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中國畫中的贗造之手

書畫造假，自古有之。市場盛，則作偽猖。贗品、代筆，不一而足。大名家、行畫家，概莫能外。美國著名美術史學者高居翰曾著《畫家生涯——傳統中國畫家的生活與工作》一書，擇其一小部分，以證贗造之風，古時亦盛且此風難剎。

古時中國畫中的贗造之手

文 / 高居翰

中國文人畫中之大宗，以其平淺的主題、含蓄內斂的風格，以及常有的自我表白式題識，與公共藝術形成一種強烈的對照：理想說來，它是畫家與同時代某些志趣相投者之間的私下交誼。在理想情況下，那的確如此。但這種理想是脆弱的；得到這些繪畫表明受畫者跟畫家關係親密，這實際上使得需求倍增，遠遠超出真正能聲稱具有那種親密關係的圈子之外；而且這種需求會不可避免地轉變為類似市場性的交易。這些交易若發生於享有盛譽的文人畫家身上，交易雙方都不夠誠實的現象並不少見：一方面，受畫者並非畫家真正的至交知己，只不過情願支付報酬，給人留下如此印象；另一方面，他得到的畫家的手跡又經常是他人的代筆，說得更白一點，他得到的往往是一件贗品。

元，錢選，蹴鞠圖，上海博物館藏

當然，問題在於對社會地位高或聲譽卓著的畫家墨跡的需求，很可能遠遠超出了他們揮毫潑墨以應所求的能力，或至少是有違他們之所願。但認為索畫者會空手而回則恐怕是又一次低估了中國人找出妥協變通方法的才智。晚近時期一種廣泛通行的辦法，便是畫家簡單地增加他出品的數量，而且是藉由採用粗放的用筆、較簡單的圖像，以及更重複性的製作模式。我也曾論證過。此方法之採納，對近幾個世紀中國畫整體的質量水平有著負面的影響。而另一種方法，能滿足超出畫家出品能力之需求的，便是製作贗品，中國人在這方面的老練和心靈手巧，超越任何對手。正因文人畫不屑於技術性的精工，極其仰賴於高度個人化、易於辨識的畫風，因而尤其易於仿效。於是，過分關注畫家之手反而促進了偽作的產生。

以元初畫家錢選為例，他的作品一絲不苟。由均勻幼細的線條和平塗的色彩繪出，被認為體現了與他在宋朝滅亡後忠貞避世同樣的純正心智。新近發現了他的一幅畫作，畫家在題識中抱怨贗本甚眾，於是決定自「出新意」 ，採用新的名號題畫以「使作偽之人知所愧焉」 ，以此將自己的作品與偽作區分開來——至少到模仿者也紛紛轉用畫家新字型大小為止，這很可能不會超過一周時間。明中葉畫家沈周，其粗筆線條與質樸形象也相對容易模仿。在他有生之年便出現了大量畢肖的贗作。據說他晚年試圖購回一些本人較早年的作品。當中便夾雜了贗品。與他同時代的祝允明說：「沈周之片縑朝出，午已見副本，有不十日到處有之，凡十餘本者。 」

明，沈周，廬山高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王翬，法范寬山水，台北故宮藏

清初山水畫家王翚早年極為擅長模仿古畫，以致不道德的蘇州書畫商人，很可能是在他默許的情況下，在他畫作上添加古代名家的題款，假借他們的名義將畫出售。至今在許多重要的收藏中仍可見到出自王翚手筆卻署古代名家之名的作品。知名畫家在有生之年作品便遭到仿冒，這樣的故事層出不窮，並不令人感到驚奇。這一現象，即便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也能看得到，比如已故畫家張大千就是一例，如同王翚那樣，他也是位贗作高手，結果自己的作品也遭他人仿冒。比較令人感到訝異的是，為數不少的文字記述表明畫家本人默許、甚至參與了這類行為。據說，沈周及其學生文徵明都曾在仿冒他們的畫作上題款鈐印，以幫助急需金錢接濟者，即便贗造者本人也如是對待。他們的理據是賣畫者貧困，而買者富有。這與錢選採用新名號以防仿冒者的做法大不相同。文徵明看樣子清楚知道他的學生朱朗在出售偽冒自己的畫作，據說朱朗有時會為文氏代筆，並請其在畫上簽名。一則廣為人知的故事說：南京一位收藏家差遣僕人帶著禮物到朱朗家求購文徵明贗本，僕人卻誤來到文徵明家，文徵明笑著接過了禮物，說：「我畫真征仲（文徵明的字） ，聊當假子郎（朱朗的字）乎？ 」 （我會為他畫一幅真的文徵明；他會把它當成假的朱朗嗎？ ）

張大千，臨董源江堤晚景圖，台北故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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