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九歌圖》與《九歌圖》題詠詩

《九歌圖》（局部） 資料圖片

最早將屈原的作品用繪畫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是宋代著名畫家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的《九歌圖》。至元代，畫家們紛紛對李公麟的《九歌圖》進行模仿或再創作。

元代畫家所作的與《楚辭》有關的圖畫，除了一幅《屈原漁父圖》外，剩下的皆與《九歌》有關。現存及見諸書錄的元人《九歌圖》，有張渥（字叔厚）、趙孟頫、錢選等人的作品。其中張渥的《九歌圖》最為有名，其不僅畫技高超，所作《九歌圖》數量亦為元人最多者。此外，他還作有《湘君湘夫人圖》《湘妃鼓瑟圖》等。據記載，張渥《九歌圖》的創作年代可考者有四：一為創作於至正六年（1346）年六月（或說九月）的「白描《九歌圖》吳睿篆書詞本」，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其二為創作於同年十月的「臨李龍眠《九歌圖》吳睿隸書詞本」，現藏於吉林省博物館；其三是創作於至正十六或十七年的「周伯琦隸書詞本」，見於貝瓊《書九歌圖後》一文，不傳於今；其四是創作於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褚奐隸書詞本」，現藏於美國克利夫蘭藝術館。四種皆是張渥畫《九歌圖》於前，吳睿、周伯琦、褚奐等人以不同的字體書《九歌》於各圖之後。四本皆以十段畫《九歌》，從《東皇太一》畫至《國殤》，一篇一圖，而所書則皆含《禮魂》。

現存及見諸書錄的元人《九歌圖》，還有趙孟頫、錢選等人的，數量皆不及張渥。此外，還有一些雖不傳於今，但通過題畫詩或畫記能夠得知的，如虞集作有《題馬竹所九歌圖》一詩，便可知元人馬竹所亦作有《九歌圖》；柳貫有《題離騷九歌圖》一詩，可知有《離騷九歌圖》，但不知其作者。明代《嚴氏書畫記》也記載了元代有《九歌圖》，但同樣不知其作者。

元人作《九歌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李公麟《九歌圖》的影響，李公麟《九歌圖》的成功，為元朝畫家們提供了模仿對象，從模仿到創作，便逐漸形成了一種以《九歌》為題材作畫的風氣。元代的《九歌圖》也在畫者們的模仿和再創作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首先，元代的畫家們在《九歌圖》中表達了對屈原的同情與敬佩。如張渥所作的《九歌圖》，「吳睿隸書詞本」圖前有屈原象，「褚奐隸書詞本」圖後有屈原象，畫中屈原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是神情堅定，畫者對屈原的同情和敬佩透紙而出。這是李公麟《九歌圖》中所沒有的，而為明朝陳洪綬《九歌圖》效仿。

其次，元代的畫家們以畫探求屈原借《九歌》表達的深意，他們在畫作中注入了自己對《九歌》的理解。《九歌》的創作年代，歷來聚訟紛紜，至今沒有定論。元代的畫家們多認為此為屈原被放逐後所作，而屈原在詩篇中是有所寄託的。如，貝瓊在《書九歌圖後》中說：「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製，比興之間，致意深矣。……今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言張渥以屈原之文畫《九歌圖》，是為求屈原之心。而此心正是朱熹所說的屈原「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心。張渥《九歌圖》所畫的屈原象，其後書《漁父》一篇，這就使人不由自主地將屈原那種憂心國事的情懷與《九歌》密切聯繫起來。又如劉德新說趙孟頫畫《九歌圖》：「靈均之賦天問，文生於畫。雪松之圖九歌，又畫生於文。乃知文心畫心，正在風水相遭之際耳。」趙孟頫在《書九歌並繪圖自跋》一文中云：「《九歌》，屈子之所作也。忠以事君，而君或不見信，而反疏然，其忠信有不能自己，故假神人以寓厥意。觀其末章則顯然昭然矣。」指出《九歌》是屈原假借神人來寄寓自己忠而被謗，信而見疏的憤懣。

再次，元代的畫家們以《九歌圖》寄託自身情感。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元代《九歌圖》的作者中，有的經歷了宋元易代，如趙孟頫、馬竹所、錢選等；有的生活在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的元朝後期，如張渥。他們以《九歌》為題材作畫，或表達對故國的思念，或宣洩心中的憤恨抑鬱之情。如，趙孟頫身為宋朝宗室成員，雖屈節仕元，但心中未嘗沒有痛苦。他的詩中常流露出歸隱之意，《罪出》一詩更是道出了其榮華富貴背後的哀痛與悔恨。而比悔恨更加深沉，又更加難以啟齒的則是他的喪節。而在中國文學史上，屈原作為一個忠臣受人尊敬，趙孟頫畫《九歌圖》，除表達對屈原的敬佩外，當還有對自己失節的悔恨。又如張渥，其屢試不中，仕途不通，遂寄情於書畫，《玉山草堂雅集》指出其畫「雖達顯人不能以力致之」，可見其有所抱負但又無法施展的抑鬱之情或多或少地表現在畫作中。而屈原心懷「美政」理想，為之奔走先後，卻不得重用，無法實現自身理想抱負，在這一點上，張渥與其有共通之處。清朝吳升在《大觀錄》中指出張渥《九歌圖》與李公麟的相比，「人物景象別具思致」，此「思致」大概就是張渥所寄寓的與屈原類似的關心國家卻無法施展自身抱負的抑鬱憤懣吧。

隨著《九歌圖》數量的逐漸增加，對《九歌圖》題詠也隨之而起。元代與《九歌》有關的詩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九歌圖》題詠詩。根據學者統計，元代題詠《楚辭》的有31題32首，其中題詠《九歌圖》的就佔了18題18首，相較於宋明兩代來說，不管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突出的。這些《九歌圖》題詠詩中有部分是專門為李伯時的《九歌圖》所作，朱彝尊《李龍眠九歌圖卷跋》言：「李伯時《九歌圖》，用澄心堂紙作，每圖書三閭大夫辭後……卷末元人題詠甚多。」虞集、吳澄、盧摯各存一篇關於李龍眠《九歌圖》的題詠詩。此外，方回、柳貫、袁桷、王惲、黃溍、程鉅夫、王沂等都有《九歌圖》題詠詩。

元代的《九歌圖》題詠詩是將圖像與文本融合後的結果。作《九歌圖》題詠詩的詩人們，不僅要具備欣賞繪畫、為畫作詩的能力，還要熟悉《九歌》文本與屈原的生平事迹，以及屈原想要借《九歌》表達的情感等等。

吳澄在《題李伯時九歌圖後並歌詩》中表示世人只是喜歡李伯時的畫，而不是屈原的文章，更不用說屈原此人了，其曰：「往歲洪守毛侯以所藏李伯時畫《九歌詩》本見示，予為作跋語及歌詩。近譚觀又持此畫至，豈能復措一辭？得善書人寫予舊跋詩於後可矣。然世之好者，好李之畫而已，非好屈之文也，誰更論原之心哉？」其《歌詩》一首雖然刻畫了屈原哀怨的形象，讚美了屈原清凜的氣節，但更多的是讚揚李公麟的畫技，並且吳澄認為這也是當時的普遍狀況。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很多《九歌圖》題詠詩就體現了元人對屈原的作品非常熟悉與喜愛。盧摯《題李伯時九歌圖》一詩就是如此。通過此詩，我們可以看到盧摯對屈原的作品很熟悉，詩中提到了東皇、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九歌》中書寫的神靈，直接引用了《九歌·山鬼》中的話語，還對《離騷》《九歌》《遠遊》等篇章進行了雜糅，對屈原之文的熟悉程度可見一斑。詩末更是表達了自己有「續騷」之心。

更多的《九歌圖》題詠詩不僅表達了詩人對屈原作品的熟悉，也表達了對屈原的同情。如虞集的《題馬竹所九歌圖》篇末言「慨然長太息，悲歌寫離尤。想像以惝怳，開卷令人愁」。貢奎的《題九歌圖》更是借畫借詩言情，其詩曰：「忠言去國今已矣，悲憤空復遺騷經，巫歌覡舞習楚俗……寓情托寫豈真見，龍眠落筆無遁形，凄涼展玩重懷古，尺素自足超丹青，歌之招之九復九，嗚呼眾醉誰其醒。」言屈原忠而被謗，信而見疏，被放逐之後寫下《離騷》一篇，其中飽含屈原的悲憤之情。屈原離開楚國，見識了解了楚地巫覡歌舞祭祀的民俗之後，創作了《九歌》，並在其中寄託了自己的真情。貢奎對屈原無疑是同情的，李龍眠的畫，只是引起了貢奎對屈原的懷念和感慨的一個引子。又如，方回的《離騷九歌圖》曰：「正則靈均皇揆余，屈子文章古所無。……吾王不寤蛾眉嫉，知心惟有寡女媭。……我詩頗似賈誼賦，敬吊先生空嗟吁。」方回稱讚了屈原的文采，並肯定了屈原的忠君愛國之情。這首詩像賈誼的《吊屈原賦》一樣，對屈原的人生有著喟嘆，也有著尊敬悼念之情。而柳貫的《題離騷九歌圖》不僅以「皇恤放臣悲」點出了屈原被放逐的悲痛，更是指出《九歌》雖然書寫的是以巫祭祀的內容，但實際上表達了屈原的悲痛，而這些情感都蘊含在元人的畫中。

更有元人認為《九歌》所承載的屈原的情感已經不是圖畫能表達的了，如程鉅夫《九歌圖》一首曰：「瀟湘南下洞庭深，無力能援楚國沉，縱使九歌堪入畫，何人寫得放臣心。」程鉅夫的這首詩點出屈原忠君愛國，想挽救楚國滅亡的命運，但卻無能為力。他認為雖然有畫家能將《九歌》的內容畫於紙上，但屈原內心對楚國的熱愛，對楚王的忠誠是畫不出來的，其忠而被謗、信而見疏後的痛苦之情也是無人能刻畫的。

元代的《九歌圖》題詠詩建立在詩人們鑒賞《九歌圖》所獲得的審美感受上，但詩人們往往又不局限於圖中，而是跳躍出圖的範圍，結合自己讀《九歌》文本的體悟，加入理性評論。所以，元代的《九歌圖》題詠詩實際上是以嘆息屈原之人為主旨的，詩中抒發了對屈原或悲嘆或尊敬之情。元代的詩人們不僅肯定畫家的畫技，也肯定屈原的文采，更透過圖畫及屈原的作品來探究屈原的內心，對屈原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文/陳靜 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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