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或許是一個王朝的謊言

浙江沿海歷史上曾有過連綿漫長的「倭患」，被認為是「明朝時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的一場侵略」，明代的名將戚繼光就是其中的「抗倭英雄」。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史實卻表明，所謂「倭寇」實際上是被誤讀的一群中國海商

浙江舟山六橫島的山坳中坐落著一個名叫漲起的村子，500多年前這地方有著一個聲震中外的名字——雙嶼港，史籍中，這裡中外商船雲集，白銀滾滾，被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

雙嶼港之戰

在雙嶼港最繁榮的歲月里，曾遭遇了 場極為慘烈的鎮壓和荼毒——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右副都御史朱紈派遣2000多官兵直撲雙嶼港。在風雨和海霧中，雙嶼海商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官軍大勝。戰後，朱紈又下令將岸上房屋、港中船隻全部焚毀，並用沉船、木石等淤塞了入港航道，實行了「三光」，令這個「世貿中心」成為一片廢墟。

這場慘烈的雙嶼港之戰，便是主流史籍中所記載的，最著名的「抗倭」戰役之一。對於這場漫長的戰亂，正統史觀給出的定義是：由日本海盜主導的一場外族入侵戰爭。

可是，只要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下雙嶼港之戰，便會發現許多疑問和不尋常之處——首先，這個被兇殘善斗的「倭寇」盤踞了二十多年的大巢穴，竟然於一晝夜間灰飛煙滅，可見並非堅固的軍事堡壘，更像是和平的貿易港。至於其戰鬥成果，根據官方著述《籌海圖編》的記載：「俘斬溺死者數百人。賊酋許六、姚大總與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皆就擒。毀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看名字，這伙海盜首領都是中國人，至於被焚毀的天妃宮供奉的乃是媽祖，更是典型的中國水手信仰。而更令人驚異的是，在這個沿海最大的倭寇巢穴，竟沒有抓到一個有名有姓的日本人。

虛構的倭患

雙嶼港的覆滅彷彿拉動了一個巨型炸彈的引線，此後不久，江浙乃至整個東南沿海陷入一場空前的血雨腥風之中，史稱「嘉靖大倭寇」，其侵擾沿海次數之多、程度之烈、規模之大、地域之廣，令其他階段的「倭患」根本無法望其項背——據歷史學者陳懋恆的研究統計，倭患在明初較輕，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後的15年內驟然加劇，共計609次，佔到了整個明朝倭寇侵擾記錄的80%左右，及至隆慶與萬曆年間又驟減，平均每年不足1次。

所謂的倭寇，大部分是中國的海商。上世紀末出版的權威著作《中國歷史大辭典》中有「倭寇」詞條，將其明確定義為「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但「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據《嘉靖實錄》稱：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這已經是史籍中對真倭的最高估計了，其他文獻的估計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在明代，海商是不允許的。出身農民、對藍色文明無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海禁令

「片板不許入海」。然而，繁盛的海上貿易卻無法停止。很快，浙江沿海走私貿易迅速發展，並在雙嶼港紮下根來。不久，以雙嶼港為基地，以許氏兄弟、李光頭為首的幾股勢力較大的海商集團羽翼漸豐，葡萄牙人則在島上修路建房，開闢市鎮。鼎盛時期，雙嶼港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歐洲的自鳴鐘、火器，南洋群島的胡椒、香料，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和數不清的白銀於此匯聚交易。

在雙嶼港崛起的20多年時間裡，雖然走私嚴重，但浙海堪稱寧靜，海商志在利潤，並不打家劫舍；為了保護貿易安全，往往還剿滅小股海盜。然而，這份安寧並未維持多久，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終於，一樁血案成為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餘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並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洗劫了謝氏莊園並掠殺了謝氏宗族。謝氏血案觸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經，嘉靖皇帝派遣幹將朱紈前來鎮壓「倭寇」。幾次大捷之後，朱紈在奏摺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全閩海防，千里清肅。」

沒有贏家的戰爭

然而，朱紈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勝利，正是巨大動亂之前最後的平靜，當海禁的口袋愈收愈嚴，手段也越來越殘暴之後，被顛覆的海商巢穴卻變成了巨大的馬蜂窩，捅掉之後，不知從哪裡迅速湧出了成千上萬的「倭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萬千中國「倭寇」人頭落地，而連綿的動亂和鎮壓也極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東南沿海富庶之區遭到嚴重的破壞。朝廷逐漸意識到這一點，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後，新即位的隆慶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鐵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終於從內部撕開了一道小小的裂縫，依稀透進一線曙光。而諸多找到生機的中國「倭寇」亦很快由寇轉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緩解和平息。從這個意義上說，「嘉靖倭難」實乃一場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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