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玉文化的鑰匙

玉文化是中華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它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統一在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傳統之中。同時，它也有自己的獨特內容、獨特風格，有其他文化類別所沒有的特點。「三禮玉論」在玉文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價值跟它所具有的下述三個特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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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特點是，「三禮玉論」在闡述古代玉文化理論及其表現形式方面具有系統性和全面性。「三禮」所論述的有關玉器的理論，早在夏商時代即已逐步形成。「三禮」只是集中了西周以前的關於玉的各種理論概念，它包含了古代玉器中大部分主要品種。這些玉器使用面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整個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雖然也有現今出土的確實屬於當時實用的某些古玉種類，並不見於「三禮玉論」，譬如商代玉人在「三禮」中就沒有述及，但這些種類在古玉中所佔的比例較小，而這些東西的作用也並未逸出「三禮」所說玉的各類用途之外，只不過不佔主要地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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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特點是，「三禮玉論」所論述的古玉用途在古代工藝美術品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三禮」所敘述的玉的使用範圍，包括國家政治的各個方面。使用項目從官場禮儀的細枝末節直至王朝最隆重的大典。歷史上無論哪一項工藝美術品種，其政治效用都不能和玉器相比。事實上，從古至今我們還沒有發現有其他工藝品或手工業品能在某一個王朝的典章中獲得如此的「殊榮」，也還沒有發現其他任何一種工藝美術品具有比「三禮玉論」更早更系統的理論。「三禮玉論」所敘述的內容，可以囊括其他若干工藝品種的理論；而其他工藝品種的理論，沒有一個能囊括「三禮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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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特點是，「三禮玉論」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三禮」成書雖己有2000多年，但書中講到的玉器種類已由出土文物得到印證。這個事實足以使人相信「三禮玉論」內容真實可靠。那麼，古人是否一定按照「三禮」中所說的那樣去做呢？當然誰也沒有可能去觀賞一下那種場面。所幸有一本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可以作為「三禮」的佐證，或者說可以跟「三禮」相互印證，這本書就是《尚書》。我們不妨先試舉一下其中《周書·金滕》的有關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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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壁乘圭，乃告大玉、王季、文王。

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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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很生動的歷史故事，說的是周武王在伐紂克商取得重大勝利後的第二年，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看來行將謝世。當時有一位國之重臣周公旦，以自己的獻身精神，設壇祭祀。他將玉璧置於大王、王季、文王三位先王的神座之上，沐浴更衣，手持玉圭，虔誠地禱告占卜。他念道：現在我即用大圭占卜武王之生死吉凶，以度先王的意旨，並請求先王保佑武王。我願以已身代武王死，如果你們准許我代死，則請先王顯靈，卜現吉兆，讓武王康復，而我回去以後即以死復命，且死後定以圭、璧伺候先王鬼神。如果你們不准許我代武王死，占卜將出現凶兆，則我定將圭、璧統統收截起來，決不事神。周公禱告宗畢，將祝文藏於金匣之中。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這個故事一直是作為宣揚君臣關係的範例。周朝果有此事否，我們無從證實，也無須證實。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玉敬神，以玉敬祖，是由大量的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所證實了的。圭璧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與「三禮玉論」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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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書·周書》中還有大量關於用玉的記載。如：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幾。

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幾。

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幾。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

皇后憑玉幾。

賓稱奉圭兼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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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摘錄的《尚書·周書》中關於用玉的部分章句，其精神實質和「三禮」是相吻合的。經專門研究《尚書》的專家們論證，《周書》中的多數篇目是周王室的檔案，是研究周代歷史的重要原始材料。「三禮玉論」和《尚書·周書》中關於用玉的記敘恰好互相吻合，而且印證的結果能夠說明：古人用玉的情況，是確有其事的。「三禮」所講述的古玉的用途，並不單純是後人理想化的描寫，而是在史實的基礎上寫就的。因而，它當然具有研究和探討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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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筆者有必要再強調這樣一個意思：從周朝開始，在以後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三禮玉論」的引申和使用是隨處可見的。它的理論、它的應用方式不斷地為後代王朝所吸收，且不斷地發展，不斷地使用。其最原始的依據，也還是「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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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中國的古代玉器在工藝美術品中使用面最廣、所處地位最尊、經濟價值最高，是古代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三禮」中關於用玉的論述可視為我國最早、最系統的玉文化著作，是後世各代王朝用玉理論和用玉形式的依據。人們對「三禮玉論」盡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研究。無論在美術上，還是在技術上，或在社會發展理論上，「三禮玉論」都具有較高的價值，它確是研究我國玉文化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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