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當年大清第一批留美幼童，回國後都在做什麼？讓人心酸！

1872-1875年，即距今約130年，容閎帶領的120名幼童分批踏浪東行，負笈美國。從此，揭開了中國近代留學生史的第一頁。

很自然，在異於東方文化的土地上生活，在西方先進教育制度下學習，他們在服式、儀態、禮節、以至言行、思想上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影響，產生一些改變，應該說，這是正常的，合理的，何況其中含有許多進步的成分。儘管事實上，他們沒有中斷故國文化的學習，更沒有忘記祖國和來美時給他們的學習使命，但對待這些改變，卻被以陳蘭彬、吳嘉善、李文彬為代表的清政府封建保守官僚視為離經叛道，沾染西方「惡習」。

江南道監察御史李文彬則徑直上奏：「請旨飭查洋局劣員，分別參撤。」容閎一貫反對裁局撤人，致留學計劃半途而廢。其間，美國友好人士如馬克·吐溫、耶魯大學校長波特、以及幼童就讀過的許多學校校長、教授以至前總統格蘭特等都曾出面，致信李鴻章和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勸說清政府讓幼童完成學業，不要在學業行將有成的時候，調回國內。李鴻章初則猶豫折中，繼而在駐外及國內的保守官僚強大壓力下，模稜兩可，默然同意奕上奏，「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他們絕大多數（除詹天佑、歐陽賡兩人外），大學學業尚未完成，功虧一簣，只能告別師友，在1881年黯然回國。

他們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回國後備受歧視和冷遇，還飽受輿論的冷嘲熱諷。船到黃埔碼頭，親人不能去接；中秋節日不能與家人團聚。住所「求知書院」是個關閉了十年的院落，門窗腐爛，霉氣熏人，青苔滿階，到處是蜘蛛網。可以想見，出國時的豪情與回國後的境遇相對比，不能不使人感到神傷和沮喪。

但他們出國前有求學為了報國自強的責任感做基礎，出國後受到良好的道德文化教育，又受到新大陸開發時求實、進取、實幹這種氣質的感染，有些人還受到基督教提倡的獻身、忍耐、捨己為人的精神的潛移默化，參加工作後，絕大多數都振奮精神，勇於獻身，埋頭苦幹，報效人民，在海軍、鐵路、礦業、通信、教育、外交等領域為中國現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874年日本侵台，清政府急謀籌建海軍，需要大量人才。「幼童」在美所學，本非海軍專業，但1881年回國的94人中，有43人被分配到艦隊和船政學堂服役。中法戰爭馬尾之役，時任「揚武」艦槍炮官的黃季良、楊兆南、薛有福、鄺泳鍾四位留美「幼童」頑強抗敵，為國捐軀。中日甲午戰爭中，留美「幼童」奮戰海疆的有12人，在豐島和黃海之役浴血奮戰，陳金揆、沈壽昌、黃祖蓮3人壯烈犧牲。作為中華兒女，他們為保衛海疆英勇獻身，在中國反侵略戰爭史上用鮮血寫下了壯麗的篇章。

回國「幼童」中，服務於鐵路界的共30餘人，詹天佑是中國自主修建鐵路的第一位總工程師，也是中國科技界的先驅。梁敦彥以天津海關道兼任京奉鐵路總辦，力主京張鐵路自主興辦，他以身作保，由詹天佑主持這項工程。鄺景揚、鍾文耀、黃仲良、羅國瑞等曾在粵漢、京綏、滬寧、津浦等路局任總辦、總工程師。

在「幼童」當中，有一位才華洋溢的作家李恩富，他長年在美國報刊工作，面對當時洶湧的反華浪潮，用鋒利的文筆、雄辯的演說保護華工和中國同胞的正當權益，同種族歧視、種族暴力作堅決的抗爭。他寫了一本《我在中國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於1887年在美國出版，給我們留下有關幼童留美這段歷史的翔實的故事。而這本書，成為華裔作者第一本在美國出版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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