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與文史

我與上海古籍書店的因緣，已記不清始於何時。大約從初中開始，因為愛好文史、書畫，所以每年暑假，總要去古籍書店和朵雲軒「遊學」，也力所能及地買一些學慣用品。兩家相距甚近，不過隔了兩條馬路，往來十分便捷。在朵雲軒買的是筆墨紙張；在古籍書店則買些「中華活頁文選」之類，幾分、最多幾角錢一份。開始時還珍惜地保存著，積得多了便扔掉了。《宋本兩種合印淮海長短句》是唯一的例外。

那是在1976年初，古籍善本已有限地在書店冷冷清清地陸續上櫃。我一眼看中了這本《淮海長短句》，是1930年葉恭綽據故宮藏本和吳湖帆藏本的校勘影印本。定價一元五角，而且必須出具單位的介紹信才能購買。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但畢竟我已務農八年，這點錢咬咬牙還是拿得出來的。至於單位介紹信，因我知道它的重要性，又頗得公社領導的信任，外出時常隨身攜帶有多份空白待填的備用，所以當場搞定。欣喜地捧回家中對了詞譜句讀細讀，於相對熟諳的蘇辛豪放之外，領略了婉約的境界。近二十年來，我斷斷續續地扔掉了不下數萬冊圖書，此書卻一直珍藏至今。不僅因為它深刻地見證了我與古籍書店的因緣，更因為它第一次使我懷疑而後逐步明白了書畫與文史的關係。

據葉恭綽的序，此書得以印行，「校勘借錄，多賴張元濟、徐乃昌、袁同禮、趙萬里、趙尊岳、龍榆生、吳梅、吳湖帆諸先生之力，其繕寫則賴何君志航、時君巽庵。」這一連串的名字，多為顯赫的文史專家、書畫名家。由民國過來的書畫家和文史家，包括我所接觸到的沈軼劉、陳聲聰、唐雲、謝稚柳、劉旦宅等，為什麼會走得如此近，會有如此密切的交往和文化的默契？而今天的書畫家和文史家，則基本上沒有什麼交往，即使有，也僅限於社交而不會有太多的文化默契？

這個問題縈繞了我幾十年，直到近年才漸有所得。書畫，有「國學」中的書畫和「美術」中的書畫；文史，也有「國學」中的文史和「學術」中的文史。「國學」中的書畫和「國學」中的文史，兩家實為一家，不僅互有來往，且書畫家往往兼擅文史，如葉恭綽、吳湖帆等都寫得一手好詩文；文史家也多兼擅書畫，如張元濟、吳梅等都寫得一手好書法。而「美術」中的書畫和「學術」中的文史，兩家便是兩家，不僅書畫家罕能文史，文史家罕能書畫，且往往各有壁壘，不相往來。

今天，「國學」熱正如日中天，有形的書畫和無形的文史尤其成為弘揚「國學」的兩大重點抓手。但是，由「美術」中的書畫家和「學術」中的文史家來分別承當振興「國學」的重任，似乎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可能偏離「國學」的本義。

上海古籍書店同時又是藝術書坊，「左圖右史」，一個機構兩塊招牌。它一手致力於經營文史著述，一手致力於經營書畫圖典。就像葉恭綽等前輩既從事書畫藝術的研究、創作，又從事經史詩文的研究、創作，其作為「國學」淵藪的意義不言而喻。「美術」中的書畫和「學術」中的文史在今天的大發展、大繁榮當然值得歡迎，但對於「國學」中的書畫和「國學」中的文史在今天的日趨凋零，亦值得我們反思。對作為文化產業的古籍書店，其經營的理念和策略所提供給社會的服務，書畫界和文史界固然不妨從「美術」和「學術」的立場分而取之，更需要我們從「國學」的立場合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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