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邊疆史地研究述略

晚清邊疆史地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範疇。邊疆史地學之所以在19世紀中尤其是鴉片戰爭前後盛極一時，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當時部分有正義感的地主官僚、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危機感，關心現實問題和邊疆局勢，為禦侮圖強、籌邊謀防而獻計獻策，像祁韻士、徐松、龔自珍、魏源、沈篧、張穆、何秋濤等都以講求邊疆史地學而聞名，使邊疆史地學成為晚清有一定聲勢和影響的學術派別。魏源是當時經世之風的積極倡導者，他將經世精神傾注於史學研究之中，主張「史」與「治」相結合、史學研究實踐和著述應為社會現實服務，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借鑒和指導，他對邊疆史地的研究就是這種經世史學的重要體現。鴉片戰爭的慘敗和屈辱條約的簽訂，使魏源感到無比憂憤，愾然觸胸中所積，於是搜羅各類史料，「溯洄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之本末」，【魏源:《聖武記·聖武記敘》，中華書局1984年版】寫成《聖武記》14卷，又在林則徐所譯《四洲志》基礎上纂成《海國圖志》100卷，晚歲精力復萃於《元史新編》一書。此三者都為救亡圖存、抗敵禦侮而作，帶有很強的經世目的，同時也可說是他在邊疆史地研究上的結晶。

一、魏源在邊疆歷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貢獻

(一)《元史新編》在邊疆史地研究方面的貢獻

魏源對於西北邊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與元史研究結合起來進行的。因為:(1)元代西域西

北接俄羅斯，西南連五印度，研究它對於了解這些地區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2)元代疆域之廣大，亘古所無，宣揚其蓋世武功可以激勵清朝統治者提高自信心，整飭邊防抵禦外侮;(3)舊《元史》蕪蔓疏陋，於元西北疆域尤其模糊不清，如能將其清釐出來，對於了解北部邊疆用兵地形，提供經營北邊的經驗大有裨益。因此，魏源有意識地利用國外的史料來研究元代的歷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其實魏源在編撰《海國圖志》時就已涉足元史，他說:「源治《海國圖志》牽涉《元史》，輒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處機、劉郁之書，參以列代西域傳記、圖理琛《異域錄》、??鉤稽，旁證側出，遂成一圖四考」。【魏源:《海國圖志》(百卷本)卷3《元代疆域圖敘》，上海書局(石印)1895年版，第11頁】 「一圖」即《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圖》，「四考」即《元代征西域考》兩篇及《元代北方疆域考》兩篇。後來，魏源又從英國人手中得到了有關五印度、俄羅斯元裔之始末等史料，又數年旁搜《四庫全書》中元代文集數百種及《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諸書，乃以邵遠平《元史類編》為藍本，「增益於錢、汪諸氏之考訂，徐松之緒論，就《元史》刪其繁蕪，補其缺漏，訂其謬誤」，【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楊慎之、典麗鏞主編:《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頁.】成《元史新編》一書。《元史新編》與《元史》相較，值得肯定的地方甚多，就其在邊疆史地的貢獻而言，莫過於對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的釐定。魏源的工作突出表現在:第一，補充了元世祖以前缺略的太祖、太宗、憲宗三朝本紀，充實其內容。第二，補充了一些開國功臣傳，如開國四傑中之博爾忽、赤老溫等，至於其他各傳如「開國四先鋒二部長」、「誓渾河功臣」等，或增補或汰冗，無不一一予以釐正。第三，新增《太祖平服各國傳》、《太宗、憲宗兩朝平服各國傳》詳開國平服各國事，與所補三朝本紀及有關傳記為表裡，參伍互證。第四，增《中統以後屢朝平服叛藩傳》記中葉東藩與北藩，以明代東部和北部邊域情形，詳當時邊徼尾大不掉之勢。通過以上這些新增的本紀和列傳，蒙元從初起至中葉以後在漠北和西域的歷次軍事行動如指諸掌，而這些邊疆地區的道里山川、風土人情亦於文中反映出來。第五，補阿母河、和林、遼陽三行省地誌(此部分原稿今已散佚，不過，由該書《凡例》尚可窺見其梗概，可知魏源搜討之勤，勝於舊史)。經過他的一番努力，「俾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墮雲霧者豁然得睹，其方位雖間有疏略，而其高瞻遠矚，辟榛莽而啟津途，足以補《禹貢》之缺、步章亥所未窮已」。【鄒代過:《《元史新編》跋語》，魏氏慎微堂1905年版，第1頁.】這應該是他對元史的卓越貢獻，也是他在邊疆史地研究上的突出成就，對晚清學者有關西北地理和元史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魏源對中俄關係和俄羅斯問題的研究清代，舉凡東北老林古舊地、漠北蒙古、西北準噶爾、回疆悉皆內屬，俄羅斯成了與中國北部直接接壤之鄰國。然而，在魏源之前各家之記敘俄羅斯者均過於零碎且多舛誤，近代綜合各書對俄羅斯事詳加考證、進行系統之研究則始自魏源，我們只需翻開《海國圖志》和《聖武記》一望便知。魏源所撰《海國圖志》中有《北洋俄羅斯志》，裒輯《俄羅斯國總記》、《西域聞見錄》諸書，於《俄羅斯沿革》末附《元代北方疆域考》兩篇(即考元代俄羅斯境，為其一精心結撰之作)。道光二十年(1840)魏源第一次修訂《聖武記》時，即將重點放在論述新疆和俄羅斯問題上;道光二十六年(1846)再次修訂時，對有關新疆各篇和俄羅斯篇又進行了增訂，卷6《國朝俄羅斯盟聘記》採集康熙、乾隆以來中俄交涉事迹對中俄關係史事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暴露出清朝邊防的嚴重危機，拿北部邊疆而言，當局對中俄邊界的一些具體情形並不十分清楚，歷史文獻也缺乏明確的記載，許多地區實際上處於不設防狀態，這將給外敵以可乘之機。比如說，與俄接界的東海諸部，自清開國初即已經內屬，其地是祖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也是吉林東部的屏障，因僅設姓長鄉長未立專官，是故事迹不彰，趙翼撰《皇朝武功紀盛》自康熙中征討三藩之役以後悉有述略，而東海之事闕載，像《一統志》、《皇清通典·邊防門》、《盛京通志》、《八旗通志》、《會典》諸大型志書也概付之闕如。魏源沉痛地指出:「動稱國初聲教逮於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為何等，茫如絕域。」【魏源:《聖武記附錄》卷12《武事余記·掌故考證》，第494頁.】因此他在修《聖武記》時於《開國龍興記一》中，對東北諸部詳論及之，搜羅各家撰述，對東海使鹿、使犬、魚皮、各種落之習俗、里至、物產及與中央之關係無不詳加考究，意在喚起人們對這些地區的重視，也為後之籌邊者取鑒。魏源對北部邊疆和俄羅斯問題的開創性研究工作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俄羅斯侵略中國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一問題。後來何秋濤著《朔方備乘》以北徼與俄羅斯關聯者為範圍，對北部邊疆和中俄關係進行了全方位的記敘和考證，較之魏源便有了深入，如前面所述東海諸部事，魏源《聖武記》尚限於附記，而在何秋濤《朔方備乘》中已有《東海諸部內屬述略》的專記了。然而，我們只要將兩書對校，就會發現何氏受魏源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三)魏源關於邊疆地理沿革研究的幾點看法魏源在研究邊疆史地的過程中，十分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他也很注意對這方面研究的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官修志書記敘邊疆史地時，要嚴格類例，杜絕「兩不收」情況的發生。魏源指出:「官書之患，莫患於兩不收。」【魏源:《聖武記附錄》卷12《武事余記·掌故考證》，第494頁.】作為國家重要典籍文獻的志書，旨在為國家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為研究者、籌邊謀防者提供指導，如果出現嚴重的漏載現象，就不是個小問題。如乾隆中修《大清一統志》對於科布多、察罕淖爾、烏里雅蘇台「屢朝築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魏源:《聖武記附錄》卷12《武事余記·掌故考證》，第494頁】竟一字不及，像這樣的大型志書紕謬如此，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再如東北瀕海諸部，《大清一統志》在「外藩疆域」末曾附言稱:此諸部是內屬，故不列於外藩。那麼在東三省的有關部分該有所記載吧，可及至查閱有關文獻卻又一字不提。這就給後來之研究者、決策者帶來很大不便，地既不知，也就談不上重視，如此整飭邊防，又何以對付外來入侵?第二，關於塞外山川地名的音譯。塞外山川地名，往往因音譯兄弟民族語言，佶屈聱牙，晦澀難懂。魏源覺得只有《大清一統志》體例最善，「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漢語大全而蒙古語分注其下」，【魏源:《聖武記附錄》卷12《武事余記·掌故考證》，第496頁.】地從主人，名從中國，使人看起來非常方便。還有，記塞外山川最好能標明「山」、「泊」等字樣，以便使人一目了然。第三，地理位置切忌疏闊不詳。魏源認為，金石典冊之文，「當使後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賊情」，【魏源:《聖武記附錄》卷12《武事余記·掌故考證》，第502頁.】應該交待得具體清楚，不可如同稗官小說一般以幻為奇。他說方略、軍報動言遇賊於某村某岡某溝，敗分幾路竄遁，卻不言此村此岡此溝處於哪州哪縣，使人一頭霧水，他指出:「若不以州縣為綱維、山川南北為經緯，但見村、岡、溝、徑，紛錯馳擊，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幾同於小說乎?」【魏源:《聖武記附錄》卷12《武事余記·掌故考證》，第502頁.】從這裡可以看出魏源所具有的識見和謹嚴。第四，官書間矛盾當折衷一是。塞外山川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也有因翻譯各異而實即一地方者，錯綜複雜，各書記載亦往往相互歧異，使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對於此種情況，魏源認為應廣泛

徵引史料，彼此對校，擇善而從。這種例子很多，難以一一細述。

二、對邊疆民族關係的認識

(一)《聖武記》所表現的「多民族凝聚」傾向

在魏源的史學名著《聖武記》中反覆探討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處理好邊疆民族關係問題，如何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魏源希望以君主、朝廷為中心，把各個民族凝聚在朝廷周圍，這就是魏源的「多民族凝聚傾向」。他的這種「多民族凝聚」的確是以君主、朝廷為中心的，他強調各民族對朝廷無限的服從。面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和外患頻仍的局面，魏源嚮往有一個強大、有力的中央王朝，「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禁止令行，四夷來王」，【魏源:《聖武記·聖武記敘》，第2頁.】能夠把四面八方的各民族凝聚在一起，「人心肅，國威遒」，則外夷不敢輕覷。這無疑是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思，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這種多民族凝聚傾向無疑具有一定積極意義。在《聖武記》中，魏源強調，中國聲教自古北距大漠，西不盡流沙，只有到了清代，從東北的魚皮、使犬、使鹿之部到北部的蒙古，再到西北的回部，西南的藏胞等都統統歸入清的王化之內，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成為朝廷所倚仗的屏藩，「龍沙雁海之外、萬潼億毳之民，獨峰陀無尾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逮理藩院、旗司自及王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是以間氣英靈，鞭撻沙磧，與國為旗常帶礪，與國干城腹心」。【魏源:《聖武記》卷3《國朝綏服蒙古記二》，第107頁.】魏源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史學家，他在《聖武記》中利用可靠的史料、大量的事實，如杜爾伯特部自動同叛亂分子劃清界限，庫車、拜城和阿克蘇三城之阿奇木伯克鄂對等挺身而出主動平叛，西藏的達賴與班禪施加影響消彌禍亂，還有土爾扈特部不遠萬里回歸祖國等，突出地表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傾向，反映出在清中央政府強有力的領導下，各民族間聯繫不斷加強、中央與邊疆各民族的關係日趨密切(其間雖有噶爾丹等少數野心膨脹的分裂分子抗衡狂突，妄圖割據一方、破壞統一，但更多的是像科爾沁、賽音諾顏部一樣堅決擁護中央政府，強烈要求安定團結和統一，反對分裂叛亂)的歷史趨向。

(二)關於民族矛盾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的時期，但是其民族問題也很複雜。魏源重視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當然也很注意對這方面進行研究和整理。在魏源看來，民族間矛盾的激發大致不外乎以下幾方面:一是像噶爾丹、羅卜藏丹津、大小和卓木等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野心膨脹，妄圖霸據一方。特別是厄魯特之準噶爾，「擄掠驅載，惟其所欲」，【魏源:《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准部記》，第156頁.】不僅嚴重威脅祖國的統一，同時也給西北邊疆各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等赤裸裸的民族壓迫和掠奪，當然是不得人心的，中央政府將其蕩平，完全是應天順人的正義行為。二是宗教因素的影響。如回教(伊斯蘭教)，魏源指出，回教在維吾爾族和回族中幾乎是全體一致的信仰，穆斯林對和卓的敬信不亞於蒙藏人對達賴喇嘛的信仰，大小和卓木就是利用他們在維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進行叛亂。後來張格爾及其後人多次被外國勢力利用，在回疆煽惑維吾爾族人民也是利用和卓問題大做文章。三是清朝官吏的腐敗。魏源說:「積怨則變，昔今一轍。」【魏源:《聖武記》卷7《道光湖粵平瑤記》，第325頁.】比如說道光初的回疆之亂，雖有張格爾煽惑，但禍根其實早就種下，那些官吏的倒行逆施早已大失回眾之心。這些人「視換防為利藪」，服食日用無一不取於阿奇木伯克，伯克更借供官為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甚」，「又距伊犁將軍遙遠，恃無稽察，威福自出」，【魏源:《聖武記》卷4《道光重定回疆記》，第182頁.】回戶積怨至深，因給張格爾之流以可乘之機。其他像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烏什之變，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吉昌之事，道光十一年(1831)的湘粵瑤民之亂，據魏源分析，又哪一樁不是出自官逼民反?魏源在《聖武記》中憤怒地譴責了上述野心膨脹的分裂分子和破壞統一、製造民族矛盾造成邊疆局勢動蕩不安的不法官吏，強調國家統一、民族和好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三)魏源關於增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凝聚力的經驗總結第一，對內要修明政治，以張國勢。魏源在《聖武記敘》中開宗明義地提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內不在外，最根本的出路在於修明政治、廣攬人材，這樣，國勢自然強盛，四夷賓服，這叫做「戰勝於廟堂」。他闡釋道:「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無。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於禦侮!」【魏源:《聖武記·聖武記敘》，第1頁.】第二，對各族要恩威並用，貴在服心。魏源認為堅決打擊民族分裂勢力，保持一定高壓威勢是完全必要的，這也是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和好的前提;若不以軍事為後盾，一味待之以善，只會助長其驕橫，產生輕我之心，事反不諧。魏源曾說:「雖雲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形可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魏源:《聖武記附錄》卷12《武事余記·掌故考證》，第501頁.】以準噶爾為例，魏源指出，三次重創准部，中央政府牢牢掌握了主動權，「制夷之權在中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能以戰為和，以剿為撫」，「從未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即與為城下之盟而能使其貼耳，制其猖獗者」。【魏源:《聖武記》卷3《雍正兩征厄魯特記》，第147頁.】魏源特別讚賞清朝每年在塞外舉行「木蘭秋」大規模狩獵活動，認為通過「木蘭秋」使蒙古各部感受到天朝磅礴的氣勢，「寓綏遠於訓武」之中，同時也加強了彼此間的聯繫和接觸，增進了了解。第三，慎選邊吏;並對其進行嚴格考核。許多民族矛盾的釀成實際皆因邊臣魚肉百姓所致，因此邊臣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和諧，不可等閑視之。魏源認為，清廷應該從歷次變亂中吸取教訓，加強管理，嚴格各城積弊，減輕回民負擔，團結其大多數，少數不逞之徒就興不起風浪來。第四，審慎處理民族宗教問題。宗教問題在邊疆民族關係中的作用和影響不言而喻，對其處理的好壞直接關係到邊疆的局勢安危。魏源認為要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皇清能並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黃教而誦六經;鄂羅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蠶食東南而不能使白帽、黃帽之方，盡奉天主教」，因此應該「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魏源:《海國圖志》卷71《南洋西洋各國教門表敘》，第1頁.】順勢化導。

三、關於邊疆開發和建設的設想

(一)關於邊疆開發意義的理論思考

魏源緊扣時代脈搏，立足於現實，對邊疆的防衛和開發建設做了深刻的思考，把對邊疆開發建設的認識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從理論上闡釋了邊疆開發的重大意義。第一，他運用歷史變易的觀點闡明，順時勢而斟酌損益之道，應開發邊疆以解現實問題。人類社會歷史，自古以來氣化遞嬗，「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裒多益寡者，政之經」，【魏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皇朝經世文編》卷80，上海廣百宋齋校印版，1887年版，第2頁.】時勢不同了，為政之道亦異，當政者貴在根據變化的情勢採取相應的辦法，今內地土滿人滿，而邊疆地區卻地廣人稀，蘊藏極富，為什麼不斟酌損益之道呢?他說:「君不見八旗圈地遍三輔，生聚承平百萬戶。又不見邊外上都千里沃，插漢故疆供穅牧。人滿土滿兩堪患，何不移人墾土兩得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下冊《新樂府·君不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83頁.】第二，魏源從歷史運會學的角度指出，窮荒絕域的寶貨經過幾千年的沉埋，現在該是它們匡世濟用的時候了，這是一「氣運」，一歷史運會。邊疆之地幅員寬廣，物產豐富，僅以自然條件所限，至今猶未辟之鴻荒，這是「天地鍾福遐荒」留待我們今天去開發的。比如說新疆，「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數千載，天欲使化荊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笲而而冠裳，化氈帳而閭井，則必得聖人而畀之，且必鏟削磨盪，一掃其舊而後畀之」。【魏源:《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准部記》，第159頁.】第三，魏源站在戰略的高度指出，只有以開發邊疆的手段來防衛邊疆，才可真正達到防衛的目的。中國過去對邊疆的控制其實只不過羈縻之而已，並不能真正擁有其地，不能真正臣服其民，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就紛紛議棄其地，退保舊境。魏源認為現今不能再走這樣的老路，而應該深入其中，徙民開發，以回疆為例，應「招華民實回疆，變膏腴為內地」，這樣「勢尤順，利尤大」。【魏源:《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准部記》，第159頁.】總之，必得使與內地融為一體，與腹心無異，這樣方可垂億年而無尺寸之地可議棄。第四，魏源環顧宇內，認為西洋人為生聚之計而勤於開發實是值得借鑒。魏源十分欽佩西洋人為生聚之謀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說:「歐羅巴人極意搜羅新地，得片土即經營墾拓，遂使萬古窮荒之僻島，畢獻精華，壯哉!」【魏源:《海國圖志》卷70《西海諸島》，第160頁.】我們雖不思?削海外，但決不應使邊疆資源廢棄於野，該好好開發利用起來，如果一味敬且因循，終必為外夷所制，就會如南美的破利威人那樣，「利權歸他人，土人方卧醉鄉，呼庚癸焉，豈不惜哉!」【魏源:《海國圖志》卷67《南墨利加洲》，第4頁.】

(二)魏源設想的邊疆開發舉措

魏源的邊疆開發設想，概括起來，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改革邊疆政制，加強集中統一管理。清代以前的歷代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大多不過羈縻之而已，即任命當地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為土官、酋長實行統治，其實不能保證對這些地區的有效控制，且其本身就是遠古封建殘餘的表現。在《聖武記》中，魏源認為土酋土目的存在是邊疆不安定的總根源，只有徹底廢除，普遍推行行省制才能使邊疆地區真正納入版圖，才能保證邊疆地區的長治久安。他也充分肯定了雍正年間在西南地區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的重大意義，認為「實雲貴邊防百世之

利」。【魏源:《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第285頁.】第二，開路通運，建設邊疆交通。魏源認為那些邊遠地區因為窮山惡水、交通不便，故人跡罕至，只要加強交通建設，外間來此之人日漸增多，畀其開發和流通，那些鬱積之氣自然消散。滇黔諸夷之地，「自古漢兵所未至」，商旅卻步，自雍正中改土歸流後，這種境況大為改觀，鄂爾泰等在這些地區「遍勘上下江，浚灘險，置斥堠，通餉運。其都江、清水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為一，乃突搗梗頑，奪地辟險，於是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大定」，「又於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浚柳州至桂林之河，一水直達」。【魏源:《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第290頁.】交通的發達將大大促進這些地區的開發建設。第三，邊疆屯墾以解決八旗生計問題。自清中葉，八旗生聚日繁，已有人滿之患，魏源認為只有使旗丁治產業，自食其力，才能避免其處境進一步貧困化，同時使國家走出困境。當時邊疆未辟之地遼闊，徙旗丁赴邊疆地區，既可充實開發邊疆地區，又足解決八旗生計問題，故魏源說:「阜食莫大於屯墾，屯墾莫急於八旗生計」。【《魏源集》下冊《軍儲篇四》，第484頁.】東北是滿族的發祥地，宜專以徙滿洲余丁;開平、興和等地原蒙古舊地，則以徙蒙古在京余丁為宜;其餘外省則以安置漢軍，「各因其地，各還其俗」。【《魏源集》下冊《軍儲篇四》，第486頁.】第四，開採礦藏以廣貨幣之源。中國邊疆地區礦產十分豐富，皆「天地自然之珍，國家不竭之府」。【《魏源集》下冊《軍儲篇四》，第484頁.】魏源對各地礦藏的開採歷史尤其發展狀況進行了一番了解，認為這些「皆天地所以鍾福遐荒，誠得其人經理之，與屯田本末相輔，可盡省內地之轉輸，洵國家所以制西域，佐中夏百世之利」。【魏源:《聖武記》卷4《乾隆戡定回疆記》.】他針對當時人們心中的疑慮，以滇黔為例，說明滇黔之礦靠近外夷或苗疆，並沒有引起邊境衝突，也沒有聚眾鬧事的現象，只要加強管理，所謂「聚眾則難散，迪夷則易釁」等純屬多慮。他指出:「有礦之地，不惟足以實邊儲，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饑寒之資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魏源集》下冊《軍儲篇二》.】在所有礦產中，魏源尤重視銀礦的開採，他主張大力開採銀礦，鑄造銀幣來緩解當時銀貴錢賤的危機。第五，提高文教水平，加強思想化導。傅鼐在苗疆為改變當地的文教狀況做出了很大貢獻，「設書院六，義學百，邇苗向學，硜求考試，遂已革面洗心」。【《魏源集》上冊《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鼐傳》.】魏源對其大加讚賞，為之撰《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鼐傳》以彰其德。不過，魏源注意到邊疆地區同內地畢竟有較大的差異，教化不能講求劃一，應因地制宜，不贊成在少數民族地區強行推廣儒學的做法，他說:「周孔語言文字西不逾流沙，北不暨北海，南不盡南海，廣谷大川，風氣異宜，天不能生一人以教之」。【魏源:《海國圖志》卷27《天主教考》】他多次強調要「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魏源:《海國圖志》卷71《南洋西洋各國教門表敘》】瑏瑠現在看來，他的這種觀點仍是較為通達的。

此外，魏源針對當時狀況，不僅從本國歷史上尋找根據，向周邊鄰國取鑒經驗，並主動研究和學習西方，初步總結了一套合乎實際的海疆防禦方法，特別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提出對後世影響深遠，限於篇幅這裡不一一介紹。綜觀魏源的邊疆史地研究，愛國禦侮是其主線。儘管魏源有著濃厚的忠君思想，過分強調對朝廷的絕對服從，也不免有刻意為清朝統治者歌功頌德的嫌疑，但在那個時代「忠君」和「愛國」原本幾乎是同義語。在魏源看來，要抵抗侵略，必須有集中統一的領導，這個領導無疑就是朝廷。魏源希望在朝廷帶領下，整飭邊防、處理好邊疆民族和宗族關係、加強邊疆的開發和建設以及加強海防建設，以此構築起一道鋼鐵長城，抵禦外來的壓力和衝擊。史學就是魏源反抗外來侵略的武器，上述所有的一切均由愛國禦侮這根主線貫串起來，服務於反抗侵略、保衛祖國的需要。魏源生活在古代中國走向近代中國的重大歷史轉折時期，雖然大多數人對這種轉變還無動於衷，但像魏源、林則徐等愛國史家卻敏銳地覺察到這種世變的日亟:不僅僅是「大清帝國」的全面衰落，還有西方資本主義的拍岸驚濤，中國正面臨著幾千年所沒有的變故。魏源曾說:「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圓體其自西向東乎?前代無論大一統之世，即東晉、南唐、南宋、齊、梁偏隅割據，而航琛獻贐之島、服卉衣皮之貢，史不絕書，今我一登於王會，何為處?紅夷東駛之舶，遇岸爭岸、遇洲爭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為西洋之都會。」【魏源:《海國圖志》卷5《東南洋敘》，經1頁.】這種狀況令其警醒，使其睜開眼來研究、了解西方，向國人介紹西方。這種對世界大勢的明了、眼界的開闊，使他能夠在更大範圍內來看待中國、審視中國的邊疆問題，使他不僅意識到中國邊疆所面臨的嚴峻形勢，而且意識到整個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所考慮的不僅僅是如何保衛邊疆，而且還盤算如何使邊疆為我所用、如何開發建設它們以緩解國家內部的矛盾和外來的壓力，因而在其邊疆開發設想中，諸如邊疆屯墾以解決八旗生計問題、開礦鑄幣以解決銀貴錢賤問題，以及「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等，都完全超出了傳統邊疆史地關於戰略地理的討論範圍。他將邊疆開發同內部現實問題結合起來，著眼於現實，這使其邊疆史地研究充滿著時代氣息，這也正是其超出他人的地方。魏源從事邊疆史地研究時，仍繼承了乾嘉學者的考據風格，採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將各家有關的撰述搜羅起來，考證鉤極，窮其原委，校其異同，而歸於實用，可謂為史學家的縝密品質與經世致用精神的結合。但是魏源不像其他一些邊疆史地的研究者，如祁韻士、徐松等都親履實地得以目睹，從而能夠將文獻記載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所得甚為篤實;而魏源則足跡多局限於內地，至於邊疆，他說:「其足跡所至，北及古北口而止，西僅秦隴邊界而止，未嘗歷九邊、使絕域」。【魏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皇朝經世文編》卷80，第2頁.】故他主要獲益於師友間的切磋(如龔自珍、林則徐等)，另外就是博稽史冊。由於其所據多為第二手資料，聞見所限，正如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所說的:「魏氏身未出長城一步，其所評訂，不外舊籍……」【屠寄:《蒙兀兒史記·凡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故舛誤在所難免，在何秋濤《朔方備乘》中，也有《考訂〈俄羅斯盟聘記〉》、《考訂〈海國圖志〉》、《考訂〈元代西北疆域考〉》、《辨〈新疆後事記〉之誤》、《辨〈廓爾喀後記〉之誤》、《辨〈武事余記〉之誤》等，對魏源的錯誤多有所駁正。當然，這只是魏源邊疆史地研究的白璧微疵。瑕不掩瑜，他的成績是值得我們後人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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