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遷都:當北京變成北平後,哪些階層最受益?

2017年4月1日「千年大計」塵埃落定後，北京，這座3000年的古城，800年古都，再一次來到歷史的峽口。雄安新區一出，北京的明天的是鳳凰涅槃，還是是盛極而衰，無人有把握講清楚。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未來五年，未來十年乃至未來二十年，這座城市不會平靜。

對於北京而言，歷史上最近的城市功能定位巨變發生於1927年。依靠江浙財閥起家的蔣政權在北伐成功，形式上統一中國後將首都回遷至理論上更為安全的南京、這種地緣政治的短視也是國民政府22年間即土崩瓦解的的關鍵因素之一。對於北京—北平這座大城而言，則墮入了自朱棣興定都之後的最低谷。數以萬計的官員及其家屬南遷，更多的服務業人員則失去最為重要的主顧群體。物價變得空前低廉，而唯一支撐市面只剩下文教機構的人員，這也成為民國北平想像的重要歷史背景。譚其驤先生的文章就是大學教師階在層遷都之後的「北平記憶」。而今後的歷史將如何演變，是否能達到主政者的預期目標，一定會有答案，但需要時間。

鄧雲鄉君看到了發表在年初《文匯報》「學林」四百期上的拙作《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一文，貽書以為他的大著《增補燕京鄉土記》「賜一佳序」相屬，理由是「大文與拙著似或稍可拉上瓜葛，且夫子眷戀春明舊事」云云。按雲鄉此著，誠如一九八六年初版扉頁《內容提要》所提到的那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鄉土民俗讀物，寫燕京舊時歲時風物勝跡風景市塵風俗飲食風尚，文筆雋永，富有情致，作了結合文獻資料和作者個人生活經歷的很有趣味的敘述。其價值應不亞於《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作，所以它不僅與歷史人文地理有關係而已，無疑還為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種極好的素材。因讀此書勾起了我當年在燕京生活經歷的回憶引起一些感慨，寫成讀後感，以謝雲鄉的盛意。

燕京是北京的別稱，因春秋戰國時的燕國都於此而得名。唐都長安，長安城東面三門的中間一門叫春明門，後人即以長安和春明作為當時的都城的別稱、雅稱。明清人所謂長安春明，即指當時的都城北京。燕京可以通指任何時代的北京，不管它當時是否都城。長安春明則只能指作為都城時代的北京，如明萬曆時人蔣一葵的《長安客話》，自明入清的孫承澤的《春明夢余錄》、民國初年張恨水的小說《春明外史》皆是。若以移指北伐以後解放以前的北平，那就不合適了。雲鄉將此書題名為《燕京鄉土記》，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書中所記主要是五六十年前北平的風土習俗，在鄉土記三字上既不能題作北京，也不能以長安春明命名；而儘管作者所親身經歷的是北平時代，這些風土習俗卻又不僅限於北平時代，多數是沿自前代的，有些又是至今猶然的，所以也不宜採用北平二字，只有用燕京題名，最為恰當。至於在私人來往書柬中，那就不必那麼認真嚴格，雖然我所生活過的燕京是北平時代而不是作為都城的北京時代，卻也不妨把我對北平的眷戀說成為「眷戀春明舊事」。

我從一九三年初秋起至一九四年孟春止在北平時代的燕京生活過將近十年。雲鄉在此書回憶中的燕京也主要是北平時代的情況，因此我讀此書，倍感親切，不免要彌增懷舊之感了。三十年代我有幾年或單身或攜眷住在北平城裡，有幾年雖住在城外燕京清華，也經常進城，時或留宿。但我的記憶力大壞，現在能夠記得起來的景物舊事少得可憐。雲鄉記憶力之強令人吃驚，舊時一事一物，歷歷如數家珍，其文筆又那麼優美、生動、幽默暢達，讀其書真能令人渾然如溫舊夢。

懷舊不等於眷戀。舊時經歷一般都值得懷念，卻不一定值得眷戀。不過我對三十年代的北平生活確是不僅懷念，並且眷戀。當時國難日甚一日，凡我國人，心境當然都是沉重而憤慨的，談不上輕鬆愉悅。但這是大局，與北平這個城市無關。論在這個城市裡的日常生活，卻相當舒服；這是當時的北平之值得眷戀之處。

當時建立在南京的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已成為全國的中央政府，南京已成為首都。北洋時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機構都已不復存在，改稱北平，只是一個華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作為首都時代的富貴榮華，已煙消雲散。因而全市成為一個徹底的買方市場，不論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都供過於求，商店店員服務性行業從業人員態度之好，無以復加。作為一個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確實令人處處滿意。

那時我除開頭一年半還在當研究生沒有收入靠家裡供養外，從一九三二年年初起，在北平圖書館當了三年館員，每月薪水六十元；同時又在輔仁北大燕京等大學當兼任講師。兼任講師俗稱教零鐘點，戲稱拉散車，蓋比之於拉洋車的不拉宅門裡的包月車，停放在街頭拉零星散座。教零鐘點每課時五元，一門課若每周二小時，每月得四十元，三小時的話就得六十元。一年只能拿十個月的錢，暑假一般從六月中放到九月初，七、八兩月不給錢。我教過每周二小時至六小時。北平城內城外大學很多，頗有些人教零鐘點教到每周十幾二十幾小時的。曾經有一位太貪多務得，每周教到四十多小時，結果累死在洋車上。我在北平圖書館呆了三年，嫌當館員要按時上下班不自由，就辭職不幹，專教零鐘點。我可從不教許多，鐘點費不夠用，靠不定期的稿費收入補充。稿費每千字五元，與上一堂課等價。

房租單身時每月五元左右，結婚後每月十幾元。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六七十元不希奇。可他們的收入當時比我大得多，每月三百六十元，庚款教授四百五十元。陳援庵先生兼了許多職，每月收入上千。

單身時吃包飯每月十元出頭，卻不肯吃，買飯票按頓數算，經常外出吃小館。小館吃一頓花上幾毛，有時上一塊的便可以算大嚼。有些小館不講幾塊幾毛講幾吊，那就更便宜。（一弔即五大枚，等於一百文制錢，一個蹦子。）

單身時傢具全是上天橋買的，楊木書桌楊木床，都不過十來塊錢。藤椅子到處有得買，二元一隻，有時候又跌到一塊八。

出門都坐洋車，隨便你住在哪裡，大門口外或胡同口，准有幾輛洋車停在那裡，坐上再說到哪裡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時價路程給錢，很少有要求添幾文的，決不會發生爭吵。那時一角大洋換四十六枚銅元，就是二十三個當二十文的大銅元，俗稱大枚。我住在景山西門陳山門大街北平圖書館宿舍時，在宿舍門口上車，到東安市場門口下車，給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颳風下雪時酌加。全城不論哪裡，西直門外遠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動的老頭兒，沒有拒載的。

和我差不多地位這等讀書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館子，逛舊書鋪書攤，聽戲。夏天還要上公園。

先談吃館子。除常吃小館外，有時還要吃大館子。多數是別人請吃，吃別人吃多了，自己也要作東請一次客。平均每年一次到兩次。長安八大春，前門外煤市街山西館，西四同和居、沙鍋居，東安市場森隆、洞明樓、東來順等，都是我們這等人常光顧的地方。通常魚翅席十二元一桌，若酒喝得較多加小費，吃下來將近二十元，魚唇席十元一桌，海參席八元一桌，那就顯得寒磣了，最高級的是東興樓、豐澤園，我們這等人不敢問津。更高級的是吃廣東人譚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譚家菜，一桌要四十元。沒聽說過請客有請譚家菜的，那得湊十個人每人攤一份。到時一桌十一人，譚篆青上坐，他是唯一不掏錢的，是客。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魚翅。我想吃，湊不齊十個人，始終沒吃成。解放後五十年代吃過一次譚家菜，那是一個單位請的。已經是一家公開營業的館子，由曾在譚家廚房裡當過下手的人當大師傅。大約一百元一桌，當然無復當年在譚篆青家裡吃那種味道了。

吃一桌席除了上足原定菜單上的幾冷盤幾大件、幾飯菜、幾道甜菜點心外，另有一味菜單上沒有的菜端上來，夥計報了菜名隨口說一聲這是敬菜。敬菜不計價，實際你得在給小費時心中有數。吃完出門時，門口總有幾個夥計排列站著高聲道謝送別。

再說聽戲，即看戲。那時經常演出的鬚生有馬連良、言菊朋、奚嘯伯、譚富英等，常聽；高慶奎在珠市口演，太遠，只去過次把。余叔岩已不唱營業戲，只唱堂會，我看不到。旦角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筱翠花都常演，是什麼時候看到梅蘭芳的，記不得了。富連成和中華戲曲學校的戲也常看，那時是李盛藻、劉盛蓮、葉盛章、葉盛蘭、袁世海和王和霖、宋德珠、李世芳、毛世來、王金璐這些人經常演出的時候。最使我傾倒的是武生泰斗楊小樓，一出台那份氣度，那份神情，一舉手，一投足，念白唱腔都很有韻致，無不令人叫絕。楊小樓演出票價一塊二，其他名角都是一塊。當然還聽崑曲班，最佳角色是韓世昌、侯益隆。侯益隆至少不比皮黃班的侯喜瑞差，而我又喜歡侯喜瑞有過於郝壽臣。任何名角能賣滿座的日子很少，言菊朋和崑曲班一般不過五六成，很慘。所以戲票可以不用預先買，往往吃晚飯時看當天報上登的各戲園戲報，飯後趕去，儘管戲已開場，還是買得到票，看得到中軸以下幾齣好戲。我單身住在北平圖書館宿舍時，燕京同學進城看戲，常借宿在我屋裡。結婚後住在城外時，有時夫妻一同進城聽戲，在朋友家過夜。

再說逛書鋪書攤。陰曆新年裡要逛幾次廠甸，不用說了。平常日子隔一陣子要逛一次琉璃廠書鋪，宣武門內西單商場書攤也逛，最經常逛的是東安市場內的書鋪書攤。逛不一定買，為財力所限，買的不多。所以二十四史不買百衲本，只買了竹簡齋本；四部叢刊不買毛邊紙線裝景印本，只買了白報紙的縮印本。儘管常常逛而不買，但逛本身就是樂趣。雖不常買，幾年下來也就不很少了。

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書幾萬冊，自己不一定去逛書鋪，自有各書鋪跑外的經常送書到門，由你選擇，要的就留下。三節算帳，端午中秋不一定會給錢，到年底再清帳，到時還可以退還些不一定要留的。我儘管始終沒有當上教授副教授，始終是個拉散車的，三十八年後住在燕京東門外北河沿時，居然也有一兩家書鋪送書上我門的。

不光是舊書鋪會送書上門，別的商品只要能指明品種，一個電話打過去，當天或第二天就會送上門來。燕京離東安市場那麼遠，要吃市場北門裡稻香村的熟食，還是肯派人騎著自行車給送來。可見生活在買方市場里是何等的方便。

公園門票五分，平時少逛，夏天常逛。中山公園簡稱公園，北海公園簡稱北海，常去，其他都不常去。逛公園主要是坐茶座，偶然也走動，不多。上北海常坐五龍亭，上公園常坐長美軒。來今雨軒是洋派人物光顧的地方，我不愛去。春明館是老先生聚會的地方，我自覺身份不稱，不願去。曾在春明館座上遇到林公鐸（損），座無他人，被拉坐下。他口語都用文言，之乎者也，講幾句就夾上一句「譚君以為然否？」蒙文通、錢賓四（穆）、湯錫予（用彤）三人常坐一桌，我跟蒙熟，錢認識而不熟，湯我認識他，他不見得認識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園可以從太陽剛下山時坐起，晚飯就在茶座上叫點心吃當一頓飯，繼續坐到半夜甚至後半夜一二點才起身，決不會有人來干涉你。所以一夏天茶座的收入肯定很可觀。冬天北海漪瀾堂前公園後門茶座前筒子河裡都辟有溜冰場，另有一批溜冰客光顧；我不會溜冰，與我無緣。

解放後五十年代中期有兩年單身一人在北京工作。有一個夏天的下午和兩個朋友重來長美軒，四點多到，坐了不到一小時，服務員就在旁邊掃起地來了，說是該五點下班的，現在五點已過，您該回府了。只得遵命趕緊走。回憶三十年代舊事，不禁感慨系之。那時五點鐘不是茶座最熱鬧的時候嗎？現在可就下逐客令了。那時就要客人多坐多消費，現在就要你趕快走我好早下班，生意做多做少我管不著，還是少做點好，反正一樣拿工資。

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幫」未垮台時，又因事在北京住了七個月，住在和平里一個招待所里，那個日子委實難過。伙食不好，又沒法上館子。主要不是嫌貴，主要是任何館子都是那麼擠，誰有那麼多工夫排隊等座兒。但是招待所每逢星期日只開上午十點下午四點兩頓飯，太難受了，只得硬著頭皮上街進館子。站著等座兒好容易等著座兒坐下了，可坐下半個多小時硬是沒人來理你，不耐煩叫一聲同志，問：「怎麼老不理會我？」回答是：「嚇！您這麼急，那就上別家去！」只得耐著性子再等下去，真上別處去，很可能已「下午休息」，不讓進門了。

以上說的是在我回憶中的三十年代北平生活和五七十年代重遊北京時的點滴感受。我這樣說，是不是就是認為五七十年代的北京比不上三十年代的北平呢？當然不是。我還不至於昏憒到這個地步。

前面已經提到過，三十年代的北平是一個衰退中的城市。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喪失了這一地位，過剩的建築、設施、用品、行業、人員勞動力，不知有多少。所以不但一九四九年後作為新中國首都的北京不可能再有這種現象，就是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南京、上海，也享受不到這種過剩之「福」。何況舊北平純系一消費性城市，而解放後的北京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又很快建設成了一個具有多種輕重工業的生產性城市；城市人口已比舊北平的一百五十萬翻了幾番。一個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城市，出現一些求過於供，服務性行業不能滿足市民需要的情況，應該是在所難免的。

再者，三十年代的我雖不是官僚、資本家，卻也是一個生活水平比較優裕的大學教師。不用說一般體力勞動者，就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未必都能掙到我這點收入。記得在北平圖書館當館員時，館裡曾配備了一名青年僱員為我抄寫稿件，他的月薪只有二十元。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家住清華園，學校給了我一間在圖書館樓上的工作室，我自己也以每月二十元的報酬找了一個家住清華附近的中年旗人替我抄寫文稿和資料。他對這點微薄的酬金已十分滿意，書翰中以「沐恩某某」自稱。三十年代北平留給這等人的回憶，大概決不會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輕鬆。至於那時的社會最低層，我雖未曾親身接觸過，可是冬天經常在報上看到昨有路斃凍屍若干具由善堂收殮這類消息，也就大致可想而知。這種情況，當然可以說明舊北平大多數市民的生活，過得並不像我那樣舒適。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發展中的產業興旺發達的城市，未必就可以不顧到各階層市民的生活。消滅了餓殍和極度貧困戶，也不等於完成了建設社會主義城市的職能了。對一般市民的住房、交通、飲食以及精神生活都予以適當的滿足，似乎也還是合情合理的。普遍提高商店店員和服務行業的服務質量，可能更顯得必要。公園茶座似乎不必下午四五點鐘就下逐客令；無須增加多少設備，加一班服務員就足夠應付了。這不能說是提倡有閑階級的消閑生活，勞動人民也需要在環境優美的公園裡休息。延長公園的開放時間，至少可以使一部分市民不至於在路燈下打紙牌，擠在狹窄的居室里築方城。飯館、理髮室、浴室等也應分區按需配置，使市民不至於花過多的排隊時間，免遭營業員的呵斥。

這幾年北京新建了許多高層建築，許多高級賓館，許多高消費場所，作為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國首都，需要經常接待大量外賓外商與港台同胞，這當然是必要的。但這些設備與一般市民無涉。我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就從沒有跨進過北京飯店、六國飯店的門，相信今天北京一般市民也不會與這些場所打交道。一般市民所要求的，無非是日常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當價廉物美，相當方便相當舒適。雲鄉書中所記和我對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眷戀，都僅限於此。這種要求，我認為不論在舊時代還是新時代，都不能算過分。所以我迫切期望隨著新中國首都的日益飛躍發展，一般市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也能夠日益得到提高。

作為知識分子，對於故土舊地，免不了「一草一木總關情」，多少有一點「眷戀」，從而又發了這麼一番議論，不知雲鄉以為然否？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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