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黨爭為何結出的都是惡果

本人電視系列講座《東林沉浮》全本選讀8

中國歷代黨爭為何結出的都是惡果

黨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大常見現象，尤其在歷朝末世，頻頻出現，所以史學有「國之將亡，必興朋黨」之說。 然而，我們知道，現代世界各國也黨爭，歐美國家通用的議會制度就是黨爭政治，但是並沒有導致天下大亂、國家滅亡。 為什麼現代世界各國通行的黨爭政治總體上是文明的，而中國歷代黨爭卻大多是野蠻生長的毒瘤呢？

這就需要從中國最早的黨錮之禍談起了。 在中國歷史上，黨人往往是和一個特殊的士大夫群相連，那就是清流。 什麼是清流？顧名思義，就是清正的流派。對於清流，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日知錄》里給出正面解釋——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也就是說，清流是一群讀書君子，他們重氣節、輕名利，有原則，講正氣，愛憎分明，是非清晰，品德高尚。 提及中國清流，歷史上最有名的有兩支，一支是東漢黨人，另一支就是大明東林黨。他們都出現在王朝的末世，就像一個將死之人彌留之際的迴光返照。 在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中，笑到最後的是宦官。而大明東林黨亦如是。 東漢「黨錮之禍」發生在王朝走向衰敗的桓、靈二帝時期，時間跨度約十年，前後共兩起三波。禍事的起因，是因為皇帝昏庸，朝政腐敗，大權一部分轉移到宦官、外戚之手。外戚能力有限，而宦官素質更差，他們在治國理政上無所作為，搞腐敗卻一個賽一個。他們異常貪婪，到處搶掠，兼并土地，胡作非為，把朝野弄得烏煙瘴氣。

外戚專橫，宦官兇狠，皇帝昏庸，不禁令朝野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出於對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擔憂，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堅決反對外戚、宦官專權，對他們進行抵制或反擊;這些士大夫的根據地是太學，從眾就是太學生。太學當時有學生三萬餘人，影響力不可小覷。太學生們評論朝政，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對賢能大臣給予褒揚，對弄權的外戚、宦官予以鞭撻，逐漸形成了所謂「清議」，太學因此成為當時的輿論中心;全國州郡學子亦與太學生聯絡，遙相呼應。

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朝中大臣李膺、陳蕃等交往，相互敬重、讚賞。他們還和大將軍竇武惺惺惜惺惺，雖然竇武是外戚，但是品格高尚，傾向清流。於是聯手打壓宦官。於宦官來說，感覺到壓力很大。為此他們在皇帝面前進讒言，並試圖予以打擊。漢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一些大宦官的家人黨羽因為在地方為非作歹殘暴百姓，而被清流官員處以極刑、大赦不赦。於是，宦官向桓帝進言，認為清流官員違抗皇名，桓帝聽信一面之詞，下令布告天下，逮捕黨人。黨人首領李膺被捕入獄，受牽連黨人達200餘人。後竇武上疏請求釋放黨人，迫使桓帝放人，黨人李膺得以獲釋，放歸田裡。

第一次黨錮之禍，就此告一段落。

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底，桓帝去世，十二歲的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大將軍竇武掌握實權，起用陳蕃，徵召曾被廢黜的李膺等人入朝，共理政事。建寧元年(168年)五月，出現日食天象，竇武藉此建議竇太后解決宦官問題，竇太后不予採納;竇武也多次勸竇太后，應及早清除宦官，竇太后仍猶豫不決。於是，竇武、陳蕃等人決意清除宦官曹節、王甫一黨，並採取相關措施，抓捕宦官。 但是，事有不密，走漏了消息，宦官為自保，殊死一搏，先下手了。他們挾持漢靈帝，關閉宮門，假傳詔令，掌控了御林軍，接著，劫持竇太后，搶奪璽綬;下令追捕陳蕃、竇武等人。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場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名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都被誅滅，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

宦官集團先下手為強，徹底改變了局勢。於是一群小人得志，參與政變的宦官趾高氣揚，坐地分贓。與此同時，他們對被指為「黨人」的士大夫、太學生進行殘酷打擊，瘋狂迫害。李膺、杜密等人再次被罷官，李膺被捕入獄處死，第二次黨錮之禍，株連之廣，為害之深，遠遠超過了前一次。

十六年後，黃巾起義暴發，六年後漢靈帝去世，東漢朝廷奄奄一息，才正式為陳蕃、竇武等人平反，黨錮之禍總算就此結束了，而東漢王朝大勢已去。

中國的歷史總是驚人輪迴。東漢黨錮之禍結束1500年後，大明王朝發生了同樣一場黨爭之禍。以清流士大夫為主的東林黨，與權宦魏忠賢組建的閹黨，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朝堂戰爭，結果與1500年前的東漢一樣，清流敗亡，權宦勝出。

宦官大都是小人，缺乏文韜武略。可是，為何總是成為「黨錮事件」的贏家，而士大夫與太學生卻是輸家?為什麼清流看不起宦官，但最終總被宦官所滅？

道理很簡單，因為皇帝站到了他們那一邊，宦官從身體上講，是無根的，但從勢力講，他們是有根的，這個根就是皇帝。宦官滅清流，就是皇帝打壓士大夫，是皇權與士權博弈的衍生品。在中國封建王朝，雖然所有人都為皇帝服務，但是遠近有別，親疏有距。士大夫是皇帝的搭檔，而宦官史皇帝的家人奴僕，一個老闆被合作夥伴取代的危險性大，還是被奴才取代的危險性大呢，不言而喻。所以，宦官殺清流，實際上就是皇帝滅權臣。自古權臣取代皇帝的事情多矣，而太監登大寶的，微乎其微矣。

客觀地說，宦官佔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他們可以控制或代表皇帝。在那個年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是正義與合法的化身。所以，宦官可以借皇帝的名義打擊政敵。一方面能在皇帝跟前進讒言，對那些士大夫與太學生妖魔化，將他們劃為「誹訕朝廷」、「為大逆」的「黨人」，另一方面借皇帝的詔書發號施令，對「黨人」進行打擊迫害。

當然，上述有利條件並不足以使宦官註定成為贏家，真正使宦官獲勝的原因是他們的小人做派。由於工作需要，宦官都被人為閹割，這不僅使他們喪失性功能，而且扭曲他們的人格與人性;特定的生存環境，使他們大都成為心理陰暗的小人。宦官一旦得勢把持朝政，往往會釋放人性的驚人能量，形成一股無所顧忌的黑惡勢力。相對而言，清流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君子講規則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依法辦事。比如，東漢竇武想解決宦官問題，先徵求太后意見，太后沒有同意，他便猶豫不決。當他決意行動之後，他下令抓捕宦官鄭颯，交給北寺獄審訊，查出宦官曹節、王甫等人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辦。這麼做，自然是君子所為，卻因此貽誤時機，給對手反撲的機會。

反觀小人，他們無所顧忌，不守法規，不擇手段。君子試圖依法「打黑」處置小人，而小人卻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終究不及「黑打」，君子完敗於小人。

自東漢「黨錮之禍」起，類似的禍事歷代都沒有絕跡，而且往後還頻繁出現。尤其是東漢宦官集團所製造的「黨錮」事端及創造的「黑打」手法，為後世統治者或權宦打擊政敵或排斥異己樹立了成功的範例。每當他們感到輿論壓力很大的時候，他們就會效法東漢權宦，使出「黑打」手法，給對方羅織各種罪名並扣上什麼黨人的帽子，從而置之於死地，並且誅殺其親屬與同黨，以至於趕盡殺絕，使對方永世不得翻身。晚明魏忠賢打擊東林黨就是實例之一。在這些黨爭的權宦眼裡，宮廷沒有規則與文明，只有血淋淋的坑害殺戮，只有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話說到這，需要拉回主題。為什麼中國歷代王朝黨爭結出的都是惡果？歸根到底，禍事的根由就在君主專制制度本身。這個制度，不僅滋生了變態的宦官群體，更致命的是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皇帝「一裁終局」。

從現代政治學上講，一個國家的權力機構，應該由國家元首、官員、民間三部構成，現在國家最高權力在民，其代表機關是國會眾議院，而實際元首無論是總統還是首相，都通過民選產生，可謂君權民授，而過去中國封建王朝，卻只有君權和相權，也就是只有元首權力和官員權力，百姓是無權的，到了朱明王朝，君主廢相，大臣的權力也式微了，變成君權獨大，而所謂的黨爭，也與現代意義上的競選完全不同，諸黨爭來爭去，爭的不是國家最高權力，而無非是君主的職業經理人，改變動搖不了君主才是主子的政治格局，所以，通過黨爭上台的黨，要麼看皇帝臉色行事，要麼直言犯諫，被皇帝及其奴才打壓淘汰了事。

黨爭的一切一切關鍵點，在黨爭的裁判、選擇權在誰。現代政治黨派競爭，選擇權在民眾，而封建王朝，選擇權在君主，民眾對君主沒有選擇權，對士大夫也沒有選擇權，指望「無賴兒郎」那些昏君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和裁定，無異於緣木求魚。

氓流參戰，禍首裁判，如此黨爭，只能是惡性競爭，結果如何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