既有人性的一面，也有獸性的一面，或者說既有心理的一面，也有生理的一面。硬要將二者分開，在中間劃清界限，為心理的一面貼上高尚的標籤，為生理的一面貼上低級下流的標籤，不但毫無道理，而且無法實施。

在對淫穢色情品的管理方面，60年經歷了前後兩個階段：在前30年，淫穢品幾乎被掃蕩一空；但是在後30年，淫穢品呈泛濫之勢，控制與反控制經歷了長達30年的拉鋸戰，最終還是一個失控的局面。掃黃30年的結果在令人感到無奈的同時，引發了改變管理思路的思考。其中最具爭議的問題是成年人的淫穢品消費需求與現行法律的矛盾；公民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與淫穢品法的矛盾；成年人與青少年不同需求之間的矛盾。引進其他國家的淫穢品管理辦法，即成年人與青少年分級管理機制，已經迫在眉睫，而且將是唯一可行的合理的管理方法。

對賣淫的管理基本上是60年一以貫之的思路，就是徹底取締。但是，在前30年，這個思路是成功的；在後30年卻是不成功的，目前狀況是基本失控。原因主要是市場經濟的引進和貧富分化的形成。在社會環境已經改變之後，留戀於對50年代「中國奇蹟」的回憶和陳舊的管理思路，並不能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借鑒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引進一些新的觀念（例如「性工作者」的概念），用積極務實的思路去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才是負責任的態度。由於100%安全套工程的挑戰，舊的管理思路顯得不能自圓其說，邏輯混亂，令人無所適從。打破傳統的道德評判，探索務實的方法解決賣淫管理，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賣淫管理問題，而是一個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關係到國民健康的大問題。

對性病的管理60年經歷了一個U形軌跡：從50年代開始控制性病，到60年代中期基本在中國消滅性病，到80年代性病重新流行，一直到艾滋病的迅速傳播，中國的性病控制思路也經歷了相應的改變。從對性病的道德評判和敵視態度，漸漸轉變為務實的就病論病態度，並進一步轉變為對性病和性病病人的反歧視態度。中國人終於理順了對性病的心態：一種疾病就是一種疾病，不應當為它貼上道德的標籤。用關愛的態度而不是歧視的態度對待患病的人，不但能夠拯救病人，而且也是拯救健康人和拯救社會的唯一正確態度。因為歧視會導致病人轉入地下狀態，只會加速性病向一般人群的傳播；只有關愛的態度才能使病人積極檢測、治療，最終達到防止性病傳播的目標。

在人口的管理方面，60年經歷了一個艱難的計劃生育推進過程。與西方的個人本位文化相對應，中國的文化是家庭本位的，生育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與西方人大相徑庭，它集文化、習俗、人生觀、價值觀甚至宗教感於一身，有一種非理性的強大力量在抵制計劃生育。因此計劃生育這個在其他文化中並不困難的事情，在中國被稱為「天下第一難」（其實應改為「中國第一難」，因為在一些國家它不但不難，而且不得不採取鼓勵生育的辦法以維持人口規模，如俄羅斯）。在要不要計劃生育，可以生幾個孩子的問題上，個人需求和社會管控之間形成強大張力。圍繞著人工流產、優生學和性別比問題，都有著激烈的論爭。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從50年代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到計劃生育成為國策，全體中國人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取得了極大的成績，為中國的發展和世界人口控制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在爭論中前行，在荊棘中摸索，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還在繼續做著艱苦的努力。

對婚外性活動的管理包括50年代的反對重婚納妾和80年代的反對婚外戀、包二奶兩個階段。兩個階段的情境不太一樣，人們的關注點也不同。在50年代，由於重點是反對包辦婚姻和舊式的重婚納妾，所以主流價值觀對於自由戀愛和婚外性活動有一種辯護的態度，至少認為它是事出有因；在80年代，婚外戀、包二奶已經沒有了堂皇的理由，只是舊習俗的沉滓泛起，再加上這些現象與官員腐敗如影隨形，所以人們對它的厭惡大大多於同情。儘管如此，在應當用法律制裁還是道德約束的辦法來解決婚外戀問題上，還是引起了激烈的論爭。主流意見認為只有重婚的問題應當由刑法來解決；而對於婚外戀和包二奶問題則只能用道德約束。在這場爭論中，理性務實的意見戰勝了非理性的激進意見。

在對婚前性活動的管理上遇到的最大問題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婚前守貞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婚前性行為規範相應改變；婚前性行為比例成倍增長；婚前同居、婚前懷孕和婚前流產大量增加。青春期性教育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由於性教育阻力很大，推進非常艱難。在開展什麼樣的性教育問題上同樣存在兩種力量的激烈論爭，一種主張是做婚前守貞教育；另一種主張是做全面的綜合性教育，要把性的知識像其他科學知識一樣傳授給青少年，同時要讓他們對性有正確健康的科學觀念，而不是反性、禁慾、守貞一類錯誤的觀念。儘管這一論爭還在持續，健康的科學性教育已經在全國各地蓬勃地開展起來。

在對同性戀的管理方面，60年經歷了從基本上全是負面否定態度到中性客觀態度的轉變。無論是在政治方面、文化藝術方面還是社會方面，歧視的態度轉變為尊重同性戀人權的態度；道德譴責的氛圍轉變為尊重少數族群的氛圍。艾滋病出現之後，同性戀群體的社會能見度大大增加，但是同時也出現了同性戀議題「被艾滋病綁架」的問題。中國同性戀權利的真正實現還要經過漫長的艱辛過程。但是，人們大都認識到，無論是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還是性傾向歧視，都是不合潮流的、錯誤的，而和諧社會的前提正是有差異人群的和諧相處。我們可以期待，在社會和諧成為主流價值觀之後，同性戀者的人格將受到人們的尊重，同性戀者的各項權利將得到全面實現。

60年來，雖然走了不少彎路，犯了不少錯誤，中國的性話語和人們的性實踐已經走向了正確方向，沿著這個進步的方向，我們可以期待一個更加文明、更加理性的性秩序在未來的中國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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