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宋朝一戰而失，令異族屠戮我華夏大地數百年

唐宋時期，是騎兵在戰場馳騁的黃金時代。出現在南北朝時期的馬鐙，大大增強了騎兵的戰鬥力，也使得騎兵成為了戰場上的重要力量。唐宋兩代都對於戰馬的管理加以重視，中國古代馬政制度在這一過程當中逐步走向了成熟。由於兩個朝代政治與內外形勢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因而對外戰爭的形式與特徵有著明顯的差異，由此也決定了唐宋兩個朝代的戰馬訓練必然會有所差異，最具有代表性的差異就是，宋朝的騎兵數量要遠少於唐朝，且宋朝騎兵的出彩戰例較少，這與多種因素有關。

同樣面臨著游牧民族的騎兵優勢

唐宋兩個朝代幾乎是與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交戰相始終的。唐前期的主要用兵方向是突厥，後來在中後期轉變為防範回鶻與吐蕃。而宋代的前半段北宋時期，主要是與契丹和西夏相對峙，後半段的南宋時期則是抵抗金和蒙古的進攻。而上述提到的這些政權，都是典型的游牧或漁獵生產方式。相比於中原王朝，在戰馬的來源與騎兵的訓練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這一優勢也在特定的軍事思想的指導之下轉變為巨大的軍事優勢。游牧政權講求以利為戰，也就是認為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在戰爭指導思想方面提倡主動進攻，側重野戰，主張速決戰和無後方作戰的原則。在建軍思想方面崇尚勇武、善戰的思想，堅持兵民合一制度;在軍事技術思想方面積極學習漢族的軍事技術，尤其是攻城技術。強調發展進攻型武器，注重提高武器的殺傷力和軍隊的機動能力。而戰馬則是保持高機動能力的重要載體，歷代胡人入寇，鮮有不全身而退者。而身處邊地的百姓，則時常處於被劫掠奴役的對象。

（戰馬與騎手豐富的北方游牧政權）

面對北方民族的軍事威脅，中原的統治者往往採取屯兵、設堡、修築長城等方式來消極固守，這種方法耗時費力，而且容易被集中起來的敵軍形成局部優勢予以擊破。但是唐宋兩朝在主流上並沒有嚴格採用這種方法。唐代由於皇室崛起於西北的關隴地區，擁有強有力的騎兵力量，是唐太宗實現全國統一所仰給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況且唐代的疆域在大多數時候都跨過傳統的長城界限，而將安西北庭都護府作為國家的最外層防禦圈。因而對於外族入侵，唐代多是同以騎兵相制。由於燕雲十六州的丟失，導致了而宋代建立之初，長城就基本上失去了防禦作用，大部分的長城段被併入契丹的版圖。契丹的騎兵只要能突破河北諸路、渡過黃河，就能很快的來到東京城下。而西夏的崛起不但幾乎斷絕了同西域的聯繫，而且讓宋朝對這一戰馬的重要產地失去了直接控制。而南宋時期形勢更為嚴峻，淮河到大散關的的防線地勢難以同陰山燕山相比。天險的劣勢讓宋代難以擁有特彆強有力的騎兵部隊。

兩個朝代飼養戰馬的政策差異

唐代飼養戰馬的工作，大致可分為三個時間段：第一時期為初唐至高宗、武則天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新朝初創，政府高度重視，隴右地區官營畜牧業發展極為迅速，從當初的五千匹戰馬突增至高宗麟德年間的七十六萬餘匹。唐初放馬的地域分布與突厥吐蕃犬牙交錯的地理區位，也讓高宗到武周時期的戰馬數量出現了一次明顯的衰退。第二時期為唐玄宗時期至安史之亂前。這一時期由於唐玄宗銳意開邊，在客觀上刺激了隴右等地區官營牧場的發展，官營畜牧業及民間畜牧業均達到唐代鼎盛時期。第三時期為唐安史之亂爆發至吐蕃攻陷隴右地區。這一時期由於安史叛亂，隴右兵力被調去平叛，吐蕃乘機攻陷隴右地區，進而奪取西域，嚴重威脅關內地區，唐政府在隴右地區所置的官營牧場也蕩然無存，軍中用馬改為從民間購買，戰馬的管理處於荒廢狀態，基本上戰死一匹就少了一匹。戰馬在軍閥混戰當中大量消耗，各個官營私營牧場紛紛落入地方勢力手中。馬匹數量及產地的減少，對後世宋代的馬政產生了重大影響。

（唐朝騎兵俑）

在一定程度上說，宋代的戰馬缺乏是唐代後期的惡果。戰馬的飼養在宋朝初年被予以高度重視，直接採取官營監牧的方式。監牧事務最初是由太僕寺管理，但由於宋初採取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太僕寺的權力被削弱，加之監牧規模的擴大需專門機構進行管理，遂建立群牧司取代太僕寺。在此後八十多年中，監牧制度一直由群牧司管理。群牧司在管理的過程中暴露出很多的弊端，如管理渙散、農牧爭地等，使監牧制度走向衰落，政府轉而重視民間養馬和買馬。於是在元豐改制中，群牧司被裁撤。此後，管理監牧事務的權力完全歸屬於太僕寺，這種權力的分配又一次使太僕寺的權力過大，使各司、監之間權力不能相互制約，管理中出現問題。為解決這一情況，最終形成駕部和太僕寺共同掌管監牧事務的局面。這反反覆復層出不窮的機構，彼此職權相互重疊，行政效率低下。宋代的戰馬管理總體來說還是被當時的管理者等而次之，效法唐代「以騎制騎「的觀點不被統治者重視，宋朝總的戰爭政策還是以步制騎。宋人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與唐朝有了一些差別，騎射技術不如北方少數民族。北宋的沈括說，「以為契丹馬所生，而民習騎戰，此天地之產也」，而宋朝「利強弩」，「舍我之長技，勉強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聞可以勝人也。」

以步制騎，終究被騎所制

可以說，唐代的戰馬政策總體上還是實施的很成功的。雖然在高宗武周時期有一定的衰弱，但是在玄宗朝又得到了強有力的恢復。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佈於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私備馬」。遍觀整個中國古代歷史，大規模出征漠北的的只有漢代出征匈奴、唐代出征突厥，明代出征蒙古。戰馬政策的成功極大地維護了唐代的邊疆安全，並通過動態的防禦方式增加了與周邊民族的交流，也促進了盛唐的開放氣象。唐代馬政與養馬之盛況可見一斑。

（宋朝總體上偏向發展重裝步兵，對騎兵的重視不足）

宋代開國伊始，就難以有效解決諸軍戰馬數額。同時，宋牧馬地多在今河南、河北地區，氣候不符馬之習性，養出來的馬習性溫良，難勝戰騎長途追擊之用。由飼養培育出來的馬與草原放牧方式的馬性情存在著較大差異。

宋仁宗即位後，武備漸弛，馬政開始衰敗，朝廷陸續關閉了在黃河以南的牧監，只留下河北諸監。之後,牧監存廢不定，罷停之議不斷。政府對定監養馬態度已趨消極，大有定牧不如游牧,游牧不如買馬之勢。故北宋養馬數最多的真宗時也僅20餘萬匹。從上述宋與夏、遼、金在軍事戰略戰術上的比較而論，宋軍一味消極防禦勢必取失敗之道，這歷史已作了充分說明。到了南宋時代、不僅西北養馬牧地盡失，華北地區的次等產馬地也丟失，步兵為主力的作戰方式與當時的火藥武器技術限制，使得兩宋始終在北方民族的鐵蹄壓迫威脅之下度過。而「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蓋其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亦一代之盛哉」。故趙宋王朝終被蒙元滅亡，騎兵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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