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名噪一時的八大胡同，現在成了北京棚戶區？

華燈初上，正是日本歌舞伎町一番街開始熱鬧的時候，人頭攢動，熱鬧非凡，是吸引世界各地遊客的「特色」景點。然而，比之20世紀初的北京妓院集中地——八大胡同，還是遜色幾分。當時人們逛八大胡同，不以出入妓院為恥，反而願一擲千金，金屋藏嬌。這使得一向被視作傷風敗俗的娼妓業，變得不同以往。那麼，八大胡同到底因何不同？在傳統北京又佔據著什麼地位？

一、京城「花街」的形成

八大胡同，並不僅僅是八條胡同，而是泛指大柵欄一帶的煙花柳巷，具體位於前門大街西側，主要指煤市街以西、五道廟以東、李鐵拐斜街以南、西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區域，其中以百順胡同、胭脂胡同、韓家潭、陝西巷、石頭胡同、王廣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紗帽胡同為代表。

《京城內外首善全圖》約刊於1800年

八大胡同的區域在清代前期已經逐步形成，其成因主要是政治的主導，即「旗漢分住」政策。順治初年，為拱衛皇室，穩固政權，在北京實施了「旗漢分住」，皇帝下令將普通漢民以及八旗以外的官僚士紳等逐出內城，由滿族、蒙古、漢軍八旗的士兵及其家屬分區而住。

就內外城而言，處於政權中樞的滿人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將普通漢人全部逐出內城，就連朝廷大臣等高級官員在內的漢人也要遵照規定。乾隆年間有名的政治家紀曉嵐同樣只能住在距離紫禁城較遠的外城。清政府除了把漢民及八旗以外的官紳趕至外城，同時還禁止在內城開設包括妓院、戲院在內的娛樂設施，甚至禁止開設營業性旅店。

於是，內城的主要職能在政治與軍事方面，八旗守衛皇室；外城則因此遷入了不少娛樂和商業場所，包括搬至城門外的妓院。清初的這一國策形成了滿漢分治的格局，把清代北京內外城的區域功能和特性作了明顯的區分。

清代京城居民除了受傳統城市空間的制約，「宵禁」也是對內外城管理的一種常態。清代由正陽、宣武、崇文三個城門連接內外城，除緊急軍務和朝廷要務等特殊情況外，早晚依規定按時啟閉，士兵嚴格盤查，違時不能通過，翻牆將受嚴厲處罰。民國時期雖無清朝嚴格，但還是只能按規定出入。內外城之間，以原有的城牆和護城河相隔。「宵禁」和城牆、護城河的阻隔再次強化了內外城的職能和區域劃分，居民的日常生活及消費需求受到了地域的影響，外城的日常性生活服務功能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和消費。

另外，清政府廢止了官妓制度，還對涉娼行為作了相關規定。這些規定不僅禁止具有官員和科舉資格的身份者及其子孫嫖娼，而且對開設妓院容留妓女的營業者身份明確設置了禁區。即便有明文規定，但是清代史料中還是能經常見到官僚、文人嫖娼宿妓的蹤跡。

作為色情娛樂業集中的八大胡同區域，清初因政治干預，各妓院從內城集中到了距城門近的大柵欄一帶。由於內外城職能的分化和強調，外城的日常生活職能日益突出，住宅和商業設施也開始雜居於此。隨著晚清政權控制力的衰弱，律條的作用趨於形式化，素受抑制的妓院逐漸呈現繁榮局面。

二、歡樂街上的繁華

清末北京以同時期日本娼妓管理制度為藍本，將妓院與娼妓納入了市政的正式管理體系。民國的北京市政繼續沿襲這一制度，發展和細化了對妓女、妓院的制度化管理。

根據麥倩與甘博的兩份調查報告，20世紀一二十年代包括公娼和私妓在內，北京妓女有一萬人左右，在世界上算是妓女眾多的城市。民國時期北京的妓院註冊共有332家，一、二等妓院105家，其中八大胡同區域就有100家；三等妓院193家，屬這一區域的共71家。由此可見，清末民國的妓院與公娼集中在八大胡同區域，而且一、二等的妓院幾乎都集中在這裡。

京城妓女、妓院的等級有妓女的品貌、才藝等條件和妓院設施、服務諸因素的影響，也有市政當局為了便於管理，設定等次的原因。光緒三十二年按照《管理娼妓規則》，即已將妓院分為四等：清吟小班（一等）、茶室（二等）、下處（三等）、小下處（四等）。

這四個等級的妓院及妓女，按規定交納營業稅費等。妓女等級不同，不僅交納的稅金有差異，而且每月例行的身體檢查費也不一樣，以一等最高依次遞減。對於市政的財政收入來說，妓院每月的營業稅有著重要的意義，一、二等妓院的重要性就更高了。

民國時期的妓女

八大胡同除了是風花雪月之所，還是戲曲名角鬥豔以及老商號雲集、黑白兩道的混雜之地。周邊戲院、飯館與繁榮的妓院三者互相聯繫，有著密切的市場關係。當人們聽戲累了、酒足飯飽後就到隔壁的妓院縱情瀟洒，所謂聽戲吃飯招妓一條龍。

歷經了18世紀的長期繁榮，進京的各地藝人、戲班紛紛進駐正陽門外大街的東西兩側。至晚乾隆年間，戲班和演藝人員已集中於以韓家潭為中心的區域。自「徽班進京」後，在大柵欄競相登台鬥豔。據載，三慶班進京後落腳於韓家潭，四喜、和春、春台等戲班則下榻於陝西巷、百順胡同及李鐵拐斜街。八大胡同為戲班提供了住宿性的旅館，而徽班的唱紅也帶熱了八大胡同。由於清廷特殊的禁娼政策，「禁宿娼而不挾優伶」，一些清秀伶俐的當紅男旦，同時也成了台下上層社會玩物的對象。一時男色興起。遲至乾隆以後，八大胡同已成為上流社會樂此不疲的色情遊樂場所，只不過在「禁娼」條令下，達官富賈遊樂的主要對象是男優，魏長生同和珅的關係便是其中一例。

徽班進京

八大胡同周邊集中了容納流動人口的飯館、旅館、會館以及商業與娛樂設施，不僅為北京居民提供各種日常生活必需品服務，還面向南來北往的行商過旅和長期旅居外城的在京人員提供社會生活服務。這裡的經濟活動非常活躍，不局限於本地，甚至涵蓋全國。所以，在20世紀興起的大眾旅遊和國際旅遊業中，八大胡同作為吸引國內外遊客的一個項目，早已馳名海外。

三、「公共性」的社交中心

在空間上，八大胡同距離主要城門近，與大柵欄僅數百米，交通便利；妓院與民居和商業設施犬牙交錯，和商業區、戲院、茶館、飯館相連，流動人口大，滿足多種市場需求。在政策上，被逐出內城的娛樂業紛紛於八大胡同區域集聚，周邊吸引了遊藝、餐飲、旅館以及便利購物等相關產業；後因徽班進京意外地為受律條限制轉而偏好男色的上流社會提供場所，具有了屬於上流場所的符號意義。最終，形成了一個消費、信息、經濟中心，各行業共集一地的綜合效果不僅擴大了不同目的顧客的多種消費行為，也推動了這一地區包括色情業在內的娛樂行業之繁盛。

妓女、妓院雖有城市「必要之惡」的社會性質，但同時不能單純地把二者理解為性慾排泄設施。其實，妓院同茶館、飯館、戲院一樣，是建立、維繫人際關係的重要社交場，是一個便於利用、操縱的接待場所。妓女是建立人際關係網路的重要工具，是搭建有效社會資源與人際關係的重要平台。清至民國時期的八大胡同，不再只是煙花柳巷，在演變發展中具有了更深層的社會意義。

它是提供社交空間的場所，還是匯聚社會資源的媒介，更是生產經濟活動的重要環節。簡言之，八大胡同是作為「生產力」的另一種社交方式。倘若僅將色情場所看作是道德問題，就難以理解日本紅燈區在亞洲乃至世界備受關注的社會經濟現象。作為歷史研究，不能塑造道德準則，也不能製造道德知識，而是應關注到動亂社會下人及其產生的行為的多面性，不可從道德上作單一判斷。（文/二拾）

參考論文：

《八大胡同與北京城的空間關係——以清代和民國時期北京的妓院為中心》，熊遠報，《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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