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歷史上竟是風雲奔涌之地｜文史宴

大司馬亂入：近日作為北京新開發區的雄安新區，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這塊地方在歷史上並非無關緊要之地，三國時是公孫瓚最後的據點，北宋時是宋遼戰爭的前線，今天又是高速公路聚集之地。

知古可以鑒今。文史宴公眾號特邀學界的歷史地理、軍事地理學者雲翳，為大家講講雄安新區的前世今生。

近日，中國政府宣布在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規劃設立雄安新區。

此消息一出，足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各界尤其是經濟界給予了這個國家級新區高度關注，有關新區發展前景和戰略意義的各種評論、報道紛至沓來。人們開始想像著雄安新區的未來，隨政策和規劃而勾勒著自己的理想藍圖。

然而，鮮有人會回過頭看看雄安新區的過去。不清楚它的過去，多少有點底氣不足的意味。如果能夠看明白過去，那麼未來，應該可以看得更加光明。

今時的雄安新區並非橫空出世、突兀而生，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紛繁多變的地方行政演變里早已留下了似曾相識。

雄安新區主要規劃地雄縣、容城、安新3縣很早就建城或置縣。

雄縣早在漢代就有縣城，名為易縣，歸屬涿郡（今河北涿州一帶），公孫瓚與袁紹相爭，最後在易京兵敗自焚，即是此地。到了五代時期該地才設置雄州，後代雖然建制更改省並，但雄縣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劉備的老同學、幽州之雄公孫瓚

容城縣亦是漢代所置。據史書記載，漢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匈奴降王徐盧封容城侯，始置容城侯國。容城之名也由此發端。

相比較而言，安新縣的縣名則要年輕的多。安新縣設立於1914年，當時是將安縣（安州）與新安兩縣合二為一，各取其名之首字命名。但是安縣和新安兩縣的設縣史亦能夠追溯到宋代，建城史還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

雄安、容城、安新3縣看似都有自己獨特而延續的建置史，但在漢以後的歷史時期里相互之間都有著錯綜複雜的省並史。

比如，安新縣在唐代之前都是併入容城縣之中。容城縣卻在宋、元、明的時候，反覆在併入雄縣和獨立設縣的兩種行政狀態中變化。而雄縣在宋、金時期是為雄州，地位重要，轄地廣闊。

唐代雄安新區示意圖

總來的說，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政治需要，最為重要的影響乃是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的。

雄縣、容城、安新3縣位於河北省中部地區的華北平原之上，西部隔保定市與太行山脈相鄰，東部越過天津即是渤海灣，北部隔著拒馬河與其他行政區分割，北望北京，南部則是唐河還有白洋淀。

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中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山川形便。所謂山川形便，是指以天然山川作為行政區劃的邊界，使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劃相一致，以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軍事防守，也有助於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

三縣的東西兩邊的保定和天津都是在歷史上較為重要的區域中心，不可能併入三縣。而由於其北部拒馬河、南部唐河和白洋淀（歷史上白洋淀比如今大很多）等水域的分割影響，使得這一區域天然與南北兩部分地區隔離。

比如，東漢時期拒馬河以北屬於范陽郡，以南的三縣之地則屬於河間郡。到了北宋時期，宋、遼雙方對峙於河北平原中部地區，拒馬河（上游為拒馬河,下游至今雄縣北白溝鎮折東經霸縣北、信安鎮北,東流至天津入海）成為雙方在此地區的界河。

因此這一地區容易形成一個區域整體，行政區劃的變化多是在區域內的省並，或者是分開歸轄於東西兩邊。

另外，從河北地區乃至全國的交通網路來說，雄縣、容城、安新3縣尤其是雄縣容易因便利的交通條件突出為某個形勢下的重點區域。

在唐代以前，以兩漢為代表的強盛王朝大多定都於於今西安和洛陽，此類王朝會以都城為中心和樞紐，興修連通全國的交通網路。

而位於帝國版圖東北方向的北京城因其歷史悠久，地處華北平原、東北平原和蒙古高原三大地理版塊的結合部位，是國帝國邊防重鎮、不同民族經濟文化的交匯之處，地位尤其獨特。因此溝通北京與當時都城的交通路線十分重要。

北京為三大板塊交匯之重地

久而久之，逐漸在今天的河北地區形成了一條溝通南北的主要交通命脈——太行山東麓南北大道。

此道西靠太行山脈，處諸水上游，其大致走向是從北京沿太行山東麓南下，經過諸多邯鄲、鄴城、安陽等諸多名都，渡黃河向西直通都城所在，其在河北境內大致相當於今天的京港澳高速一線，這條路線是唐以前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道。

而當時三縣所在之地還處於這條南北交通線的東方，難以從這條交通線上取得直接的便利條件，也尚未顯現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安史之亂」以後，河北地區藩鎮割據，唐王朝對該地區的影響力逐漸削弱，該地區與中央所在地長安以及中原地區的聯繫也較以前有所減少，因此「太行山東麓大道」雖然仍是一條溝通南北的主要道路，但其重要性較以前有所降低。

五代和北宋以開封為都，促使中國帝制時代都城發展演變進入了一個重要轉折時期，都城的選擇由此前的長安、洛陽所在的中原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轉移。

都城位置的轉移相應地引發了以其為中心的全國道路系統的調整。表現在河北地區就是一條新縱貫南北的道路發展並成熟。

開封成為首都後，溝通其與幽州（今北京，遼將其建為南京，名析津府）的道路，如果仍沿襲傳統的「太行山東麓大道」，就要出開封城向西，經孟津（今河南孟縣南）北渡黃河,然後向東再折向北，這樣就顯得迂遠。

因此，正是順應形勢的需要，一條新的貫穿河北地區南北的交通要道產生了。

嚴耕望先生在其著作《唐代交通圖考》里所提到了唐代河北平原平行於太行山東麓大道的另外南北交通道路到了宋代因都城影響就更加重要。其具體路線大致是開封-澶州-德清軍-大名-貝州-冀州-深州-瀛州-莫州-雄州-新城-涿州-析津府，大致與今天的大廣高速平行。

在這條路上，雄州成為必經之地，重要作用開始顯現。

北宋雄安新區示意圖

後周英主周世宗佔領瓦橋關後，將其改名為雄州，作為北伐契丹的前線基地和防禦契丹南下的重要邊防堡壘。但宋太祖在位期間，其主要精力在於消滅南方的各個割據政權，對北方的契丹採取守勢，注意加強雄州的邊防設施。

出於以步兵為主的宋軍難以在平原地區抗衡來去如風、侵略如火的遼軍騎兵，宋朝政府就在雄州地區密植樹木，以期能夠限制遼騎兵的機動能力。宋太祖於建國初期就命令：

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真宗朝，以為使人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

這些樹木在一定程度起到了遲滯遼軍騎兵的作用，也就遭到了遼軍的反破壞。

等到了宋太宗時期，由於兩次北伐遼國都以慘敗告終，被迫對遼採取守勢，推行消極防禦的軍事方針，於淳化年間採納何承矩的建議，在河北地區（主要包括今天的雄安新區的區域）利用當地地勢低洼、河湖密布的有利地形，興修塘泊。

宋遼爭戰形勢

雄州以東至渤海一帶的邊界地區是源自太行山區眾多河流入海的末梢之地，湖泊沼澤眾多，不利於契丹騎兵行動，遼軍南下進攻的重點即是東起雄州，西至太行山一線，因此雄州一帶即成為修塘泊的重點地區。

沈括的《夢溪筆談》就說到：

瓦橋關（今雄縣）北與遼人為鄰，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破澤之地漪水為塞。……自此始奎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為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庄等泊，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為之源，東合淖沱、漳、淇、易、白等水，並大河，於是自保州（今保定一帶）西北沉遠泊，東盡滄州泥沽海口，幾八百里，悉為漪潦，闊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為藩籬。

北宋朝廷採取構築「水長城」的防禦措施，對三縣之地進行淀泊改造，以雄州為代表的三縣之地成為了北宋國防重地。宋廷還特地成立高陽關路，專門管轄這片區域，統籌部署北邊國防。

楊家將故事中的楊六郎就做過這個高陽關路的副都部署，來保境安民。家喻戶曉的青天包拯還出任過高陽關路都部署。包拯就認為處於極邊地區的雄、莫 （今河北任丘）、瀛（今河北河間）等州「並是控扼之地，其雄州尤為重地」，而雄州「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徑平坦，絕無蔽障之所」，因此對塘泊倚重頗深，其安全「全籍塘水為固」。

楊六郎楊延昭

打造「銅梁門、鐵遂城」防線

當然，北宋高陽關路這個以軍事為主要出發點的行政區劃，管理的範圍要遠大於今天的雄安新區，其成立目的也迥別於今天的為經濟而定。但是這種出於國家管理和發展的靈活多變的舉措，與今天的特設的雄安新區還是有某種相似之處。

時至今日，古代河北平原上兩條縱貫南北的陸路交通線已經演變為京港澳高速和大廣高速，剛好東西夾住雄安新區。再加上橫貫東西的榮烏高速，南部不遠的保滄高速，新區擁有非常便利的交通條件，這或許也是雄安新區得以設立的主要因素。

曾經名噪一時的雄州之地、邊防重處，已經找不到密布的塘泊、往日的硝煙，連白洋淀也已經縮小了很多。早幾天之前，還只是河北省中部經濟發展滯後的普通區域、尋訪宋遼相距戰道的懷古之地。但是，隨著這輪政策的影響，此地在未來也許會變成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特區。

清代雄安新區示意圖

懷古才能知來，我們希望，從歷史長河裡流淌下來的行政規劃和地方管理的因勢而為、順時而動的靈活多變，還將在未來的發展中得以延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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