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墳墓》，帝國的倒台

來自亞馬遜

《列寧的墳墓：蘇維埃帝國的末日》（Lenin 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David Remnick

Vintage

1994 年 4 月 26 日

15 美元

在戴維·雷姆尼克這本講述共產主義倒台的精美書籍中，蘇聯首位堅定的獨裁者在紅場上的陵墓是一個核心形象。蘇聯領導人通過這個陵墓接受國民精心組織的讚美活動。雷姆尼克揭開了墳墓的神秘面紗：墳墓里有一個監控列寧遺體溫度和腐壞程度的控制室，陵墓下面還有一個為衛兵提供的健身房，雷姆尼克曾想像「某個來自車裡雅賓斯克、臉上還長著粉刺的孩子在裡面練習下蹲後伸腿」的情景。

這本書以漫不經心而又毫無保留的天才筆法描述了一個又一個類似的發現。雷姆尼克曾做過《華盛頓郵報》記者。用他的話說，他曾不得不「每年寫出三四百篇新聞」。不過，我從未見過能夠在這種限制下取得如此優異成績的新聞工作者。《列寧的墳墓》是一本將觀察、努力工作、知識和反思融合在一起的傑出作品；你很難想像出一位記者能夠對蘇聯最後的喧囂做出如此精彩的描述。

這本書的結構基於雷姆尼克 1988 年到 1991 年末的旅行歷史（包括 1992 年年中的一次回訪）。他將這段時間分成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憑藉記憶」再現了 1988 年改革第一次全面開花時的情景，當時「記憶對遺忘的鬥爭」（米蘭·昆德拉語）獲得了生存空間，隨後被剝奪了它所應當遵循的前進軌道。第二部分「民主的遠景」描述了 1988-89 年針對斯大林恐怖統治死灰復燃的遊行群眾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發聲的過程，當時民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聯合在一起，要求獲得權力，他們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為了建立使恐怖統治難以重現的環境，包括弱化版的恐怖統治。

「革命歲月」展示了這些人在各個層級獲取的權力，從莫斯科某個區支持資本主義的激進分子的當選，到立陶宛民族解放運動「薩尤季斯」的掌權。「『先是悲劇，然後是鬧劇』」生動地敘述了 1991 年 8 月失敗的政變；最後，「古老政權的審判」介紹了政變後在鮑里斯·葉利欽總統（President Boris Yeltsin）對共產黨下達禁令的情況下、共產黨為重獲合法性而做出的努力，這種努力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俄羅斯民主主義者是雷姆尼克這本書關注的重點。他們目前是一群人數大幅縮減的政客，他們和世界上的一些重要國家一樣，只能希望葉利欽能夠安全應對後極權時期的敵對反應；不過，在雷姆尼克記錄的那段歲月里，他們處於巔峰時期，他們理解關於記憶的鬥爭，而且推進了這場鬥爭。雷姆尼克引用了聖彼得堡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說法：「極權體制在其身後留下了一個地雷陣，這個地雷陣嵌入到了國家的社會結構以及公民的個體心理之中。每當這個體制面臨崩塌威脅、國家看到真正的重生前景時，這些地雷就會爆炸。」雷姆尼克自己的總結同樣精彩：「在蘇聯這個由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後代組成的帝國之中，這種令人痛苦的不確定性是生活的常態……倖存者通常對死亡有著共同的想像——劊子手的橡皮圍裙，以及在凍結的泥土中挖掘出來的溝渠。不過痛苦仍在繼續，因為它沒有終結。這個政權似乎犯下了兩種大規模罪行：謀殺，以及對於記憶的無休止攻擊。在埋沒歷史時，克里姆林宮使其國民變得更加瘋狂、更加絕望。」

在爭取恢復歷史的鬥爭中，在人們對於「實現真正的公民社會、而不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最初提供的那個嚴格受限的社會」日益增長的要求下，蘇聯湧現出了一系列人物，他們在這本書中得到了巴爾扎克式的、精確有力的描繪。比如六十年代的一輩，他們「在赫魯曉夫（Khrushchev）的解凍期成年，並在 1968 年蘇維埃坦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時覺醒」。這些人之中包括尤里·阿法納西耶夫（Yuri Afanasyev）、倫恩·卡爾平斯基（Len Karpinsk）和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阿法納西耶夫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也是民主主義者之中的一位大人物，他是由正統共產主義者轉變而成的西方自由主義者，雖然他喜歡投機取巧和表現自己，但是當他發現自己的新方向時，他表現得非常堅定；卡爾平斯基也是年輕的共產主義希望之星，他後來被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激怒，滑向了「半異議者」陣營；詩人葉夫圖申科也是 1960 和 1970 年代的希望之星，「偶爾表現出勇敢的一面」，雷姆尼克用簡略而精妙的筆觸對他做出了最佳概括：在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去世後的第二天，他將自己寫下的薩哈羅夫悼詞的複印件分發給了最高蘇維埃自助餐廳里的記者。

還有薩哈羅夫本人，他是蘇維埃核彈天才，是 1950 年代蘇維埃領導層最為寶貴的財富。他以一種超凡脫俗的方式創造出了一個令人討厭的事物，然後又以世俗聖人的姿態回歸社會——至少許多人是這樣認為的，包括雷姆尼克，他用簡潔的傷感描述了薩哈羅夫的葬禮。雷姆尼克還小心地記錄了薩哈羅夫的兒子葉夫列姆（Yefrem）的判斷：「我父親的思想並非原創。他關於道德和自由的思想之前都曾被人提起過。他的使命是將公認的智慧引領到一個它所未曾抵達過的地方。」和之前一樣，雷姆尼克做出了恰當的總結：「薩哈羅夫的確比我們其他人更加優秀。他的思想運行在一個更高的理智、道德和忍耐層面上。」

貫穿於整本書之中的亞歷山大·N·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N. Yakovlev）是最具矛盾性的人物之一。作為戈爾巴喬夫的思想理論家，他和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以及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人經歷了一場政治火焰，這場火焰燒掉了他在 1985 年以前作為黨內知識分子兜售的所有幻想和謊言。在他與雷姆尼克的最後一次對話中，已經完全醒悟的自由主義者雅科夫列夫對戈爾巴喬夫做出了墓志銘式的評價。戈爾巴喬夫雖然比雅科夫列夫更加偉大，但他不像雅科夫列夫那樣誠實，而且註定要在悲慘的暴怒中度過餘生。

「這個國家選擇的並不是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的經歷和『選擇』並不是社會主義，包括現在和過去。這裡之前實行的是奴隸制度。誰有資格選擇社會主義呢？也許是德國，或者以色列，或者西班牙，但不是我們……不過，戈爾巴喬夫無法從自己的思維中走出來。總體而言，權力的概念會毒害一個人的思想，」雅科夫列夫說。

這本書對惡棍的描述更加生動，比如列寧格勒著名的斯大林主義者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a），她曾於 1988 年在強硬報紙《蘇維埃俄羅斯》上發表《我不能背叛我的原則》，這篇文章似乎預示了人們對改革的反抗。在同安德烈耶娃女士及其丈夫在他們狹小的公寓里共進午餐之後，雷姆尼克寫道：「她以自己的方式捍衛著『傳統價值觀』——也就是集體主義、中央集權以及無產階級專政這些令人感到親切的斯大林主義價值觀。」

斯大林的孫子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Yevgeny Djugashvili）邀請雷姆尼克為他的祖父乾杯。「我說，『為斯大林乾杯！願上帝原諒我，』」雷姆尼克對我們說。這種事情也許必須交給上帝來處理，但我顯然會原諒他，因為我曾和對猶太人具有鮮明立場（儘管這種立場並沒有公開）的哥薩克人在酒桌上進行過深入交流；要想獲得真實信息，我們這些新聞工作者常常不得不表現出一定的虛偽。

在旅行中，雷姆尼克還間接體驗到了蘇聯廣闊土地上集體農場工人、勞動者和礦工的艱苦生活。關於礦工的一章「地下革命」以左拉（Zola）的小說《萌芽》中的一段話作為前言，這段描述有時可以顯示出艱苦工作的力量：「在路上，我們遇到了一些人，其中許多人的年紀在五六十歲左右。這些人擠進只有幾英尺高的縫隙里，他們仰著身子，或者保持著其他某種扭曲的姿勢。他們正在開鑿煤層表面，或者修補支撐結構的某個部位。當他們張嘴時，煤灰就會掉進他們的嘴裡。」

通常我並不喜歡挑毛病。不過，雷姆尼克在這裡的筆法不太符合我的口味。而且他曾多次陷入強烈的情感之中，有一兩頁甚至失去了他那習慣性的諷刺語氣。我所不滿意的地方主要在於他對這種經濟架構缺乏明確的認識，包括這個命令行政體制日益明顯的崩潰災難、貪婪資本主義部分取代舊體制，以及在市場關係形成過程中幾乎不可避免的大規模犯罪活動。對一位新興資本家和一個犯罪團伙的詳細描述並不足以填補這個空缺。雷姆尼克顯然對此不感興趣，否則他會寫出一部更加深刻的作品。

不過這不是一種缺陷，只是一種遺憾。雷姆尼克為我們描繪了帝國的倒台，他的筆法和 19 世紀俄羅斯畫家韋拉什察金（Verashchagin）遊歷英屬印度時留下的作品一樣生動——殘酷而真實，帶有一種想要啟迪世人的強烈激情。在一個應當具有冷漠態度的行業里，激情往往會超出從業者或讀者所能允許的範圍；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會受到「每年三四百篇新聞」這種冷酷要求的調節，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會被這種要求毀掉。這本書屬於最好的情況——它的作者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深刻見解，而且最終努力將其寫成了一部優秀作品。

翻譯 熊貓譯社 劉清山

題圖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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