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遠離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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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大膽的懷疑，小心的求證，乃科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未嘗不是如此。但魯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歷險，希望在不規則之旅中抵達精神的高地。這就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愷郭爾相遇了。這個存在哲學的話題，胡適幾乎一無所知，或者說不感興趣。在作家中，胡適喜歡白居易、易卜生、托爾斯泰，因為這些人是確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個能夠掌控的圖式里。與之相反，魯迅認為人的精神有無限種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與精神隱含，恰恰可能左右這個世界。隱去的幽微的存在，只能以超邏輯的思維捕捉，否則將擦肩而過。魯迅善於以不正經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別人，胡適自然也成了其筆下的對象。

1954年2月17日，胡適離台赴美，陳誠(右)親自到機場歡送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魯迅思想靠近蘇俄，胡適則一直在美國文明中遊動。前者在俄蘇文化里浸泡，觀點自然偏左。後者以美國為師，避免社會暴力衝動，無法與魯迅為伍則是自然之事。20世紀30年代後，左翼的旗手乃魯迅，自由主義的代表是胡適。他們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實也暗示著這樣一種可能：中國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後來的歷史顯示，20世紀大多時段，中國在模仿蘇俄的路；而80年代後，美國的元素增多。現在的中國，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紐約的色彩和好萊塢的聲音。而學術上，美國大學的精神基本把俄國大學理念替代了。

俄羅斯文學是宗教深處流出的聲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飄忽不定里，有堅韌的東西。那些最美的詩文差不多都是在嘈雜、血色里噴射出來的。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俄國某些地方很像，壓抑、單調、毀滅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間者，方有亮光的閃動。魯迅是這樣的穿越者，自己遍體鱗傷，樣子是鬥士型的，不免有地獄裡的鬼氣。胡適乃美國現代實驗主義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圖裡，規劃前行的路。他在對西方思想的譯介過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寧與樸素，是一個遠遠觀照病態社會的清醒的審視者。他拒絕血腥、吶喊，把美國制度作為楷模，以理性之思處理文化難題與社會難題，這在那時候的中國不是能夠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來之難也可想而知。在今天的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學術界自由思想者的許多研究理路是從美國來的，而自由精神濃厚的作家喜歡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塔姆、索爾仁尼琴、納博科夫。這可以證明歷史母題的延續性。在攝取域外文化的歷程里，俄國的魅力不減。他們的憂傷、絕望而帶著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點燃困苦裡掙扎的人們。一個非常態的社會，是不能夠以美國的理性之尺簡單測量的。亂世與嘈雜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驗便更為有效。我們在當代閻連科、余華的小說里，感受到的一個事實是，在思想上欣賞美國式民主的兩位作家，他們的表達卻難以擺脫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糾纏，往往在俄羅斯的憂患無序的時空中思考。同時，他們也成了魯迅思想的繼承者。

我覺得胡適與魯迅系文化生態的兩翼，有點像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差異。胡適與托爾斯泰都在可視層面操作自己的選擇，朗然於塵世之間，顯示聖潔之思。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與存在的殘酷審判者，在幽暗和污濁里盪起漣漪，以非確切性與相對性系著可憐的人間世。當然，兩國的作家是沒有可比性，胡適自然也無托爾斯泰的偉岸與宏大，魯迅亦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調式的跳躍和驚世的詠嘆。但他們都豐富了文學與文明之路。我們現在談現代文化的流脈，是不能把他們割裂開來的。

民國的文化生態其實很脆弱，民間的聲音不大，台閣間的文化積累又多不足。魯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學，弄翻譯，做出版，搞創作，在縫隙里覓出路來。胡適從大學的頂層設計做起，把影響輻射到政府和知識階層。在野，就需非正經的文章，思想在權力者之外，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胡適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顧及江山社稷之業，遂以民間身份參政議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間的價值。但因為不得不與蔣介石應酬，思路就難免有非民間的因素，聞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雖保持立場不變，但方式就與傳統文人有了重疊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魯迅的諷刺是必然的。魯迅在破中立，胡適在立中破。魯迅悲苦、怨毒，峻急里有寒光閃閃；胡適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溫和地告別舊路。前者選擇的結果是革命，而後者的歸宿乃改良、勸善。革命要大的磨難，歷辛苦，受摧殘，得煩惱；改良則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這都是大難之事。做不到這兩點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錢玄同、劉半農只能在象牙塔里無聲地嘆息。不過魯迅所理解的革命與胡適不同，非斯大林主義者也。而胡適的改良被魯迅視為奴性之舉，其實也未必搔到癢處。他們的不同，自己不能說清，我們這些後人要在理解的同時，替他們找到內在的原因。所以，我覺得魯迅與胡適，在危難的時代，各自擔當起民族重任，實乃良知的兩種表現。我們現在紀念五四的前輩，對此不能不重新審視，將之看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帶是寧靜者的時候居多，而邊緣之所則有撕裂式的痙攣，有久久的迴音。現代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類人，我們的文學與學術將多麼單調。

當代研究魯迅、胡適的人，彼此不太接觸，隔膜的地方導致了雙方的對立。其實，把他們割裂起來，就簡化了存在的豐富性。五四那代人，他們焦慮地去思考解決著人的解放的問題，肯於犧牲自我。他們既整理國故，又譯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遺風中拓出新地，終於讓現代性的藝術破土而出，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問題在於那路途如何去走。魯迅選擇了戰士的路，胡適則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基礎上，做政府的諍友。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很難，都要做常人難忍之事。魯迅冒風險而解救他人於苦海，自己則孤苦無援。胡適以學問的姿態和良知的表達，規勸蔣氏王朝改邪歸正，自己則成了不受歡迎的異己者。他們的氣量與胸懷，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們的人，不學其人生境界，囿於恩怨、仇愛，與兩位先賢比，我們的許多學者，境界不如他們不說，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沒有他們的廣博與深邃。

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面對魯迅與胡適，應得其文學、學術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經引用高遠東的話說，魯迅是葯，胡適是飯。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診病者的話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聽。百姓要生存，尋常米飯更是須臾不能離開。可惜，在戰亂的時代，這兩種人對話的可能性被戰火、死亡所阻，魯迅、胡適的傳統成了對立的存在。我們這些後人，今天瞭望他們，塵霧已經消散，矗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他們的整體性的時代精神版圖。這成了我們民族記憶緊密相關的遺存。許多年前我說過，在我們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應有湖泊。有大漠驚沙，亦要有無際的綠洲。這些都是生態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這樣看，絲毫沒有什麼變化。自然，他們的遺產也有諸多暗點和瑕疵，我們可能會挑出無數遺憾的所在。可是總體而言，這兩位思想者與先驅者，為我們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石，許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們的文本里。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問題，有時就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原點上去，面對魯迅、胡適所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們陪伴，我們不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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