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共產主義會再次席捲全球嗎？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紐約時報》】

「烏拉！烏拉！烏拉！ 」的聲浪猶在我耳畔，那些身著灰色軍裝的士兵在接受檢閱時，堅定地呼喊著， 「熱烈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70周年！ 」

那是1987年，我作為交換生在莫斯科留學。那個11月的清晨，我來到高爾基大街（觀察者網註：現稱特維爾大街），看閱兵隊伍向紅場進發。年輕的軍人們在蘇聯和外國政要的注視下，向列寧墓致敬。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的儀式，其目的是展現共產主義長盛不衰的革命活力和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面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奧利弗·坦博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等左翼領導人，時任蘇聯領導人的戈巴爾喬夫談到十月革命價值觀如何激勵著當下的政治運動。周圍懸掛的標語上寫著俄國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句子：「列寧活過，列寧活著，列寧將永遠活下去！」

1920年，列寧向開赴波蘭前線的紅軍士兵講話

這句標語顯得很空洞，因為當時所有人都看得出來，蘇聯的經濟問題已經很嚴重，尤其我那些靠學校供應伙食的俄國同學們。但即便如此，整個體制仍然看上去如同列寧墓上的大理石般堅固。我和大多數旁觀者一樣，無法想像共產主義會在未來兩年內轟然崩塌，蘇聯會在四年內四分五裂。

很快，大眾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就完全變了：不受干預市場似乎將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形成，而共產主義彷彿從一開始便註定會被掃入托洛茨基所說的「歷史的垃圾桶」。人們認為，全球化的自由主義秩序可能會遭到來自伊斯蘭主義或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挑戰，但無論如何，信譽敗壞的馬克思主義已不足為懼了。

今天，當我們紀念二月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前奏——100周年時，歷史已再度轉折。中國和俄羅斯運用象徵共產主義傳統的符號，凝聚反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在西方，人們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信心尚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復甦，新崛起的極右翼和激進左翼勢力爭相拉攏民意。去年的美國大選季，信奉社會主義的獨立人士伯尼·桑德斯參與民主黨選舉，意外獲得超高支持率；西班牙前共青聯成員帕布洛.伊格萊希亞斯領導的「我們可以黨」也在選舉中崛起，顯示了左翼思想在草根階層的回潮。201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之作《共產黨宣言》在英國成了暢銷書。

所以，我1987年在莫斯科見證的，究竟是共產主義最後的吶喊，還是它要在21世紀再度破蛹而出的掙扎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共產主義錯綜複雜的百年史詩中找到線索，在這條敘事弧上，隨處可見錯謬的早夭、瀕死的絕境和始料不及的復活。

就拿謝苗·卡納奇科夫（觀察者網註：1879-1940，蘇共幹部，著有自傳《沙俄統治下的激進工人》）來說吧。出身農奴家庭的他離開了貧窮的農村，熱切地擁抱現代性，成為了一名工人。卡納奇科夫精力旺盛，熱愛社交，通過《舞蹈和禮儀自學讀物》豐富和充實自己。來到莫斯科後，他進入了一個社會主義討論小組，最終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

由於個人經歷的關係，卡納奇科夫能敏銳察覺貧富差距，意識到新舊秩序之間不破不立的關係，並對專制權力充滿仇恨，這使他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共產主義者給出的解決方案明確、清晰、令人信服。共產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不同，因為他們提倡經濟平等；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因為他們擁護現代工業和國家規劃；與社會主義溫和派不同，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革命性的階級鬥爭才能帶來改變。

卡納奇科夫自傳

在實踐中，這些理念很難簡單疊加在一起。過於強大的國家政府可能會遏制經濟增長，並扶植一批新的精英上位；暴力革命強調周期性地鎮壓「階級敵人」。儘管卡納奇科夫在革命結束後被委以重任，他最終也難免淪為犧牲品——由於跟斯大林的政敵托洛茨基存在瓜葛，他於1926年遭到降職處理。

那個時候，共產主義前景暗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中歐諸國燃起的革命之火已被撲滅。蘇聯孤立無援，別國的共產黨還在襁褓之中便已陷入險境。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里，美國人鑄造的現代性是消費主義的，而不是共產主義的。

但很快，自由放任主義暴露的缺點成為了共產主義的救命稻草。1929年華爾街爆發股災，大蕭條隨之而來，社會主義平等理念以及國家計劃經濟大有取代市場「看不見的手」之勢。此外，共產主義的戰鬥性使其成為了少數幾支準備抵抗法西斯威脅的政治力量之一。

連原本與集體主義和無神論格格不入的美國，也成了社會主義的沃土。1935年，莫斯科糾正了左傾宗派主義錯誤，轉而支持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美國共產黨藉此機會與溫和左派攜手共同抵抗法西斯主義。在《工人日報》前駐紐約記者阿爾·里奇蒙的回憶里，那時美國人開始重拾樂觀精神，他與同事晚上常聚在一間義大利餐廳「為當下的生活、為那個時代，為它預示的未來與希望痛飲，我們確信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因為在其中我們聽到了自己的心跳。」

這種樂觀精神只存在於部分人的記憶中。作為斯大林大清洗的犧牲品，謝苗·卡納奇科夫於1940年死在了勞動營里。

為了維護反法西斯陣營的團結，許多人選擇忽視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共產主義在1930年代末、40年代初煥發出第二春，但在戰勝法西斯後不久便遭到了打擊。隨著冷戰愈演愈烈，蘇聯開始被東歐國家視為帝國而不是解放者。西歐在美國的推動下，對資本主義加以改良和監管，促進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國家的誕生。戰爭時期的指令型計劃經濟不再適用於和平年代。

不過，雖然共產主義在北方國家日益衰微，它在南方國家卻風生水起。共產主義者承諾政府將領導人民快速走向現代化，令許多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心馳神往。正是這些國家掀起了第三波紅色浪潮，它於1940年代闖入東亞，在1960年代末席捲了後殖民時代的南方國家。

中國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農民耿長鎖是位有覺悟的村幹部，1952年他來到烏克蘭的某個模範集體農場參觀。這趟旅程改變了他，回到家鄉後，他剃掉了鬍鬚，穿上了西式服裝，向鄉親們宣揚集體化農莊和神奇的拖拉機。在當時的耿長鎖看來，1917年的革命運動仍然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我們到過烏克蘭，那裡集體農場有土地一兩萬畝的算小的，有一、二十萬畝的很平常。我們看到了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做著比人工效率高得不可比擬的工作。一輛『斯大林八十號』拖拉機，帶兩個五鏵犁，用兩三個人一天耕四百五十畝地，深達九寸。在我們那裡（河北省），要用一百五十個人、一百五十頭牛、一百五十付犁、三十付耙，一天才能耕四百五十畝地，而且只能耕四寸深」——1953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引用耿長鎖發言

革命的中國更加堅定了華盛頓遏制共產主義的決心。正當美國陷入越戰泥潭時，南方國家湧現出新一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拒絕像老一輩溫和的社會主義者那樣容忍「新帝國主義」，認為必須拿起武器發動進攻。1966年，亞非拉三洲人民團結大會在古巴召開，掀起新一波革命浪潮；截至1980年，從阿富汗到安哥拉，從南葉門到索馬利亞，許多國家均加入了馬列主義陣營。

1960年代的西方也經歷了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但這批學生激進分子最終選擇致力於追求個人自主權、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以及世界主義，而不是堅守列寧主義信條，通過階級鬥爭奪取國家權力。激進的德國學生約施卡·菲舍爾就是其中的典型。1971年的他是「革命鬥爭」組織成員，試圖發動汽車工人搞一場共產主義起義，可他後來卻成為了德國綠黨的領袖人物。

從1970年代末開始，美國逐步引領全球市場主導的世界秩序；1980年代末，蘇聯共產主義走向崩潰，世界各地的激進左派陷入了危機。像1960年代的許多學生一樣，菲舍爾適應了新世界：擔任德國外交部長時，他支持美國1999年轟炸科索沃的決定（轟炸的對象是塞爾維亞前共產主義領導人米洛舍維奇的部隊），也支持了德國2003年削減福利的決定。

在南方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負債纍纍的後共產主義國家進行市場化改革；一些前共產主義精英迫切地倒向新自由主義。現如今，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已寥寥無幾：朝鮮、古巴，以及更具資本主義色彩的中國、越南和寮國。

如今，在蘇聯解體二十餘年之後，共產主義還能第四次捲土重來嗎？

一個重大障礙在於，共產主語在60年代以後出現了分裂：老左派把經濟平等當作頭等大事，而菲舍爾的後繼者則更看重世界主義價值觀、性別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此外，在全球範圍內捍衛弱勢群體的利益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人們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問題憤怒不已，為特朗普和勒龐之流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創造了機會，卻使左派進一步陷入困境。

我們剛剛走進一個充滿重大經濟變革和社會動蕩的新時期。由於極度不平等的科技資本主義無法提供足夠多收入體面的工作崗位，年輕人可能會接受更加激進的經濟議程。在新的經濟秩序中，新左派或許能把白領和藍領「失敗者」成功團結起來。呼籲政府重視再分配的聲音已經出現。荷蘭和芬蘭已經開始試行全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它已經十分接近馬克思「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願景。

回望過去，1987年的莫斯科紅場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1917年的彼得格勒冬宮更是恍若隔世。我們不可能回到有著五年規劃和勞改營的共產主義時代。不過要說這段動蕩的歷史讓人明白什麼道理，那便是我們不能草率地認為共產主義「最後的吶喊」已經消逝，否則這個結論將和1950年代的「意識形態終結論」以及1989年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同樣似是而非。

列寧早已作古，舊的共產主義或許也已失去活力，但對社會不公的反感卻依然隨處可見——當初正是它給共產主義注入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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