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魏國為啥不重用商鞅？還真不是為難他，而是因為一套制度

根據公開的文獻資料表明，魏惠王出生於公元前400年，商鞅出生於公元前395年，他們基本屬於同一年齡層，雖然分屬不同的世界。針對魏惠王不知收斂的狂妄，在群策群力予以阻擊的過程中，就有一記重拳來自商鞅，秦國收復了軍事要地——西河，並且大踏步向魏國腹地推進，一度佔領魏國故都安邑，陷魏惠王於背腹受敵之險境。這樣厲害的商鞅，卻曾是魏惠王相當不看好的人。在魏國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的公叔痤，死前警告過魏惠王，要小心同樣是年輕氣盛的商鞅。當著快斷氣的公叔痤的面，魏惠王不好說什麼，一轉身，實在忍不住了，便對扈從人員說：

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悖」的本義是：違反，違背。這裡的意思是作為引申義的荒謬。根據這個分析，魏惠王的話可作如下翻譯：

公叔病得不輕，可憐啊！他要寡人舉國聽從公孫鞅（即商鞅），豈不是很荒謬！

《史記》在敘述這個故事時頗富文學色彩，有劇情，有衝突，有曲折。公叔痤先是公而忘私，給了魏惠王以極腑肺的建議，而後頗人情味地告訴商鞅，趕快跑否則不妙。面對公叔痤遺囑似的坦誠，商鞅笑不出來：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

大王既不聽您的話任用我，又安肯聽您的話而殺我呢？

司馬遷的《史記》似乎在指責魏惠王有眼無珠，不識人間真英雄，結果吃了巨虧。實際上，依我的觀察，在魏國當時的大環境下，魏惠王確實沒辦法開口用他，因為這明顯違反獎勵軍功這一國策：

魏文侯、武侯時期，有《憲令》行世。魏國「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魏惠王時又有《大府之憲》，分篇名編纂，收藏於大府之中[1]。

商鞅的「噩夢」是碰到了當時極具戰略眼光的制度性建設，魏文侯草創，魏武侯擲地有聲地推進，到了魏惠王手上，秉承遺澤，權衡輕重，無功自然不得封賞。而他千里條條從衛國跑到魏國謀求發展，一心想地是劍走偏鋒，意外地崛起，猛然地出人頭地，就如錐置囊中一樣。不曾想公叔痤的推薦竟如泥牛入海，這讓他大失所望。擺在面前的只有二條路，要麼老老實實從具體工作做起，要麼回老家種地去，此外別無捷徑可尋。雖然，從他的話中大體可以推測出，商鞅一時半會還沒有要離開的意思，畢竟在當時的視野里，還沒有哪個國家能跨越魏國給他提供更合適的舞台，除非出現意外。

本文作者為「司馬路的歷史會客廳」特邀作者:嵩陽雲樹，歡迎大家關注他的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