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走邊聽·東城】北大紅樓：追憶紅色京華煙雲

四月的北京，綠綻枝頭。在這春色無限的日子裡，筆者第三次走進了北大紅樓，紅色磚牆、紅色窗欞，這幢坐北朝南的北洋風格建築，承載著紅色的歷史煙雲，感覺莊嚴、肅穆，歷史的厚重感隨處可見。

北大紅樓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沙灘北街（今五四大街）29號，為北大老校舍之一，原名「京師大學堂」。工作人員告訴筆者，作為中國革命的起點，北大紅樓印證了中國共產黨先驅者艱苦卓絕的歷程，在經歷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洗禮之後，翻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紅樓，這座年僅91歲的年輕建築，建成伊始，便成就了北京城內一段極不平凡的歷史。為了保持歷史原樣，一樓的樓道和展室依舊是木地板，地板上的大紅漆泛著新刷後的紅光，走在上面發出陣陣咯吱聲。樓道比較昏暗，圓形的老式吊燈散發著幽幽的光亮，深棗紅色的木門，黑色的老式門把手，默默地記載著歲月的痕迹。

走進紅樓，一樓門廳中間是蔡元培先生的銅像。北大因蔡元培，從此確立其現在傳統和校風；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為中國偉大的教育家，這一切皆源自紅樓。1916年身在法國遊學的蔡元培先生，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從此北大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適逢蔡元培就職第二年，紅樓落成，北大圖書館、校部機關隨之搬入其中。在紅樓，蔡元培對北京大學進行大力整頓和改革，他實行「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辦學方針，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聘請胡適擔任哲學研究所主任。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成為蔡元培整頓和改革北大的重要力量。在蔡元培校長革新精神的指導下，北京大學氣象一新，在全國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蔡元培一生清廉，在北京任職多年，卻始終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一直租住他人房屋。他生活儉樸，是民國時代十分難得的清廉官員，他曾經寫下抒發崇尚廉明剛直、憎恨邪惡貪濁的詩：「潔身自好或非鮮，嫉惡如仇得見難」。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極端拮据，去世時，無一間屋、一寸土，還欠下醫院一千餘元醫藥費，就連入殮時的衣衾棺木，也是由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代籌。出殯時家中無錢聘樂隊，由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找來十面鑼，在出殯隊伍前敲打……蔡元培的清廉，更使送葬人落淚。

紅樓的盛名，源於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中，李大釗與陳獨秀同是領軍人物，當時流傳一首嵌名詩盛讚兩人曰:「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李大釗曾用筆名『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星照古今。」

沿著門廳往東走，進入紅樓一層東南角的套間，這裡是時任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辦公用房，外屋會客、裡屋辦公。李大釗為人友善質樸，不少師生都喜歡到這裡聊天。在紅樓這間普通的辦公室里，李大釗潛心研讀馬克思主義，廣泛接觸社會，連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對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當年，紅樓一層曾是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在地，紀念館依據研究成果對圖書館舊址進行部分復原，目前有圖書館主任室、第二閱覽室、登錄室、第十四書庫以及新潮雜誌社和學生大教室等六處陳列。據當時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建時14名成員之一的張申府回憶：「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圖書館成了北大校內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許多激進的學生經常到圖書館和大釗討論各種新的思潮，聽他介紹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會，探討中國的出路，尋求救國拯民的方法。」在李大釗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紅樓落成。在其影響下，一時間紅樓成為新思想運動的中心，許多進步教員、學生聚集在此讀書、座談。五四運動後，李大釗等在紅樓建立了北方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從此這裡變成了北方革命的中心。

北大紅樓有光輝的歷史，亦有苦難的歲月。

1937年9月3日，日軍進駐紅樓，紅樓成為日本憲兵部，樓內的地下室成了憲兵隊本部「留置場」（拘留所），許多愛國志士如國畫大師李苦禪、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青年學生和教授如鄧之誠、藍公武、孫道臨、張東蓀等都被關押在這裡，遭受非人迫害。據工作人員介紹，「留置場」的大門在一樓東端，有台階通到地下室，中間為東西縱向通道。地下室甬道兩邊全是狹小的單間屋。靠西頭的兩排約14間囚室，進門有不到1平方米的地面，迎門和左側都是木柵，故稱「籠子」。正面牢門只有1米高、半米寬，牢門右下方留了一個只能送進飯碗的小洞。往東是刑訊室，室內放有許多刑具，此房隔音設施很好，裡面施刑外面幾乎聽不到聲音。看守所東西頭各一門，看守的憲兵分班輪值，日夜巡邏。刑場設在紅樓後邊的廣場上，抗戰時期成為日軍濫施淫威的地方。

以自由民主為旗幟的北大紅樓，在被日本佔領期間，拘留了傳播知識、教授文明的師生，成了關押、殘害中國人的人間地獄。這是紅樓歷史上最黑暗和恥辱的歲月。

紅樓，紅色中國的起點。今天，紅樓依舊，儘管沒有粉刷一新，但濃濃的紅色，就像一支火炬，高擎「永恆的風景」。這裡典藏的不只是歷史，更是一種精神!（文/郭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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