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模仿美國的國家 不平等都加劇了

【文/ 斯蒂格利茨翻譯/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建軍張曄】

在20世紀中葉，人們總是相信「水漲船高」的道理，即經濟增長可以為全社會帶來財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那段時期，這一論斷背後確實有證據支撐。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工業化國家，每一個群體的境況都在改善，而低收入群體的改善最快。

在接下來的經濟和政治討論中，這個「水漲船高」的假說逐步發展成了一個更加精細的思想。根據這個倒退的經濟政策，偏袒富人的政策最終會令每一個人受益。給予富人的資源，最終將不可避免的滲透到社會的其餘群體中。

有必要澄清的是，這個「向下滲透」（Trickle-down）經濟學的過時版本，並沒有遵循二戰後「水漲船高」的發展軌跡。

「水漲船高」的假說與「向上滲透」（Trickle-up）學說不謀而合，即底層民眾的財富增加，最終會使得人人受益；或者也同樣符合「中間構建」（Build-out from The Middle）學說，即幫助社會中層，則上層和下層的民眾也會從中受益。

如今，戰後的收入日漸平等的趨勢已經被逆轉。不平等正在快速加劇。與「水漲船高」的假說相反，上漲的潮水僅僅使得大型遊艇升高，許多較小的船隻被留在岩石上拍打。

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頂層群體收入（Top Incomes）的快速增長，是伴隨著經濟減速發生的。

這個「向下滲透」的理念與其支撐理論——邊際生產率理論，亟須被人們重新審視。這個理論試圖解釋不平等發生的原因，並試圖為不平等辯護，即為什麼不平等對於全部經濟而言是有益的。

本文將批判的審視這兩個觀點，同時支持關於不平等的另一種解釋，尤其涉及「尋租」理論及其對制度與政治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塑造了勞動力市場和薪酬模式。

如其所示，過度的不平等對經濟成長是既非必要也非有益的，相反它易於導致更加疲軟的經濟表現。有鑒於此，本文主張採用一系列既能增進平等又能改善經濟福利的政策。

不平等的大幅加劇

我們從收入與財富不斷加劇的趨勢開始討論。在過去的30年里，尤其是在美國，處於最頂層的群體表現極佳。

在1980年到2013年，最富有的1%的人已經見證他們的平均實際收入增長了142% （調整了通貨膨脹後、從461910美元增長到1119.315美元）。同時，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已經翻番，佔比從10％增加到20%。最頂層的0.1%的人，甚至表現得更好。

同期，他們平均的實際收入增長了236%，（調整了通貨膨脹後、從1571590美元增長到5279695美元），國民收入所佔的比重已經翻了3倍，佔比從3.4%增加到9.5%。

在同期33年時間裡，中位數家庭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僅增長了9%。而這個增長實際上也僅僅發生在這一期間的前幾年；從1989年到2013年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縮水了0.9%。

而底層群體的收入僅僅與以前的一樣，因為工作時間增加了；但是即使是這樣，我們還是低估了底層群體所遭受損失的程度。

從1979年到2007年，工資分布中最底層的20%的工人的工作時間增加了22%，比其他任何五分之一的階層的所增加的工作時間都要多。

從1979年到2012年，工資中位數（去除通貨膨脹影響後）僅僅增長了5%，雖然同時期的生產率增長了74.5%（見圖1）。

而這些統計低估了工人工資的真實惡化情況，因為美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經提高了（從1980年開始，從大學畢業的美國人比例已經近乎翻倍，達到了30%），因此人們應該會預期到一個顯著的工資水平的增加。

事實上，在過去30年里，對於全部只有高中學歷和本科學歷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的實際平均工資已經下降了。

從2008年到2009年的所謂「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復甦期的前3年里，換句話說，從美國重返經濟增長時起，91%的收入所得全部進入到了最頂層的1%的群體。

美國總統布希和奧巴馬全都實施過「向下滲透」的戰略，即將大筆的錢給予銀行和銀行家。

通過拯救銀行和銀行家，所有人都將受益；而銀行將重啟信貸，財富將創造更多工作。這樣的想法太幼稚了。

據說，「向下滲透」的戰略比直接幫助房產擁有者、企業和工人都更有效。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的時候，美國財政部需要強加附加條件，以確保這筆資金可以妥善利用，而且這個國家也會採用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經濟理論）。

但是，美國財政部卻沒有任何的附加條件強加給銀行。例如，美國財政部甚至沒有要求銀行實施更多信貸或者停止舞弊腐敗的行為。這場救援行動，使頂層的群體變得更富；但是其他群體卻沒有分享到「向下滲透」的好處。

美聯儲同樣嘗試過「向下滲透」經濟學。量化寬鬆被假設為重啟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量化寬鬆推動股票價格上漲，為最富裕的群體產生更多的財富，從而他們花掉其中的部分財富，再使這些財富流向其他群體。

正如耶娃?納斯岩（Yeva Nersisyan）和蘭德?瑞（Randall Wray）指出的，美聯儲和其它政府部門本來可以實施讓其他群體更多直接受益的政策：幫助房產擁有者、借錢給中小型企業、同時修復好斷裂的信用鏈條。 這些「向下滲透」的經濟政策是比較無效的，而這是美國落入衰退七年之後、經濟依然沒有復甦的原因之一。

財富甚至比收入還要集中。財富最多的1%的美國人，佔有全國財富的35%；而當房產不列入統計時，這一比例還要更高。僅列舉一個美國國內極端財富的例子是沃頓家族：沃爾瑪帝國的6個繼承人控制了1450億美元的財富，這一財富值相當於1782020個普通美國家庭的凈資產總和。

財富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劇。在大衰退之前的25年里，富人以一種比其他人更快的速度聚集著更多的財富。當經濟危機襲來時，因為股票價格下跌的緣故，一些最富有的美國人的財富隨之蒸發；但由於房產貶值，眾多美國人的財富也幾乎被掏空。

在危機之後，最富有的1%的家庭持有的財富是普通美國家庭持有財富的225倍，這一數字幾乎是30年或50年前的數字的2倍。在「復甦」的幾年裡，由於股票市場價值的反彈（部分是因為美聯儲通過增加富人的資產負債表推動經濟復甦的傾向），富人們已經重新獲得了他們失去的大部分財富；但這並沒有發生在美國的其他群體身上。

美國已經認為自己戰勝了種族主義，然而從種族視角來看，不平等問題正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在美國呈現。

從2005年到2009年，為數眾多的美國人見證了自己財富的急劇下降。普通美國白人的財富凈值顯著下降，在2009年降到113149美元；相比較於2005年，他們的財富損失了16%。

但是，這一狀況在其他族裔中更加糟糕。普通非洲裔美國人家庭損失了53%的財富，使得他們的資產只有美國白人資產中位數的5%。普通西班牙裔美國人家庭則損失了66%的財富。

可能，美國不平等的最讓人不滿的方面是機會的不平等：在美國，一個年輕人的生活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這種依賴程度比其它發達國家都要高。「美國夢」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大量的研究已經關注到結果不平等與機會不平等之間的聯繫。當存在收入上的嚴重不平等時，處於上層的群體可以為他們的後代購買其他人無法獲得的特權；同時他們常常認為，這樣做是他們的權利和義務。

同時，可以肯定的，在缺少機會平等的前提下，那些出生在社會分配底層的人很可能始終處於社會底層：結果的不平等會自我延續。

這是極大的問題：考慮到我們機會平等程度的低水平、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程度的高水平，伴隨著結果不平等的持續增強和機會平等性的持續減弱，未來情況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普遍化的國際趨勢

在美國贏得這場比賽、變成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至少在發達經濟體中）的同時，發生在美國的許多情況已在其它地方上演了。

在過去的25年時間裡，被廣泛採用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在德國大約增加了22%，在加拿大增加了13%，在英國增加了13%，在義大利增加了8%，在日本增加了6.4%(圖3)。

模仿美國經濟模式的國家越多，結果與跟美國更加趨同。在西歐國家和北美國家中，英國現已是不平等程度第二嚴重的國家；相較於撒切爾時代之前，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圖2和圖3）。

曾經在OECD國家中最為平等的德國，現在已經位居不平等的中游之列。

最富裕1%群體的收入所佔比例的擴大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趨勢；同時在盎格魯薩克遜國家，這一趨勢起步更早，而且相較於其他地方，這一趨勢更加顯著（圖2）。

在富裕國家中，諸如美國，財富集中比收入集中要更加顯著，財富集中的程度也在加劇。

舉個例子，在英國，最頂層1%群體的收入所佔的比例從1978年的5.7%增長到了2010年的14.7%。與此同時，英國最頂層1%群體的財富所佔的比例從1970年的22.6%激增到2010年的28%，最頂層10%群體的財富所佔比例從64.1%增長到70.5%。

在轉型經濟體出現的模式，同樣令人深感不安。在通向市場經濟的初始階段，轉型經濟體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程度都處在較低水平（至少根據現有可測量來看）。

如今，正如使用基尼指數測量所顯現的那樣，中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可以比得上美國和俄羅斯了。

縱觀OECD國家，自1985年以來，可獲得數據的22個國家中的17國家的基尼指數，都已經顯著增加（圖3）。

註：收入指的是根據家庭規模調整之後的可支配收入。橫坐標的國家從左到右依次為：斯洛維尼亞、丹麥、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比利時、芬蘭、瑞典、奧地利匈牙利、愛爾蘭、瑞士、盧森堡、法國、荷蘭、德國、韓國、冰島、愛沙尼亞、希臘、波蘭、西班牙、紐西蘭、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義大利、英國、葡萄牙、以色列、美國、土耳其、墨西哥、智利、OECD-20國。

此外，最近皮凱蒂（T. Piketty）與其合著者的研究發現，至少在我們有數據可查的富裕國家中，繼承財富的重要性在最近幾十年已經增加。雖然繼承資金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在戰後初始階段呈現的是遞減的趨勢，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一比例已經持續增加。

解釋不平等

我們怎樣才能解釋這些令人擔憂的趨勢呢？傳統上來講，經濟學家和社會思想家們對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幾乎不存在共識。

在19世紀，他們努力去解釋，要麼去為不平等辯解，要麼去批判明顯的嚴重的不平等。馬克思就討論過剝削問題。

作為第一個經濟學講座教授的首位獲得者（the first holder of the first chair in economics），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德拉蒙德講座教授西尼爾認為，資本的回報是對資本家節制和不消費的報償。（意指）這不是對於勞動的剝削，而是對於資本家們放棄消費的正當回報。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則發展出了邊際生產率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報酬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個體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

儘管剝削理論認為頂層群體的財富所得是通過拿走底層群體的所得來實現的，但是邊際生產率理論認為頂層群體只是獲得了他們為社會所貢獻的東西。

這一觀點的擁護者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已經表明，在競爭性市場中，剝削（例如，作為壟斷勢力或者歧視的結果）確實是沒法持續下去的，同時資本的增值會導致工資的上漲，所以多虧了頂層群體的儲蓄和創新，工人們的境況才變得更好。

更明確地，邊際生產率理論堅稱：由於競爭，參與生產過程的每個人會掙得與他們邊際生產率相等的報酬。邊際生產率理論，將更高的收入與對社會更大的貢獻聯繫起來。

舉例來說，邊際生產率理論可以對富人實施稅收優惠的合理性做出如下辯護：一旦對高收入徵稅，富人對社會貢獻的應得獎勵（just deserts）將被剝奪；同時，更重要的，這樣將阻止他們天賦 的展現。此外，富人們對社會貢獻越多、工作越努力、儲蓄越多，對工人們就越是好事，因為工人們的工資會因此而增長。

如上為不平等辯護的說法之所以能持續，源於這些說法或許有點道理。在那些賺大錢的人當中，一些人確實為我們的社會貢獻頗多。在一些情況下，他們自己佔用的僅僅是他們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一部分。

但是這僅僅是故事的一個部分：除此而外，還有其他造成不平等的原因。

懸殊的差異可能來自於剝削、歧視和壟斷力量的影響。同時，一般而言，不平等被許多制度和政治性的因素影響（比如產業關係、勞動力市場制度、福利和稅收制度），這些因素可以獨立於生產率，也可以影響生產率。

各國稅收和轉移支付前的收入差別顯著不同的事實表明，收入分配不能僅由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所解釋。法國和挪威是OECD國家中運作良好且很大程度阻止了不平等惡化趨勢的國家（圖2和圖3）。不管怎樣來評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機會平等的程度都更高。

邊際生產率理論按說應該有更廣泛的應用。新古典主義理論教導說，即使在不考慮比如制度之類的因素時，人們仍然可以解釋經濟結果。有人認為社會制度僅僅是假象；經濟行為是被潛在的供求法則來驅動，而經濟學家的工作是理解這些潛在的力量。

因此，標準的理論不能解釋有著相近科技水平、生產率和人均受的所得的國家，在稅前分配（before-tax distribution）方面的差異是如此之大。

然而證據顯示，制度確實很重要。制度的影響不僅可以被分析，而且制度本身也可以被解釋，有時是由歷史解釋，有時是由權力關係解釋，同時有時是由非標準分析的經濟力量 （比如信息不對稱）來解釋。

因此現代經濟學的一個主旨就是理解制度在創造和塑造市場時所扮演的角色。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些替代性假說的相對作用和重要性是什麼？沒有什麼簡單的方式可以提供一個簡潔的量化答案，但是最近的事件和研究都開始將重點放在那些更加註重尋租和剝削的理論上。

在轉向討論制度和政治因素之前（這些因素通常被視為最近收入分配的結構性變革的根源），我們將先在下一節討論這些關於尋租和剝削的證據。

尋租和頂層群體收入

「租金」一詞最初是用來描述土地的收益，因為地主收取這些報酬憑藉的是其對土地的所有權而不是所做的事情。這個詞之後被擴展到涵蓋壟斷利潤或壟斷租金（即一個人僅僅因為壟斷控制而獲取的收入）、基於類似的所有權權利而獲取的一般性回報。

因此，尋租指的是：收入獲得並不是因為創造財富所得，而是依賴攫取遲早都被生產出來的財富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

實際上，食利者一貫會毀滅財富，這是他們從其他人那裡奪走財富的副產品。一個將其產品定價過高的壟斷者，會通過索要高價賺錢、同時毀滅其價值。為了達到其壟斷價格，壟斷者必須限制生產。

在過去的30年里，頂層群體收入的增長主要是由兩類職業類別驅動：那些處在金融部門的職業（高管和專業人士）和非金融部門的高管們。 證據表明：租金已經為兩者收入的強健增長貢獻良多。

讓我們首先大體上來看一下高管的情況。高管報酬和公司業績的相關性的缺失表明，高管們薪酬的提升沒有反映出生產率的高低。

早在1990年，詹森（Jensen）和墨菲（Murohy）通過一個覆蓋1400家公司、2505名首席執行官的研究樣本就發現：高管薪酬每年的變化並沒有反映出公司的業績。

之後，別布丘克（Bebchuk）、弗雷德（Fried）和格林施泰因（Grinstein）的研究也表明：自1993以來美國高管薪酬的巨幅增加並不能被公司業績或者產業結構所解釋；同時與之相反，薪酬增加主要是由公司治理的漏洞造成的，漏洞使經理們在實際操作中可以給他們自己設定薪酬。

米舍里（Mishel）和薩巴迪斯（Sabadish）對350家公司的研究表明：這些首席執行官（CEO）的薪酬增速遠遠超過了他們公司股票市場價值的增加。

最為引人側目的是，當股票市場價值減少時，高管們的薪酬仍然呈現顯著的正向增長。

此外，存在其它質疑邊際生產率理論的原因。在美國，首席執行官薪酬與工人平均薪酬的比例從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3年的300：1。沒有理由可以解釋相對生產率量級的技術變革，同時也沒有任何可以解釋技術變革僅僅發生在美國而沒有發生在其它類似國家的原因。

此外，對於公司薪酬體系設計顯著表明，他們沒打算根據努力程度來發放回報：特別是，這種薪酬體系設計與股票表現相關聯，但是股票漲跌取決於許多不受首席執行官控制的因素，比如市場利率和油價。

設計一個附帶更少風險的激勵架構是比較容易的，只需要參照一組可比較的公司，根據相對表現來發放薪酬。

柯林頓政府嘗試引入鼓勵所謂的績效工資（但並未附加條件來保證工資和表現是相關的）與披露要求（這可以讓市場參與者更好的了解與首席執行官股票期權計劃相關聯的股票稀釋程度），這種嘗試露出了底線：那些推動優惠的稅收待遇與反對披露的人們，非常清楚這些制度安排會增進收入方面更嚴重的不平等。

尤其是，對於金融部門頂層群體收入的增長，證據都不利於那些基於邊際生產率理論的解釋。

由菲利蓬（Philippon）和雷謝夫（Reshef）的實證研究顯示，在過去的20年里，相比類似行業，金融部門從業者已經享受到巨額的「支付溢價」，而這個現象並不能被通常的生產率代理指標（比如受教育程度或不可觀測的能力）來解釋。

根據他們的估算，金融部門的薪酬水平比其在完全競爭下可以預期的薪酬水平高40%左右。

還有據可查的是，被認為是「大而不倒」的銀行，由於國家默許的擔保而享受租金收入。投資者們知道這些大型金融機構實際上可以得到政府的擔保，因此他們願意以更低的利率來為這些機構提供資金。

大銀行可以因此而繁榮，但這並不是因為它們更有效率或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務，而是因為大銀行事實上被納稅人補貼。 不用奇怪，通過這種方式被大銀行享有的租金，會轉化為銀行經理或者股東們更高的收入。

不同於邊際生產率理論對頂層群體工資的解釋，危機之後的高管薪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相比較於其他行業，金融行業在這個問題上更加明顯：那些將他們的公司和全球經濟帶到毀滅邊緣的銀行家們續享有高薪，而這一薪酬無論如何也不會與他們的社會貢獻或者是他們對所在公司的貢獻相掛鉤（這兩種貢獻都是負的）。

舉例來說，一個關注2000年到2008年間的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研究已經發現，這兩個巨擎企業的最高決策層已將巨額的「基於績效」的薪酬（大致估計，雷曼兄弟有10億美金、貝爾斯登有14億美金）捧回了家，而這些巨款在這兩家公司倒閉時沒有被追回。

關於尋租對加劇不平等的重要性的證據，源於另外一些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對最頂層的群體的稅收增加並不會降低經濟的增長率。如果這些收入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我們可能會看到，作為對稅收的回應，他們可能不會那麼努力地工作，而這會對GDP產生不利的影響。

租金的增加

在過去35年里，最富裕的國家發展演變的三個顯著特徵是財富與收入比例的增加、工資中位數的停滯和資本回報率下降的失靈。

主張「財富」等同於「資本」的標準新古典主義理論認為，資本的增加會伴隨著資本回報率的下降與工資的上漲。非熟練工人工資增長的失靈，已經被歸因為某些技巧導向性的技術變革（尤其是在1990年代），而這種技術變革增加了市場施加給技術的額外成本。

因此，那些有技術的工人看到他們的工資在上漲，而那些沒有技術的工人會看到他們的工資在下降。

然而最近幾年，我們也見證了熟練工人工資的下降。此外，正如我最近的研究顯示的那樣 ，即使有些工資下降，平均工資應該是上升的，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存在某種替代性的、貌似更合理的解釋。這種解釋基於對於租金上漲（由於地租、知識產權租金和壟斷勢力的增加）現象的觀察。作為結果，那些可以給所有者帶來租金的資產（例如土地、房產和金融產權）的價值，也相應地增加了。

這樣，總財富就增加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經濟體生產率的提高，或者是平均邊際生產率的提高，或者是工人平均工資的提高。恰恰相反，由於租金份額的上升是以工資為代價發生的，工資可能會停滯甚至下降。

事實上，那些推動總財富增加的資產並沒有生產出生產資料（Capital Goods）。在許多情況下，從通常意義上來看，這些資產甚至不是生產性的；它們與商品與服務的生產沒有直接關聯。 隨著越來越多的財富投入到這樣的資產上，投資到實體的生產性資本（Real Productive Capital）的財富就更少。

從許多我們擁有數據的國家（比如法國）的情況來看，證據表明情況的確如此：在最近幾年中，很大比例的儲蓄被用於購置房產，這並沒有增加實體經濟的生產率。

引致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會增加這些非生產性（Unproductive）固定資產的價值（即財富價值的增加並沒有伴隨著任何商品和服務的流動）。出於同樣的原因，泡沫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導致財富的增加，卻伴隨著潛在的對實體的生產資本的不利影響。

的確，資本主義經濟很容易產生這樣的泡沫（從歷史記錄 來看，這一事實應該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它也被理論模型所證實了。 ）雖然近幾年房產（同樣還有更根本的地價）中的泡沫開始被糾正，但是我們仍然不能確信那就是完全的糾正。

相比生產性資本數量的增加，財富與收入的增加比與租金價值的增加可能有更大的關係。那些可以進入金融市場、並從銀行中獲得信貸的人（通常上是那些已經十分富裕的群體）有能力去購買資產，並且將之作為抵押物。當泡沫開始迅速膨脹的時候，他們的財富也開始膨脹，而社會的不平等情況則更加嚴峻。

而且，政策擴大了既有的不平等程度：對於資本回報的稅收優惠政策，使得那些資產獲取高額稅後回報成為可能，尤其增加了富人的財富，這些富裕群體獲得了這些資產的很大部分（這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他們更能承受與之相關的風險）。

制度和政治的作用

尋租在頂層群體收入增加中的重大影響，顛覆了收入分配中的邊際生產率理論。那些頂層群體的收入和財富，至少部分地是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取得的，而這恰恰與「向下滲透經濟學」得出的結論相反。

舉例來看，當壟斷成功地將它所出售的商品價格抬高時，它就降低了其餘每個人的實際工資。這表明制度和政治的因素，在影響資本和勞動的相對（收入）份額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過去的30年里，工資增長的速度要比生產率增長的速度慢得多（圖1），這一事實很難與邊際生產率理論吻合 ，卻與剝削程度的加劇（Increased Exploitation）相一致。

這表明工人談判能力的削弱成了主要因素。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而勞動力的流動性卻相對較弱，弱勢的工會和不對稱的全球化可能會嚴重影響不平等的大惡化。

全球化的應對方式部分的導致了工資的降低，這是因為工人們的談判能力已經從根源上被剝奪了。伴隨著資本的高流動和低關稅，企業只需告訴工人，如果他們不接受更低的工資和更差的工作環境，企業就將轉移到其它地方。

為弄清楚不對稱的全球化如何影響談判能力，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勞動力是可以自由流動的而資本不能流動，那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國家之間將會為吸引工人而展開競爭。國家還將承諾優質的學校、良好的環境和對工人們的低稅率。通過對資本徵收高稅收，國家可以實現財政支撐。但這並不是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在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工會會員及其其影響力已經下降；在盎格魯-薩克遜國家，這種下降尤其嚴重。這導致了經濟力量的不平衡與政治真空。沒有來自工會提供的保護，工人們的境遇比他們被工會保護的時候的境況惡化很多。

針對工作機會向國外轉移帶來的失業威脅，工會對保護工人無能為力，這進一步弱化了工會的力量。但是政治也起到了一個主要作用：舉例來說，里根總統在1981年阻止了美國空中交通管制員的大罷工，瑪格麗特?撒切爾則鎮壓了英國的全國礦工協會。

關注通貨膨脹的央行政策，也幾乎成為導致不斷加劇的不平等與工人談判能力弱化的另一個因素。只要工資一上漲，尤其是工資增加的速度超過了通貨膨脹的速度時，關注通貨膨脹的央行就開始提高利率。

結果就是平均失業率的上升，同時產生對工資的下行棘輪效應（Downward Ratcheting Effect）：當經濟體陷入衰退時，實際工資通常會下降；但是那時，貨幣政策卻被設計成確保工資不會恢復。

影響不平等的不僅僅是法律和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工會的力量），還包括是否接受被歧視的社會傳統。同時，政府在執行反歧視法時已經變得寬鬆。

與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們的建議相反，與市場實際運作的隨機觀察一致，歧視已經成為市場經濟中的持續存在，並且很大程度的幫助我們解釋了問題所在。

在房產市場、金融市場（在危機爆發前夕，至少最大的美國銀行之一必須繳納一筆由於歧視性做法的巨額罰金）和勞動力市場，歧視的形式多種多樣。有一大堆文獻來解釋這樣的歧視如何持續。

儘管市場力量部分的被政治塑造著，但是毫無疑問地，市場力量（受科技和教育影響的對熟練工人的供給和需求）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不同於之前市場力量和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的情況——當市場力量導致分化加劇時，政治過程就開始抑制這個階段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增加；在當今的富裕國家，這兩種力量已經開始共同推動不平等的加劇。

不平等的代價

因此，證據已經不支持僅僅從邊際生產率角度對不平等的解釋。那麼我們需要不平等來推動增長的說法，究竟何意呢？

這種主張的第一個辯解是，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是必需的，其焦點在於儲蓄和投資在推動增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同時這個主張也基於如下的觀察：頂層的群體通常會儲蓄，而底層的群體則會花光他們所有的收入。因此，一個工資比例很高的國家，將不可能像工資比例較低的國家那樣去快速積累資本。而產生長期經濟增長所需的儲蓄的唯一方式就是保證富人們擁有足夠的收入。

這樣的主張在今天尤其不合適，借用伯南克的話，今天的問題在於全球儲蓄過剩。即使在那些通過增加國民儲蓄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情況下，促進儲蓄的方式中，也有比加劇不平等程度更好的選擇。

政府可以對富人的收入進行徵稅，同時用這筆資金去資助私人或者公共投資；這樣的政策不僅可以削減消費和可支配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且還可以使得國民儲蓄增加（適度的測算）。

這種主張的第二個辯解，以如下流行的錯誤觀點為核心，即頂層群體是工作創造者（the Job Creators）；給予他們更多的資金就可以創造更多的工作。

在工業化國家，富有創造性企業家精神的人，在各個收入階層都無處不在。創造工作的是需求：當存在需求時，企業會創造工作去滿足這種需求（尤其是當我們可以讓金融系統按照它應有的方式去運行，為中小型企業提供信貸時）。

事實上，正如IMF的實證研究所顯示的，不平等是與經濟不穩定相關聯的。尤其是，IMF的研究人員已經證明，當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時，經濟增長的持續時間（Growth Spells）趨向於更短。

當其它決定經濟增長持續時段的因素（比如外部衝擊、產權和宏觀經濟狀況）納入考量後，這一結論依然成立：平均來看，不平等水平下降10個百分位，則預期的持續增長時間會增加50%。

如果關注於中期的平均增長率而不是持續增長時間的話，基本情況也不會改變。最近一份由OECD發布的實證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對於中期增長會有負面的、統計上的顯著影響。

據估計，在諸如美國、英國和義大利這樣的國家，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情況沒有加劇，那麼整體的經濟增長在過去的20年里會高出6到9個百分點。

不平等對經濟的破壞，體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不平等導致總需求的疲軟。原因不難理解：社會底層群體會比頂層群體的消費比例更高。

貨幣當局應對疲軟需求的不當方式，也可能會加劇這個問題。通過低利率同時放鬆管制，貨幣政策太容易製造資產泡沫，而這些泡沫的破裂反過來會導致衰退。

許多對於最近危機的解讀已經著重強調了分配問題的重要性。 如果沒有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放鬆管制的影響，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可能會導致更低的消費水平。而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放鬆管制卻會引起房產泡沫和消費繁榮。

總之，不斷增長的債務維持了消費。 但是，泡沫的最終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樣不可避免的是，當泡沫破裂時，經濟會陷入衰退。

其次，結果不平等與機會不平等是相關聯的。

當處於收入分配底層的群體冒著無法釋放他們潛能的巨大風險時，經濟不僅會因為今天疲軟的需求付出代價，也會因為未來更低的增長付出代價。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兒童在貧困中成長 ，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僅缺乏教育機會，也缺乏獲得充足營養和健康的機會，這樣一個國家的長久繁榮將被置於危險之中。

第三，貧富差距嚴重的社會，不太可能在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方面開展公共投資，而公共投資可以提高生產率。

如果富人們認為他們不需要這些公共設施，還擔心提升經濟效率的強政府（Strong Government）可能會用它的權力來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那麼在一個不平等嚴重的國家，其公共投資的減少就不不足為奇了。

此外，在這樣的國家中，稅收和其它經濟政策更可能去鼓勵那些對金融部門更有利的活動，而不是生產性活動。在如今的美國，對長期的金融投機收益（資本利得）的稅率是對勞動力所徵稅率的大約一半，投機衍生品在破產清算時比工人有更大的優先權。稅法鼓勵國外的工作創造（Job Creation），而不是在國內的工作創造。

這樣的結果會是一個更虛弱的和更不穩定的經濟體。改革這些政策同時採納其它可以減少尋租的政策，不僅可以緩解不平等，同時還可以改善經濟的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對當今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問題的解釋是基於邊際生產率理論的，但是不平等問題對於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對這些解釋的證據。

邊際生產率理論的基本前提是那些處於社會頂層的群體僅僅拿到了與他們努力程度相對應的回報，而社會的其他人群從他們的活動中受益。如果果真如此，那麼我們能看到高速增長和頂層群體更高的收入之間的關聯的。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恰恰與之相反。

逆轉不平等

大量的的政策可以用來削減不平等程度。這些政策包括，對教育更多的支持（這包括學前教育）、增加最低工資、加強賺取收入的稅收抵免、提升在工廠工作的工人的呼聲（包括通過工會）、更有效的反歧視法律的實施。尤其是，有如下四個方面能使我們現在的嚴重不平等得以改善。

首先，高管薪酬（尤其在美國）已經過高，而且很難給這些基於股票期權的高管薪酬體系的設計找到正當的理由。

股市表現的改善，不應被作為高管們獲得獎勵的理由，他們在股市沒有起作用。如果美聯儲調低利率，就會導致股票市場價格的增長，那CEO們就不應該因此獲得獎金分紅。如果油價下跌，航空公司的利潤和股票的價值就會提升，航空公司的CEO們也不應該得到獎金和分紅。

有一種簡單的辦法來考量這些不應歸因於高管們努力的收益（或損失）：在可比情況下，根據公司的相對表現來制定績效工資。關於良好的薪酬體系的設計，我們已經思考研究了三分之一個世紀 ，但大公司們的高管們幾乎都刻意抵制這些洞見。

高管們專註於利用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和眾多股東對於這些問題的不知情來努力提升他們自己的收入；無論股票價格上漲還是下跌，高管們都能獲得更高的薪酬。在長期看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經濟增長本身就被傷害了。

其次，宏觀經濟政策需要維持經濟穩定和全員就業。高的失業率幾乎會嚴重損害那些處於收入分配中底層和中層的人群。

今天，工人們正遭受著三重打擊：高失業、低工資和公共服務的削減；因為政府的收入比經濟運營良好時減少了。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已經弱化了總需求。而通過超級擴張的貨幣政策和撤銷管制來給資產價格泡沫繼續打氣的做法，並不是解決需求疲軟唯一可行的方式。在基礎設施、技術和教育領域的更多的公共投資，既可以恢復需求，又可以削減不平等。

無論從長期還是從短期看，這些都是有助於經濟增長的。根據IMF最近的實證研究，良好設計的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能提高短期和長期的經濟產出，尤其當經濟運行低於潛在增長率的時候。

就GDP而言，這也不需要增加公共債務：因為運營的基礎設施項目可以自負盈虧，而收入的增加（因此在稅收收入上）將遠遠抵消支出的增加。

第三，在教育領域的公共投資對於解決不平等問題有著根本性的作用。

工人收入的決定性因素是受教育的水平和質量。如果政府可以保證教育機會的平等，那麼工資的分配就能反映出能力的分布（包括從教育中受益的能力）、教育體系試圖彌補能力和背景差異的程度。

在美國，那些富裕家庭（父母）的孩子就能獲得更好的教育，當代人的不平等就會傳遞到下一代、甚至每一代人上，工資不平等將反映出收入差距、最近一代人的相關的不平等。

第四，那些迫切需要的公共投資，可以通過對資本收入公平和充分的徵稅來提供資金。

上圖分別代表平等和公正，通過公共投資可以抑制不平等的加劇

這樣的公共投資有助於進一步抵制不平等的加劇：它有助於降低凈資本回報，以致於將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來儲蓄的資本家們看不到他們的財富積累速度比整體經濟增長速度更快的情況，從而不會導致財富差距的擴大。

為資本利得和分紅提供稅收優惠的特殊條款，不僅會對經濟造成扭曲，而且隨著大部分好處向頂層群體集中，收入不平等會加劇。同時，這些特殊條款還會帶來巨額的預算成本：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在接下來的10年里，這個預算成本會高達2萬億美元。

對資本利得和分紅的特殊條款的廢除，再加上對權責發生制的（Accrual）而不僅是已實現的（Realizations）資本利得徵稅，是一種稅制的重要改革；這既可以改善不平等，又可以大幅提高實質收入。

也存在許多其它的辦法 ，比如一個良好的繼承製度、有效運轉的強制不動產稅制度等。

小結：重新定義經濟增長

我們過去常常認為存在一個取捨關係：即我們能享有更多的平等，但需要以犧牲整體經濟增長為代價。現在，非常明確的是，考慮到許多富裕國家的極端不平等和這些不平等所產生的方式，更加平等和更好的經濟表現則變得相輔相成。

如果我們關注於經濟增長的合適的衡量，這尤其真實。如果我們使用錯誤的度量指標，我們將為錯誤的東西而奮鬥。

正如國際經濟表現測量和社會進步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所論證的那樣，有一個日益增長的全球共識：GDP未能就整體經濟表現進行很好的測量。

重要的事情是，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是否大部分公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

自從新千禧年伊始，美國經濟和大部分其它發達國家的經濟，明顯的表現不佳。事實上，在過去30年里，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已經基本上停滯不前了。

的確，就美國而言，問題更為嚴峻，而且在衰退之前就已經顯現出來：在過去的40年里，儘管生產率大幅提升，但美國的平均工資卻停滯不前。

如本文所強調的，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是富裕國家當下的經濟困境的重要原因。我們需要關注的，不僅是大致的情況（正如GDP指引我們去做的），還應該關注經濟對於普通民眾的影響；舉例來說，這可以由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Median Disposable Income）來體現。

人們關心健康、公正和安全，然而GDP統計並沒有反映出這些狀況的惡化。一旦社會福利的各方面因素被納入考量，富裕國家的近期（經濟）表現就看起來更糟了。

找到改變這些現狀的經濟政策並不困難。我們需要在公共品方面的更多投資：更好的公司治理、反壟斷和反歧視的法律、一個被更好地監管的金融體系、更健全的工人權利、更激進的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

通過如上這些手段來「重寫治理市場經濟的規則」（rewriting the rules），一個更平等的（包括稅前、稅後和轉移支付的收入分配）、也因此更強健的經濟增長是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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