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能拯救我們嗎？

郭英劍

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郭英劍，中央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南京大學英語系博士（1999），賓夕法尼亞大學英語系博士後（2001），哈佛大學英語系高級研究學者（2013）。曾任鄭州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副院長、常務副院長（2001-2005）；河南省特聘教授（2003）；河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鄭州大學英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8）；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2005-2015）。主要從事英美文學、文學翻譯、英語教學、比較文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研究。主要著作有《創造靈魂的人》《文化帝國主義》《英美文學專論》等。

人文學科能拯救我們嗎

人文學科可能無法拯救我們，但至少我們應該確信：人文教育並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樑。

文學批評的領袖人物為何竟質疑人文學科的價值？誰站出來為人文學科辯護？中國語境里，隔岸觀火還是心有戚戚焉？――

今年9月，哈佛大學在新學期開學之初宣布，對在本科教育中施行了30年的「核心課程」進行重大調整，出台了最新的通識教育方案，並且在2009級本科生中推廣實行。哈佛（本科生）學院院長稱之為「適應新世紀的一個嶄新的培養方案」。

哈佛最新的通識教育分為8個大的學術類別：「美學與闡釋性理解」、「文化與信仰」、「經驗與數學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的科學」、「物質宇宙的科學」、「國際社會」，以及「世界中的美國」。每個大的類別提供數門乃至數十門課程供學生選修。

一般來說，通識教育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從每一個類別中至少選擇一門課。他們既可以每學期選修一門（8個學期選修8門課），也可以自由選擇時間，在畢業之前修完8門課，達到學校對通識教育所提出的畢業要求就行。

「通識教育」並非只有人文學科，但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革領導小組」在強調此次改革的重要性時，卻單單點出了人文學科：「我們認為，人文教育並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樑。」

實際上，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回應，其背後藏著兩年間美國知識界的一場重要爭論。

人文學科，「有用」還是「無用」？

西方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除宗教的因素外，最初應緣起於人文學科。歐美高等教育最初的發展，注重的是學習和研究文學、哲學、歷史與藝術。這樣一種教育理念，對於很多一流大學的本科教育來說，特別是對於眾多四年制的人文學院來說，已經沿襲了上百年甚至數百年。

然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日趨發達，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作用乃至人文教育本身，一再受到大學內外人士的質疑。如果說自然科學以及日後勃興的社會科學存在的理由可以使人一目了然，那麼往往被視為高雅、思辨、智慧的藝術與人文學科，有無正當的生存理由卻彷彿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事。

在人們越來越喜歡用「有用」與「無用」作為衡量一切之標準的語境下，人文學科的課程以及研究已經從過去大學的主體地位明顯退居二線，甚至其生存的理由都需要加以解釋和說明。如此一來，反對人文學科與為人文學科辯護這樣兩種聲音，凸顯的就不僅是兩種教育態度，而是兩種不同的教育理念。長期以來，兩種聲音彼長此消，爭議不斷。

最近的一次爭論，源自美國著名學者斯坦利·費什（Stanley Fish）。此公何許人也？費什現年71歲，一生都從事人文學科的教學和研究，成就卓著，不僅是在整個西方人文學術界具有崇高聲譽的文學批評家、人文學者，還是一位法學教授和積極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曾任教於美國多所知名大學，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杜克大學等。

近年來，費什在《紐約時報》網站開辦的博客，成為瀏覽人數最多的學者博客之一，在美國民眾中有較大影響。費什著述很多，最近的著作就是論述高等教育的《在你的時代拯救世界》。

2008年1月6日，費什在博客上發表了題為《人文學科能拯救我們嗎？》（Will the Humanities Save Us？）的文章，針對一份報告和一本新書，著重談了人文學科的作用與價值問題。

文章中提到的報告，是當時紐約州高等教育委員會剛剛出台的一份涉獵廣泛的報告。費什注意到，這份論述高等教育的報告幾乎沒有提到藝術與人文學科。而在隨後對這個報告的眾多評論中，人們有一個幾乎一致同意的觀點：「藝術與人文學科總是最不容易得到資助的。」

對這樣一個令人文學者不悅的事實，有著多種多樣的解釋。有人指責說，現在缺失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里，學問的優先目的是要提升個體成為「一個人」。有人抨擊當下的大學，一心只想「籌措資金」，而忘記了其責任是培養「全面發展的公民」。有人則誰也不抱怨，但卻幸災樂禍地說，報告就該如此，因為「如果詩人能夠發明一種疫苗或者發明一種全球500強的企業願意生產的有形物質，那我願意撤回我的評論」。

接著，費什談到了耶魯大學法律教授、法學院前院長安東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終結：為什麼我們的高校放棄了人生的意義》。科隆曼聲稱，過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養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識與道德修養習慣的地方，這兩者的目的是要使一個人能夠過上最好的人生。」而現如今，科學、技術以及名利已經成為了種種障礙，妨礙人們去過一種有意義的人生。

科隆曼提出，如果「想要在一個龐大但卻空洞的力量的時代尋找意義」，就必須轉向人文學科，因為唯有人文學科才能幫我們去解決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義何在的問題」。在他看來，人文學科總是呈現給學生「一系列的文本，它們以無以倫比的力量，針對上述問題提供了諸多強有力的答案」。

一言以蔽之，科隆曼的觀點非常明確，只有人文學科能夠解決「我們當下所面臨的精神危機」。

費什對科隆曼所提出的觀點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他說，科隆曼的觀點「聽上去很棒，但我還是有疑問。它（人文學科）是否真就是那樣起作用的？人文學科真的就高貴嗎？就此而言，人文學科，或者其他的學術研究領域，是否有責任拯救我們？」

費什的觀點同樣非常明確：他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

「現世的人文主義（或者說，也就是過時的人文主義）的前提是，那些經久不衰的文學、哲學與歷史作品中所描繪的行動與思維的例子，能夠在讀者中產生努力趕超的慾望。」因此，人們在閱讀了狄更斯的《雙城記》後，會欽佩卡爾頓代朋友去死的無私行為，在受到感動之餘，願意在未來為他人的幸福犧牲自己的幸福。當讀者在驚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賣靈魂的故事後，再也不會願意去出賣自己的靈魂了。

然而在費什看來，「上述觀念很好，但卻鮮見有證據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證據在反對它。」

他認為，「上述觀點如果屬實，那麼，在這個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為誠實的人必定是文學系與哲學系的成員，因為他們每天的每時每刻都在閱讀偉大的書籍與偉大的思想，但作為一直待在那裡（長達45年）的一員，我可以告訴你們，事實並非如此。文學系與哲學系的師生並不學習如何變得善良與聰慧，他們學習的是如何分析文學所達到的種種效果、如何甄別知識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說法而已。」

費什指出：「科隆曼說，他所推薦的文本都與人生的意義有關，然而，那些學習了這些文本的人們在離開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全新意義的人生，而不過是具有了一種新近擴充了的學科知識而已。」

「我相信，這才是事實的真相。文學系與哲學系的教師勝任的是一門科目而不是一個神職。拯救我們不關人文學科的事，它們不過是給一個州或者一所大學帶來收益罷了。那麼，他們做什麼呢？他們什麼都不做，如果『做』點什麼就意味著要在世界上帶來一些效果的話。如果他們不給世界帶來任何效果的話，那麼，除了他們能夠給欣賞他們的人帶來的那分愉悅之外，就沒有別的正當理由了。」

「至於『人文學科有何用處？』的問題，唯一誠實的答案就是，怎麼看都是毫無用處。而這樣的答案帶給這門科目的是一分榮耀。合法性賦予某種行為的價值，畢竟是來自行為表現之外的視角。人文學科的益處就在自身。」費什最後寫道。

數天後，費什又發表了長文《人文學科的用途》，進一步闡釋自己的觀點。

他首先修正了一個重要觀點，即他在前文中，討論的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而非人文學科的「產品」本身，即他想提出的問題「並不是文學、哲學與歷史作品本身有無價值，而是文學、哲學與歷史的研究分析有無價值」的問題。「當我說人文學科怎麼看都毫無用處的時候，我討論的是人文學科的系部，而不是在說詩人、哲學家以及他們能否對這個世界以及讀者產生影響。」費什說。

其次，通常人們在為人文學科研究的價值做辯護的時候會說，學習文學、哲學與歷史能夠鍛煉人們的批評式思維能力。費什對此提出了嚴重質疑。他聲稱，這話無異於一個空洞的口號，批評式思維與思維有何區別？「批評式」思維中的這個形容詞是否是多餘的？什麼是「非批評式」的思維？如果說批評式思維需要通過文學課、哲學課以及歷史課獲得，那麼，在別的地方不是同樣可以獲得這種能力嗎？比如，誰說聽廣播、看電視、聽佈道就不能獲得批評式思維的能力呢？

費什的兩篇評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原因，除了他代表了現實生活中更為流行的一類觀點之外，更在於他對人文學科的質疑具有極大的反諷意味：作為終生從事文學批評的人文學者質疑人文學科的價值，這種「反戈一擊」不僅從一個方面否定了自己的一生，更是在人文學科內部攪亂了一池春水，「殺傷力」巨大。

來自斯坦福的回答

時間跨過了一年。2009年2月11日，斯坦福大學的10位著名人文學者，應校報《斯坦福報道》的記者之約，不僅專門針對費什的觀點做出正面回應，而且他們還談了：如何看待藝術與人文學科的未來、21世紀的藝術與人文學科――在大學的語境中――該如何進行革新等問題。

接受採訪的這些斯坦福學者的研究領域大都是英語、文學、音樂、藝術與歷史等。總體而言，這些人文學者的回應雖然是片段式的，但都旗幟鮮明，大體可以綜述為如下方面：

第一，所有學者都對費什的觀點持明確的反對態度。他們認為，費什的觀點是「狹隘的」和「有局限性的」，其立場來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時期的世界觀――而他是在那個時期接受的教育，並在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音樂教授斯蒂芬·辛頓說，若是超越費什成長的那個年代的學術圈去回顧世界，「不難看到人文學科是怎樣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歷史」。他特彆強調：「人文學科或許不能拯救我們，一如費什所說，但若沒有人文學科，我們一定會迷失方向。」

第二，針對人文學科少有社會價值、只有愉悅的問題，一些學者明確指出，人文學科的確賦予人以愉悅感，但認為人文學科只有愉悅，則顯然低估了人文學科的價值。美國藝術與文化學教授、斯坦福藝術創新研究院院長布萊恩·沃爾夫說：「人文學科鼓勵各種思維方式，這不是那些硬性的規定所能界定的……它是關於世界的思維方式。而這一點，應該置於一所一流大學的教育的中心地帶。」歷史學教授戈登?張表示：「人文學科不能被降低到唯有我們直觀所能看到與理解的是否有用、是否能夠直接改變世界的地步。」

第三，費什在文章中實際上提供了兩種可能性，即人文學科要麼意味著「拯救我們」，要麼就意味著「怎麼看都毫無用處」，而他持後一種觀點。英語教授安德烈·朗斯福德認為，這樣對立的兩分法並無必要，或者說也不夠聰慧。她認為，「人文學科既『有益於自身』，也能給『世界上帶來效果』，比如費什本人就談到了人文學科的效果之一――來自出眾之美的那分完全的愉悅感。」針對人文學科能否「拯救我們」的問題，比較文學教授羅素·伯曼強調指出，人文學科無疑教給我們的是「各種能力――理解與闡釋，評價與欣賞，辯論與同意，言說與寫作，當然還有思想的愉悅」，「人文學科中的這些課程設置能夠培養學生的上述能力，而你很難說這是世界上一種無足輕重的效果」。

有關人文學科的爭論，可能一時、也許永遠都無法取得共識。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在針對通識教育改革方案所作的講話中稱，教育不是一個把各種事實塞滿大腦的過程，對於大學的本科教育來說，「衝破頭腦中現實的束縛」至關重要。

哈佛重新詮釋通識教育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或許是一種啟示。是的，人文學科可能無法拯救我們，但至少我們應該確信：

人文教育並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樑。

文字來源：《中國青年報》，200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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