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影子部隊：至今仍在中國刺探的神秘間諜機構！

1982年，日本三菱電機公司和日立電器公司僱員因企圖竊取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電子計算機技術情報遭到美國指控。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工業間諜案件之一，日方有21人涉案。（新華社圖）

阿尾博政畢業的時候，在校園裡種了一株青桐樹作為紀念，每期學生在修完課程後，都可以在校園裡種一棵，寓意是希望這些學員都能像青桐那樣，成長為優秀的秘密情報員。而其中的一兩位精英學生將執行諜報相關的秘密任務，他們被稱為「青桐部隊」或者「影子部隊」。阿尾博政畢業後，就接受了這個任務。

按

照日程計劃，阿尾博政要從台灣回一趟日本。9月10日，他要到福岡老年大學去做一個講座，主題是：「陸上自衛隊·最後的秘密間諜之回憶」。

86歲的阿尾博政，禿頂，只有兩鬢還有些許頭髮，和雜亂的眉毛一樣都已斑白，細長的雙眼下是褐色腫起的眼袋，嘴角也微微向下。

這趟回國的計劃最終未能成行。阿尾博政忽然發玻四年前，他被診斷患上了淋巴癌和咽喉癌，現在身體狀況很差，幾乎不能見人。

也無需講座，他的身份早已經為外界所知。在自傳體的《青桐戰士回憶錄：自衛隊秘密諜報機關》中，他詳細披露了自己如何成為一名日本間諜，以及在東亞地區刺探情報的經歷。

近代以來，日本對這一地區的情報刺探工作就從未停止。今年7月30日，中國外交部向媒體證實，中方有關部門正依法對一名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日本公民進行審查，相關情況已通報日本駐華大使館。據《環球時報》報道，這名日本人很可能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自2015年春到現在，至少有5名日本人涉嫌間諜活動在中國被捕。

阿尾博政的特殊則在於，他來自日本自衛隊，在日本情報體系中，自衛隊情報部門是實力最強的諜報機關。

01

影子部隊

阿尾博政

從日本東京市中心出發，西行約26公里，就到了小平市。這是一座市區面積僅20平方公里的小城，人口20萬左右，是東京的「睡城」，很多職場人士每天兩地往返。

為日本自衛隊培養情報人員的專業基地——小平學校，就在這座小城裡。阿尾博政畢業於此。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縣，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值日本社會對軍國主義追捧的狂熱期。二戰戰敗後，日本原有的國家軍隊全部解散，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才以自衛的名義逐漸重建軍事力量。1959年，29歲的阿尾博政加入了自衛隊，當時拍的照片中，他身著整齊的軍裝，眼睛望著前方，右手緊握著刀柄。

當時，阿尾博政原本隸屬於第一空降團，負責秘密保衛工作。很快，日本自衛隊指揮機構開始徵集士兵參加心理情報課程培訓，團長要求阿尾博政參加，就這樣，他趕到了小平學校的前身，陸上自衛隊調查學校。

據《參考消息》報道，小平學校的前身是誕生於1952年的警察預備隊總隊學校第5部，1954年更名為陸上自衛隊調查學校，主要培養自衛隊情報、外語和警務人才。2001年，這所情報學校和陸上自衛隊財務學校合并，校名改稱「小平學校」。

由於地位特殊，小平學校校長軍銜很高，歷來由具備情報部門或駐外武官任職履歷的陸將補（相當於陸軍少將）擔任，現任校長是今年7月1日新上任的工藤天彥，他同時還兼任小平基地司令和中央情報隊司令等要職。

據阿尾博政的回憶錄稱，能入選這個培訓計劃，與其在自衛隊的經歷有關。剛到自衛隊，他就參加了異常殘酷的訓練。比如對抗性馬拉松競走，全體隊員必須同時到達終點。「必須把落後的人員拉著一起到達目的地」，阿尾博政回憶道，「這是為了培養團隊精神」。此外，他們還要學會熟練使用各種槍支和匍匐潛入等技巧。訓練中，他經常要在機槍的強烈掃射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還有特種部隊訓練。由美國留學歸來的訓練員給隊員安排超負荷的項目，比如，一個人在黑熊出沒的森林裡度過一天一夜，或者攜帶1天的食物，進行3天高強度訓練等等。有隊員甚至因無法忍受高強度特訓而自殺。當招募士兵進行情報培訓的通知發下後，阿尾博政的團長很快想到了他，「我認為這很適合你」。

共有12人參加了培訓，而專屬教官就有10人以上，其中還包括3名陸軍中野學校出身的諜報專門教官。陸軍中野學校是二戰結束前，日本最重要的諜報培訓學校。培訓的目的只有一個：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培養能在國內外諜報戰場上發揮作用的人才，「但這很難，實際上能成為秘密情報員的人少之又少」。

課程持續了約9個月，作為秘密情報員，精神和體力的鍛煉是最基礎的。此外，還要學習戰略情報、航拍照片解讀、心理戰防護、語言學、潛入訓練、通信聯絡方法，熟悉各種情報器材的操作、暗號製作和破解方法等。培訓強度比自衛隊時期更大，很多人承受不了，返回原來的部隊。

時至今日，小平學校最熱門的外語是英語和漢語。據自衛隊隊友會會刊《朝雲》透露，該校學員課間交流禁止使用日語，只能說漢語或英語。另據《參考消息》報道，該學校要求學員漢語必須達到翻譯水平，除了普通話，小平學校還專門開設了上海話和粵語的選修課，而這兩種方言流行的區域，也是中國經濟發達、海軍基地和船廠最密集的核心地帶。

阿尾博政畢業的時候，在校園裡種了一株青桐樹作為紀念，每期學生在修完課程後，都可以在校園裡種一棵，寓意是希望這些學員都能像青桐那樣，成長為優秀的秘密情報員。而其中的一兩位精英學生將執行諜報相關的秘密任務，他們被稱為「青桐部隊」或者「影子部隊」。阿尾博政畢業後，就接受了這個任務。

02

「武藏機關」與「國土保護會」

2002年12月6日，日本照相機博物館舉辦間諜照相機展，共展出了200台五花八門的各種間諜相機。

一輛小麵包車在路上駛過，阿尾博政坐在車裡，看著兩旁鬱鬱蔥蔥的樹林不斷閃過，一些建築隱藏其間。他知道，自己已經進入了駐日美軍諜報機關總部，位於日本朝霞市的「德雷克營」。

1963年，結束情報課程後，阿尾博政被要求脫下自衛隊的制服，根據命令，來到朝霞市，與一位青年接頭。隨後，他跟著對方進入「德雷克營」，來到營地一角的小屋。屋裡有很多人，他後來知道，裡面20多人全部是自衛隊的機關要員，其中還有活躍在台灣的日本軍事顧問、在北部調查隊享有盛名的調查員，也有在中央調查隊工作過的人。這個機關就是「武藏機關」。

二戰結束後，根據佔領法，日本情報體系同日軍其他機構一起被徹底摧毀。但隨後，伴隨著冷戰開始，朝鮮戰爭爆發，美軍又開始扶持日本軍事力量，同時，和日本自衛隊聯合成立的諜報組織武藏機關也開始活動。

在這裡，阿尾博政再次接受「徹底的教育」，包括作為日美安保條約項目之一的武藏機關的成立經過、至今為止的成果、今後的方針、與美軍要員交涉的方法和補給管理的方法等。

阿尾博政間諜生涯中第一個任務是針對蘇聯的，他趕到東京新宿，以此為據點，結識了一位蘇聯旅行團的女翻譯，阿尾博政的辦法是施展「美男計」。他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接下來，他就請這位女翻譯幫自己拍攝蘇聯軍事機場的照片。

雖然在美國扶持下，日本恢復了情報工作，但日本情報人員的行動限制很多，也不具備秘密行動能力。阿尾博政也深感束縛，甚至認為自己不過是美國情報機構利用的工具。右翼思想濃重的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建立獨立的情報系統，與上司溝通多次後，對方終於同意。但上司告訴他，想要單獨做情報工作，「你必須辭掉在『武藏機關』的工作，還要真正退出自衛隊」。顯然，這是要和他切斷在官方系統中的聯繫。

阿尾博政答應了。他離開了武藏機關，開始獨立行動，後來又在新宿創立了一個國土保護會。這個組織主要從事國內情報搜集工作，但運轉維艱。1970年，終於感覺要撐不下去，當時他們在工作中又與時任自民黨幹事長（後任首相）田中角榮發生衝突，阿尾博政回憶道，自己一度產生過刺殺田中角榮的想法，並潛入他的住宅附近勘察，「現場調查的結果表明，警犬數量眾多且『田中御殿』周圍的燈光過亮，最終我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念頭」。

事實上，按照日本憲法的限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日本情報人員都不允許進行綁架、暗殺、顛覆政權的間諜活動。

03

「往往要賭上性命」

就在阿尾博政與武藏機關合作時，日本外務省前情報局局長孫崎享才25歲，剛剛進入外務省，開始自己的情報生涯。

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孫崎享進入莫斯科大學經濟學部經營研究所學習。當時日本外務省內部對蘇聯態度分歧很大，孫崎享有意把在莫斯科見到、搜集到的一切信息，加以整理、匯總並進行分析，最終提交了相關報告。

孫崎享

「分析課長對我提交的報告頗感興趣，於是將我招致麾下」，孫崎享回憶道，戰後的外務省，以情報為主要工作的人非常少，前駐西徳大使澀谷治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還是西德大使館一名普通文員的時候，就通過向德國經濟閣僚做日本經濟報告的機會，「以此換回了有關歐洲貨幣的絕密情報。當時『澀谷情報』在外務省可謂來勢兇猛」。

1971年，中美還在為關係緩和秘密接觸，日本外務省東南亞課就從中美雙方在越南戰爭上的態度、中國邀請包括美國在內的五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等蛛絲馬跡里，分析出中美正在接近的結論，並發出警告。但這個信息是由幾個年輕人提出的，遭到了時任日本駐美大使等人的反對，「外務省是個極為看重資歷的地方」，這份來自年輕人的分析報告，並沒有引起外務省的重視。

日本的情報體系雖然被摧毀，但日本人的情報分析能力還在。據孫崎享在《日本的情報與外交》一書中回憶，當時日本外務省的情報工作，很多都是從公開資料上獲得信息，並進行分析。他進入情報界的「敲門磚」報告，主要就是依據與學生的交往以及從圖書館裡看到的資料。

「其實大量的情報是可以通過公開信息分析出來的。」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系的趙新利博士告訴本刊，他的導師山本武利就曾推測，約80%的秘密情報可經分析得出，「情報不是說一定要找關鍵的人通過非法渠道竊取，日本情報工作的一個特色就是分析能力強。」

據媒體報道，現在日本有兩大暢銷書每年更新，一是三菱綜合研究所編的《中國情報》，二是《現代中國名人辭典》。前者包括中國社會政治、軍事、文化、科技等各種信息數據，後者更詳細完備，中國黨政要員、區縣以上人大、政協、司法、教育、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國企等人名、簡歷等資料盡在其中。這些信息，大都由公開渠道獲得。

當然，在特殊時期，搜集信息的過程，也時常會發生意外。據孫崎享書中記載，「布拉格之春」後，日本駐蘇聯武官與夫人開車，打算到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調查情況，結果在莫斯科市內等紅燈時，被一輛飛馳而來的卡車撞傷，布加勒斯特計劃也告吹，「是不是卡車蓄意撞擊以阻撓其實施計劃呢？」

雖然聽起來像是電影情節，但孫崎享這位日本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前局長相信，暗殺行動確實存在。他還在書中記錄了1970年的一起暗殺事件：當時日本在國外的大使館，常被駐在國安裝竊聽器，為了弄清日本駐蘇聯大使館是否存在竊聽器，外務省特意從日本派專家調查，「出於對專家安全的擔憂，沒讓他住在酒店，而是住進了公使官邸」，孫崎享回憶道，但沒想到，公使官邸內有一名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蘇聯女傭，在專家的茶里下了毒，隨即從公使官邸消失了。

其書中還提到，20世紀70年代末，一名日本外派武官前往中亞國家旅行。這名武官在飯館吃飯時，提議「為日本武士道精神乾杯」，結果酒里已經被下毒，感到異樣的他急忙衝到廁所並反鎖了廁所門，一個小時後中毒而亡。孫崎享說，「冷戰形勢嚴峻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蘇聯境內收集情報往往要賭上性命」。

有時候，他們還會遇到甜蜜陷阱。女間諜色誘男性，以此要挾對方交出機密情報。孫崎享記得，「在我任內（日本駐伊朗大使），土耳其、西班牙、埃及的大使都曾曝出與伊朗女性的醜聞。其中土耳其、西班牙兩位大使還被迫離了婚」。

04

「看起來完全不像間諜」

Petal為世界上最小的間諜相機，僅有硬幣大小。（@視覺中國）

海口市一家高級賓館的豪華套間內，一個略微禿頂的日本男人拎著皮箱來到窗子旁。他從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機的機器，熟練地架好，對準波長。傳出的聲音開始有些嘈雜，但慢慢變得清晰。

忽然，門外傳來了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聲，他感到一陣恐懼，本能地拔下天線，把機器扔在床下，衝到床上，看起了電視。一會兒，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他裝作睡眼惺忪地打開門，兩個強壯的男子衝進房間，環視一周後，其中一人說：「原來是電視。」這名日本男子裝作困惑的樣子，用日語提問，對方很不耐煩地走了。

《環球人物》雜誌摘錄的阿尾博政的這段回憶，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1972年，中美髮布聯合公報後，名義上已開始單幹的阿尾再次接到自衛隊上層機關召見。據他回憶，上級指示：「不久的將來，日本就要和台灣斷交。日台關係會變得很複雜。從日本安保大局出發，需要有人監視台灣。希望你能完成這項任務。」

不久，阿尾博政便以經濟學學者的身份潛入台灣，又隨即以「民間交流」為借口出入中國大陸。1982年初，他已在台灣潛伏十年，某天台灣大陸工作會的一位官員找到他說：「阿尾先生，您已做了那麼多與台灣相關的工作，今後要不去中國大陸工作試試？」

當時兩岸溝通尚未恢復，台灣地區民眾訪問大陸受到嚴格限制，台當局想刺探情報更是難上加難。他們於是想到了請日本人幫忙。事實上，阿尾博政並非第一個受台灣指示的間諜。就在他抵達台灣前，日中貿易促進會翻譯團的翻譯中島正義，已經為台灣效力十來年了。據《人民公安》雜誌記錄，從1956年到1967年，中島正義到中國港口刺探情報多達上百次，但他的行跡早已暴露，終於在1967年被捕。1973年，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特務罪，判處中島正義有期徒刑20年。他一直服刑到1978年，中日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才被提前釋放。

接到台灣情報部門邀請的阿尾博政，向在日本的上級彙報了此事，日方同意，並有一條附加條件，即阿尾提交給台灣的報告也要提交給日本的上級。阿尾博政回憶說，「在歐洲的假面舞會中，有人會戴半張臉為白色，半張臉為黑色的面具。我則成了戴著『向右為了日本，向左為了台灣』面具的男人」。

如同孫崎享在蘇聯的情報工作一樣，中島正義、阿尾博政等人在大陸，主要也是以收集信息為主。不論去中國的哪個都市，阿尾博政都會把當地的街頭巷尾逛個遍，尤其喜歡去遊客不會去的地方，因為那裡也經常是當地人最多的地方。他常用小型相機偷偷拍下牆報的內容，認為這代表了民眾的聲音。吃飯也盡量選一般市民聚集的食堂，因為食堂的價格和內容是當地人生活狀態的重要指標之一。

阿尾博政也常去各城市的新華書店，收集了很多城市地圖、汽車時刻表、政府刊物和統計表等。在這些資料中，阿尾博政認為官方報紙是份極有價值的材料，「表面上是不顯山不露水的……解讀文字背後的內容的話，還是能讀出相當正確的情報的。」

有一次，到香港活動，阿尾博政還認識了一位名叫水野重雄的間諜。「水野此人，若用一句話形容便是和藹慈祥的老人。他的身邊經常有年輕女性陪伴，吃飯時甚至要女性將飯菜送到口中，看起來完全不像間諜，」阿尾博政回憶道，「但仔細想來，做間諜就應該是這樣，表面上看完全不是做這種工作。」

當時的香港，是「間諜天堂」。據《南方周末》報道，除搜集香港本土的情報外，這些情報人員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內地的間諜活動。改革開放前，日本諜報機關通常會在香港開設一家貿易公司，藉機進入中國內地。

05

「情報族」重生

2013年，日本政府機構在進行網路安全防禦訓練。（REUTERS圖）

1983年9月1日，大韓航空一架波音747客機偏離航線，進入蘇聯領空。蘇聯軍方發現後，隨即派出戰鬥機攔截，蘇方判定這是一架美軍軍機。在攔截、驅逐未果後，蘇聯戰機將其擊落。機上26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當時駐紮在北海道的日本航空自衛隊不但捕捉到了航空客機的雷達信號，而且還竊聽到了蘇聯戰機與地面指揮中心的對話。隨後，在9月6日的安理會會議上，記錄有對話內容的磁帶向各國大使公開，並配有俄文和英文字幕。兩年後，日本政府才承認，這些磁帶是由美國依據日本竊聽到的通話信息製作的。

「雖然無法具體言及時間和事件，但我個人曾經見過中國、蘇聯的通話內容。」孫崎享透露，竊聽仍然在外交、情報領域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永田町（日本首相府、參眾兩院、各重要政黨本部所在地）各政黨要人的事務所周邊，也永遠交織著各種竊聽電波。」

日本的監聽能力非常強大。據《新民晚報》報道，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加藤陽一就曾去過靠近中國台灣的宮古島，那裡有一處建在小山上的六邊形建築，它就是自衛隊宮古島分屯基地的信號情報截收設施。建築內裝有天線，可以收集各種頻率的無線電通信、機載雷達等系統發出的信號，這些信息能讓情報人員判斷出飛機種類和相關任務情報。除了宮古島情報站，日本自衛隊還在福岡市的脊振山和福江島上興建此類設施，它們收集到的信息會被送往航空自衛隊情報科進行分析。

《國際展望》也曾刊文稱，日本專門有一個秘密電子諜報機關「別室」，受內閣情報調查室直接指揮，其任務主要是監聽和破譯東亞地區的無線電通訊。

與英、美、俄不同，日本的情報工作分散於多部門中。據孫崎享介紹，日本現在有「情報族」的稱呼，指的是五個專門從事情報工作的機構：內閣情報調查室、外務省情報統括官組織（原國際情報局）、防衛省情報本部、公安調查廳、警察廳。「從這些機構的佔地面積看，都算不上是國家級的情報機構，防衛省情報本部算是唯一勉強稱得上有一定地盤的組織」。

內閣情報調查室是最早成立的，幾乎在武藏機關成立的同時，調查室也開始運轉起來了。這個部門由內閣官房長官直接領導，每周向首相提供情報。公安調查廳是法務省下屬的機構，主要用於反間諜工作。孫崎享曾經供職的外務省國際情報局，主要通過駐外使館的外交官，搜集所在國的情報，而且由於外交官有外交豁免權，因此相對其他情報人員要更為安全。日本通商產業省下面也設有情報機構，專門搜集經濟、科技情報，甚至還會資助一些半官方機構，進行情報搜集工作。

日本情報能力最強的部門是自衛隊的情報系統，即防衛省情報本部。《南方周末》2015年刊登的一篇報道認為，防衛省情報本部整合了自衛隊的全部情報作業力量，統轄有中央情報隊、中央資料隊、中央地理隊參謀部調查部、第1電子隊等精英情報團隊。

這一切，都是在1990年代之後逐漸建立起來的，雖五臟俱全，能力卻仍然很弱。這一方面與憲法對日本軍事行動的限制有關，另一方，日本內部對情報工作的支持、重視也顯得不足。一個例證是內閣情報室每年的預算僅為1000萬美元左右，而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年預算超過140億美元。

06

情報再差，也要自己獲取

2013年11月26日，在日本國會前，東京市民舉著標語反對《特定秘密保護法案》（新華社圖）

沒有人能想到阿尾博政竟然是間諜。他與弟弟共事多年，也是直到阿尾博政出書公開自己的身份後，對方才知道他的身份。

「如果自衛隊時代就認識我的人看到了這本書，大概會說：『阿尾這傢伙原來在這樣的地方生活過啊，而且做的還是這種出人意料的工作。』」阿尾博政說，這本書的主編聽了他的話以後非常震驚，「曾向自衛隊的幹部進行過確認，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自衛隊的預算完全公開透明，不可能存在秘密情報機關。』」

這並非沒有道理，畢竟從武藏機關離開的那一刻，阿尾博政就已經脫下了自衛隊軍裝，和官方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關聯。《新民晚報》曾轉述韓國退休資深情報分析師的話說，日本情報單位很有「斷尾求生」的本事。有媒體分析，阿尾博政之所以選擇將關涉日本國家秘密的諜報事情公開，目的也是為了讓日本政府更加重視這些秘密情報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一直以來，在日本情報界，都存在一種聲音，敦促日本政府在情報工作上投入更大的力量。

1998年8月31日，朝鮮進行導彈實驗，大浦洞一號飛越了日本國土上空，引發日本國內不安。輿論對日本防衛廳進行了猛烈抨擊。

事實上，在朝鮮試射導彈前，「日本已經從美國政府獲得了精確的圖像情報」，孫崎享回憶道，美日在情報分享工作上歷來緊密，美國經常會把日本周邊國家的重要情報提供給日本，但這些情報「主要出於軍事利用目的，並不包括向國民公示以及訴諸國際輿論等情況」。

這次事件後，日本朝野逐漸達成共識，要發射自己的情報衛星。這遭到了美國方面的反對，連對日曆來友好的美國軍界人物，都覺得沒有必要，「美國向日方提供的圖像精度可以達到50厘米的水平，而日本獨立進行研發，也只能獲得1米左右精度的畫質。何苦花大錢換取質量更差的東西。」

但就像當初阿尾博政希望獨立門戶一樣，日本情報界乃至政界一直存在擺脫美國限制，走向「正常國家」的衝動。孫崎享當時的工作之一就是遊說美國，他最終獲得了美國時任駐日大使福利的支持。福利在美國國會有很大影響力，他的支持給了日本極大的動力。

2003年3月，日本情報衛星「光學1號」和「雷達一號」發射升空，拉開了日本情報收集衛星系統建設的序幕。有軍事專家認為，到現在，日本的間諜衛星技術，已經趕上甚至超越了歐洲國家的水平。

技術上突圍同時，日本政界也試圖從法律上，突破對外情報的限制。2013年，安倍政府力推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其中就把防衛、外交、反間諜和反恐4個領域內特別需要保密的情報指定為「特定秘密」，有分析認為，安倍政府的一個動機就是推動自衛隊更多參與境外活動，使得對外情報活動正常化。

這引起了周邊國家的關切甚至不滿，包括日本國內，都掀起一股反對聲浪。但對阿尾博政們而言，卻是樂於看到的。

然而，「阿尾作為一名間諜雖然很成功，但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阿尾的弟弟說，阿尾博政駐台期間，他的第一任妻子長期不知道丈夫在做什麼，也不知道他在哪裡，終於難以忍受，辦理了離婚手續。而長年在海外刺探情報的阿尾博政對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他回到日本辦理戶籍相關工作時，才發現自己已經被離婚了。

參考資料：《日本的情報與外交》，作者：孫崎享，新華出版社；

《諜影重重：日本情報機構那些事》，新華社記者張偉；

《冷戰後日本情報體系改革探析》，作者：肖傳國；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項目：「近代以來日本國家戰略的演變及中日關係的影響」，《日本學刊》；

《透視日本的情報系統》，作者：劉助仁，《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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