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外國男子，我在上海的一家 KTV 里陪酒時思考了一些人類學範疇的問題

霸克李·布拉姆是一位長居中國的英國人，我們非常喜歡聽他講述他眼中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霸克李的中文很好，經常會說出一些讓我們意想不到的句子，是一種純粹的精確 —— 所以如果你讀不懂的話，可能得去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了。

Petrov 看上去和一位典型烏克蘭模特一樣 —— 他很高，也很苗條，頰骨凸出。像大部分的外籍模特一樣，他不能單憑他自己模特的收入度日。因此，Petrov 不只依賴拍攝和走秀來賺錢，更別提這些錢幾乎會被經紀公司榨乾，到手的只是杯水車薪。為了賺錢，他還會去 KTV 里做 「陪唱」 —— 每個星期他都要花上幾個晚上，陪中國的中年女性買醉唱歌、尋歡作樂。

西方的卡拉 OK 和中國的卡拉 OK 是迥然不同的。在我的家鄉英國，唱卡拉 OK 的人只有 pub 中的醉漢。對西方人來講，卡拉 OK 意味著放在酒吧角落的一個設備，它不是活動的重點。喝醉的人踉踉蹌蹌地走到卡拉 OK 設備旁，拿起麥克風，唱得亂七八糟。沒有人把唱卡拉 OK 當作正經事，也不覺得唱得不好聽是件尷尬的事。若是此人唱歌很難聽，你乍一聽到會覺得搞笑，但三十秒鐘後，你就會意識到，你還需忍受至少五分鐘的折磨。因此在長居中國之前，如果你告訴我中國的卡拉 OK 里有專門的陪練駐唱，這事打死我都不能理解；但是，到中國之後，我很快發現，KTV 是中國人夜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 Petrov 安排見面的那天晚上，我們約在了淮海中路的一家夜店門口。他坐在一輛摩托車上，抽著煙，與大部分的上海老外一樣，他不帶安全帽，也沒有駕照。我剛在他的后座落座，他就踩下油門，在一條單行道上反向而馳，令人暈眩的頭燈亮光和刺耳的剎車片聲響讓我完全迷失了辨認路的能力，所以我不知道我們去的地方準確來說是哪裡，只知道大概騎了十分鐘，我們就進入了一個位於一座大廈後面的停車場。Petrov 鎖好了摩托車後，打量了一下我 —— 他想看我的著裝是否得當。我按照他的要求穿了一套西裝，我想應該是合格了。

這就是我那晚從家裡出門時的樣子

我覺得這座樓在白天應該是個普通辦公綜合樓。我們沒有走大樓的主電梯，而是通過一個隱蔽在盆栽後的防火門上了貨運電梯，到第七樓，從後面的走廊進去。Petrov 又打開了另外一扇門，我們才到了那家 KTV。我們路過幾間還沒有人的包房 —— KTV 還沒開始營業。他又推開一個沒有任何標記的門，我們就到了一個等候區。這裡大概有十五個小夥子，都坐在沙發上。其中十個是中國人，其他的都是東歐人。Petrov 跟那些東歐人打了招呼，說了幾句烏克蘭語，寒暄了一番，但沒理會那些中國人，他們也沒理睬他。

我得說，我徹底傻眼了。當我告訴 Petrov 我對他 KTV 陪唱的生活很好奇的時候，他一定是誤會了我的意思，他以為我也想當一名陪唱。這就是為什麼幾分鐘後，一個中年中國人（他胖胖的肚子隨時都要撐開襯衫上的扣子），來叫我了。他把我叫到身邊，問我是不是 Petrov 的好友，問我是不是已經懂得這工作的性質。我騙他說我懂，然後他說今晚的工資是1500元，凌晨兩點半可以取走從這裡現場取走。他說完就走了，讓我回去等候室。

坐在等候室的時候，我開始思考 KTV 行業的現狀。卡拉 OK 是在日本發明的。盒式錄音機問世以後，左（L）右（R）立體聲磁帶可錄製兩個音源，一路是伴奏音樂，一路是人聲歌唱。如此一來，人們學會了怎麼唱一首歌后，可以關掉人聲軌道，用自己的聲音和著伴奏唱 —— 這也是卡拉 OK 名字的來源，因為日語中，卡拉是 「空」 的意思。幾年後這個娛樂方式變得特別流行，日本人開始創造專門的卡拉 OK 設備。酒吧的老闆們很快買了這種設備，解僱了他們的駐場樂隊，很多樂隊因此還來到設備工廠外遊行抗議 —— 但最後，當然是卡拉 OK 贏了這場戰爭。

在日本以外，卡拉 OK 先在台灣開始流行。改革開放後，從台灣卡拉 OK 來到了大陸，唱卡拉 OK 不但是個休閑方式，而且 KTV 因為是個比較私密娛樂方式 —— 你可以租一個包房，然後把門關上，這些地方就變成了應酬的重要地點，成為了維繫 「關係」 的場所。

因此，KTV 也成了人類學者的實驗室，他們可以從中研究到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

Andrew Kipnis 是一位人類學者，他注意到了 KTV 里的酒精消費現象。在研究了許多醉酒 KTV 的人之後，他的結論是，「這種社交方式從長期看會改變參與者的主體性，建構之前不存在的慾望」 —— 簡單說，這個學者花了幾年時間，得出了 「喝醉的人可能會做平時不會做的事吧」 這樣的理論。而張天天，另一位耶魯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則開始討論男性在 KTV 會通過注意其他男性的動作和與 KTV 中小姐的互動，來以此判斷這個人靠不靠譜 —— 如果這個人被一個小姐忽悠了，那麼千萬不要跟這個人簽合同。還有Everett Zhang，則覺得重點在於企業家在 KTV 中招待政府官員時，就 「意味著國家機器和象徵秩序（state apparatus and symbolic order）之間隱蔽的心理衝突」。他認為，KTV 是個獨特的地方，在那裡平日的社會結構是被顛覆的：在 KTV 里，企業家是有權力的，因為是他來付錢，而幹部們只能被動地消費這些娛樂。

John Osburg 把這種理論往下推進了一步。他寫了一本有關四川地區的 「精英娛樂」 的名叫《憂慮財富》的書。這本書專門探究為什麼 KTV 成為了一個創造 「精英男子氣概」 的空間。對於 Osburg 來說，KTV 為男性提供了互動場所，讓他們在社交、經濟和政治上都能進行交流。但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則加固了某種刻板化的男子氣概。 Osburg 認為，KTV 在中國流行的原因，在於它們和 disco 不同，具有保持等級制度和身價的功能：人們可以買昂貴的包房，而發生在裡面的事情就是你和裡面的人的事情，是完全私密的。他在一個高端 KTV 做考察時，也是跟這些精英在一起，一起買醉，一起唱歌，一起騷擾小姐，不斷地創造他們的主觀男子氣概。

不過，當我坐在這個 KTV 的沙發上時，我的思想離 「精英男子氣概」 很遠 —— 其實，我只是在考慮為什麼這群中國人都在微信上互相發色情表情。

突然，每個人都站起來了，那個胖胖的中年男人又來了。他讓我們排成隊，西方男子在前面，中國人在後面。他命令我們走向包房。第一個包房特別大，裡面有三十多個女性。他們立刻選擇最前面三個 host（包括 Petrov），然後選擇了兩個中國人。此時，我發現我和 Petrov 不會在同一個房間里工作了。

我悶悶不樂地走向第二個包房，這裡面都是男性。他們立即指著我，也選了四個中國人。我突然明白我要陪一群同性戀者唱歌了。老闆把門關上，我低頭看了看我的手錶。當時是十一點。我還要待三個半小時……

繼續講個故事之前，我想告訴你，KTV 行業在中國現在正經歷 「夕陽」 階段。中國的 KTV 現在分為兩種：夜總會式 KTV 和量販式 KTV 。之前我所提到的每個人類學者，他們所考察的都是夜總會式的 KTV ，而我現在和一群同性戀者以及二十多瓶的 Johnny Walker Black Label 所在的，也是個夜總會式的 KTV —— 就是那種 Osburg 花了三年做研究的 「精英場所」。而量販式 KTV 則是一種比較新興的模式，是因為該產業日漸明顯的經濟需求應運而生的。

根據支付寶行業分析數據，截至2015年，夜總會商家數量為3.1萬家，總收入2000億元人民幣，其中酒水收入佔85%。雖然看上去這個行業是巨大的，但是從2013年反腐敗運動開展後，這個行業正在不斷地衰落。實際上，《金融時報》發了一篇文章說，Pernod（一個來自法國的白蘭地品牌）在2014年的銷售量產生了 「兩位數的下滑」 。而這個品牌銷售額中佔比12%的八億歐元，都直接來自於中國，其中五分之一來自 KTV。2014年 Cointreau 的利潤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KTV 行業不但受反腐敗的影響（因為這項舉措阻止了富裕階層的娛樂），同時，定位於中低端市場的 KTV 的客人也減少了，因為他們缺乏去 KTV 的興趣。對年輕人來說，KTV 已經過時了。超過兩千萬人在他們的手機上下載了一個叫做 「唱吧」 的 KTV 軟體。用唱吧時，app 將用演算法評價用戶唱歌的水平，你也可以把相應評價發在社交媒體上。唱吧非常成功，他們甚至已經開了一些實體 KTV ，而且那裡各種的服務都是通過手機實現的 —— 點酒，點菜，選歌，都是用手機，這樣就幾乎沒有任何對服務員的需要。因此，客人只花25元就能租一個小時的房間，這是相當低廉的價格。

但我現在所在的 KTV 絕對不是那種一個小時只花二十五塊的，它是黃金時代時夜總會式的最高端 KTV —— 這套包房有七十寸的電視、穿著正式西裝戴著蝶形領結的男管家，他過分殷勤地站在 KTV 設備的旁邊。客人對他低聲說他們所選的歌，他也安排著唱歌的順序，負責將麥克風從剛唱完的人的手裡傳遞到下一個人。

所以當時的場景是這樣的：這套房裡一共有十五個男同性戀者，四個男陪唱，一個男管家，一台七十寸的電視，環繞立體聲，紫色地毯，鏡面天花板，一個叫服務員的電鈕，一張大理石桌子，幾瓶 johnny walker black，綠茶，和我。

我是不是以前曾提到過我是一個不喝酒的人呢？很快我便發現，在這裡不喝酒是不可能的。這些男人請我坐在過生日的人旁邊，他是一位來自成都的三十多歲的技術投資者。他立刻把一杯威士忌酒遞給我。我先看了看杯子，然後看了看圍繞著我的人。我緊張地面對著滿懷期待的觀眾，我知道我沒有辦法，就只能喝了。

十分鐘後，我幹了三小杯烈酒。我已經感覺有點暈，我說我不能再喝了。他們失望且迷惑地盯著我，因為他們以為我是專業陪酒的，哪有不會喝酒的陪酒呢？

人類學者花了不少時間觀察人類的社交行為，通過那些關鍵字為 「表演性」「意識」「姿勢」 和 「位置」 的文獻，你幾乎能夠理解所有人類的身體動作。所以我看著身邊的這些男人，他們顯然並不是在應酬，而只是跟朋友們在一起過生日。我發現有可能人類學者太過於關注 KTV 應酬方面的內容，以試圖理解 KTV 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卻忽略了 KTV 其實也很可能只是個娛樂休閑的地方 —— 那種朋友與朋友之間普通的娛樂方式。我的親身感受讓我認為，也許，人類學者誇大了 KTV 行業的色情與腐敗成份。

我正這麼想著，那些男人開始與中國陪唱們接吻了，過生日的人也把他的手放到了我大腿上。當時，我正在思考著人類學的研究，於是禮貌地把他的手從我大腿上挪開，同時告訴他我不是個同性戀者。他回答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格，我只能尷尬地回答我真的沒有價格。但他還是不放棄，跟我來回了幾次，當他說會提供給我十萬人民幣上床，卻依然被我拒絕之後，他終於明白了我不是個男·性工作者，只是機緣巧合地出現在了這裡。他不再堅持了，我看著他們一起唱歌，眼睛總是試圖避開從天花板鏡子上反射的周邊人激情親昵的映像。

當然，一個人類學者從沒提到的現象是，女人也可以像男人那樣使用 KTV。Petrov 跟女人回家上床的事實，從人類學理論上來說就是個很有意思的事 —— 其實，有些學者認為 「精英男子氣概」 定義了 「關係」，因為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樣運行 「關係」，所以改革開放後，性別工資差距越來越大。也許是這樣吧，但在這裡我們看到女人也來 KTV，也會消費男公關，這或許是某種正在興起的 「精英女子氣概」，只不過還是複製了所謂 「男子氣概」 中的一些範式。我包房裡的這些男人也很有意思，因為他們複製了 「精英男子氣概」 的行為，但他們是消費的男性工作者而不是女性，所以人類學者提到的性別權力理論都不太符合現在這幾個現實情況。

馬上凌晨兩點半了，我開始能看到結束的希望了。但在我離開之前，過生日的人突然請我跟他一起唱歌。都已經這個時間了，我只好說 「好吧」，然後抓起麥克風，開始唱一首粵語流行歌（看不懂繁體字的我，其實就是胡亂哼唧）。到了歌曲高潮部分，他從我後面抱著我，直接在我耳邊呢喃，我隱約覺得那個戳著我屁股的東西很可能不是麥克風 —— 也許他就是挺喜歡我的吧。

兩點半時，我終於溜了出來，拿上了我一千五百塊錢。我找不到 Petrov，也不想等他，就自己走向了電梯。電梯門關上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久違地那種如同泡在羊水中的安寧。但電梯還沒開始動的時候，門突然又開了。

站在外面的就是 Petrov，他坍在一個女人肩膀上，那個女人看上去有五十多歲。他醉醺醺地看了我一眼，把他的拳頭舉起，給了我一個 fist bump，然後低聲說了幾句話，我其實並沒有聽清。電梯安安靜靜地下行，我一直看著前方，目不斜視。終於，門開了，我讓這個女人先背著 Petrov 離開。他回頭看我，笑著說：「六十萬塊吧。」

Illustrator: 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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