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忍的輪姦虐殺：侵華日軍針對中國女囚們的獸行

在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時，我們常聽到許多女抗日誌士在敵人酷刑前面，堅守秘密，決不向敵人吐露半個字的英雄事迹。這些女抗日誌士為了自己的信仰，不向日寇低頭，值得我們永遠銘記與學習。由於各種原因，在講述她們受刑經過時，常泛泛的講拷打，毒刑，沒有具體的詳述他們經歷的的酷刑，這樣從某種方面，也減弱了對她們愛國意志頌揚的力度。如寫日寇刑訊東北抗日民主聯軍的趙一曼，也只是釘竹籤、鞭打等，其實，他們真正採用的手段遠遠要殘酷數十倍。資料表明，除了強姦之外，日本憲兵對女抗日誌士的刑訊，主要集中在折磨其，乳房和生殖器部位上，因為那裡神經最集中，刑訊痛苦度最大。另外，折磨人的生殖器，對人心理的打擊也最大。限於條件，我們的影視作品中，也無法對裸體和血淋淋的刑訊場面直接描述，大陸的書籍中考慮到種種因素也經常泛泛帶過。所以，有必要將日本中特務憲兵們一些慣用的酷刑講出來，只有這樣，你才會深深的感受到當初她們能夠挺過這些野蠻的折磨是多麼的偉大，對她們的崇敬就會油然而生。

現在，南美某知名華文刊物公布由日文譯成西文再譯成中文的材料。一向居住著日裔人士，由於可以想像的法律及人性的理由，在任何情況下資料的提供者將不透露他們的，以及作為他們長輩的材料作者的真實情況。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確認材料的真偽，這已經影響了對這些材料的更有效的使用。但是在過這些文字之後會感到必須將它們以各種可能的方法公之於眾。

從表面上看來是侵華日軍憲兵中下級軍官（「第一人稱」）的回憶記錄，原文題為「女間諜」。全部約十萬字。下面登錄的是其中的兩節。故事發生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城市，附近有游擊隊活動。

「第一人稱」逮住了一個敵對組織聯絡員（沒說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一個年輕的女教師。他求功心切，用盡精神和肉體毒刑。但那姑娘始終不招。「第一人稱」只能承認：「我的感覺不象是我正瘋狂地折磨她，倒象是她被特地派來折磨我」。

文中對各種女性刑罰作了敘述。在兩天中，日本憲兵女對主人公陳惠芹用了各種精神和肉體毒刑近二十種。故事更多的是描寫那個姑娘受刑的痛苦。這些刑罰與我們從其他地方收來的資料非常符合（如：黃仁的《中外酷刑大觀》）。

所以，故事的可信度很高：

也許故事是原作者根據自己或他人的回憶，確是有一個叫陳惠芹的女教師受盡喪心病狂的刑罰；也許原作者根據各種所見所聞，塑造了陳惠芹這個人物，將許多中國女性在抗戰中的苦難集中在她身上。無論如何，這些女性所受的刑罰和痛苦是真實的。

原作者的動機似乎是一個原日本軍官的（「第一人稱」）懺悔。但有些讀者認為是在懺悔的名義下的，大寫對青年女性的刑罰和痛苦來刺激讀者，所以是「暴行」文學，甚至是「性暴行」文學。無論如何，作品事實地描寫了刑罰和痛苦，從而客觀上揭露了日寇的殘忍，加深了讀者對抗日英雄的崇敬。中國的文藝作品愛把英雄無限提高。「紅燈記」的李玉和唱著」賊鳩山，要密電，毒刑用遍「，但還是能站得挺立罵鳩山。觀眾體會不到刑罰痛苦，也體會不到日寇的殘忍，英雄的偉大。在這篇作品中，女主人公陳惠芹是很狼狽的：赤身裸體，跪著受刑，嚎叫，抽泣，抖動，未婚女人的羞怯在也疼痛下消失了。但她任仍然沒有講出日寇要的秘密。「第一人稱」最後說，」本來是很好地獲得上級賞識的機會，破獲一個很隱蔽的敵人的情報組織。就這樣讓這個瘋女人毀掉了「。

她在讀者心中的地位自然地升高了，大家覺得，她是贏者。

以色列所以強大，因為它從來不迴避過去痛苦的歷史。它的作家不塑造李玉和式人物在集中營里。它告訴年輕人，一絲不掛的男男女女如何被送進毒氣房。以色列人不怕暴露傷疤。中國人是要面子的。「平原游擊隊」，「地道戰」中，每一個中國戰士的犧牲，十個日寇來陪命。實際上，正是相反：中國戰士和日寇傷亡比例經常遠大於十比一。我們從來不承認在日寇大屠殺時老百姓是如何拚命叩頭喊饒命，只說男女老少都挺胸對刺刀。我們用阿Q精神騙自己。

不管有否陳惠芹這個人，不管她忠於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不管原作者的企圖是懺悔還是用（性）暴行刺激讀者，故事反映了很少被揭露的事實－日寇用慘絕人寰的酷刑來對待中國抗日女性。這篇作品應該全部翻譯成中文，出版和在網上傳發。這是一遍難得的歷史教材。

下面是故事的一部份。

很少揭露的事－日寇用慘絕人寰的酷刑對待中國女性（第一部份）中國人必讀我的前任在一次追捕土匪的行動中，因汽車事故死了。在這之後命令我代理憲兵分隊隊長的職務。

我當時認為很有可能會獲得正式的任命，於是在部隊的防區內努力地工作起來。事情發生時我正好就在上嶺。

上嶺鎮距離省城四十多公里，是從省城開出的火車停靠的第一個車站，也是一個農產品集散的內河碼頭。這裡是23聯隊布防的重點。

一個白左機關的中國特務把電話打到了聯隊的值班室，他結結巴巴地請求皇軍支援。他說他正在上嶺執行秘密任務，現在在江岸旅社的大門口。

少尉野山帶了兩個人換上便衣找到了他，那個乾瘦的傢伙已經被嚇壞了。據說他奉命從鄰省跟蹤一個被認為是敵對組織聯絡員的年輕女人回省城，按照情報，聯絡員應該把一部電台帶回省城，白左機關也按照這樣的判斷在省里作了準備。但是沒人想到那姑娘突然在上嶺下了車。

大半天時間裡白左的人一直渾身流著冷汗在小鎮上拚命地盯著那個女孩，幾乎連打電話的時間都沒有。再說鎮里屈指可數的幾部民用電話也跟本打不通省城。直到他確認跟蹤對象住進了旅社，才發瘋似的狂奔到火車站用電話找到了駐紮在當地的日軍部隊。軍隊的憲兵並不喜歡裝腔作勢的白左機關。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通過軍隊的通訊系統向隊部作了報告。

那個中國人坐在江岸旅社對面的一家破爛的飯館裡不停地嘟囔著：「我肯定被她看見了，我肯定被她看見了。」看著他那一身在上嶺這樣的小鎮里顯得十分可笑的黑色衣褲和那頂禮帽，野山不得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斷。

就在這時他們的目標走出了江岸旅社的大門。她手裡提著一口看起來很重的皮箱，沿著鎮中唯一的大路往前走了兩百多米。迎面開來一輛23聯隊的卡車，姑娘揮手，車停了下來。爬出一個白凈的學生似的小子，笑得象一朵花。

姑娘給司機看一張紙條，這使得後者放聲大笑起來。「上車的，上車的，」他一連串地說。遠遠跟在後面的兩個便衣憲兵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們。

十秒鐘的寂靜。更遠一些的小飯店裡衝出一個穿中式褂子的傢伙，手裡揮舞著一枝手槍。他用日語大聲喊叫道：「不準開車，抓住她！」當三個人：兩個憲兵和一個中國特務把姑娘按在汽車邊上搜查她的身體時野山從地上揀起了那張紙條，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請帶我去城外找廁所。」我們首先盤問了白左的那個小子。白左機關認為那姑娘隸屬於某個的軍隊情報組織，是負責運送物品和情報的聯絡員。她的公開工作是省城XX高等國民學校的教師，名字叫陳惠芹。

那個中國人只知道這麼多。

在猶豫了大約十分鐘後我下令回省城，把姑娘帶回我們的隊部。

第一天省城的憲兵分隊在一條僻靜的小街上佔了一個不小的院子，據說原來的主人是一個隱居的中國軍官。我們在前面建造了一排臨時拘留犯人的磚房，正房供分隊的人員使用。後院靠牆原來可能是傭人住的幾間房間作為訊問室。院子隔壁住著一隊配合我們行動的中國警察。

我帶了兩個憲兵直接去後院，同時讓中川少尉去提一個年青些的女犯到詢問室隔壁的所謂「二號室」，「掛起來讓她叫兩聲」。這是準備在審問女聯絡員時對她進行恐嚇用的。

那個年青姑娘被帶了進來。我讓她坐下後盯著她看了大約三分鐘。野山他們在上嶺拘捕她時就給她戴上了手銬，她把上了手銬的雙手平放在腿上，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

她算不上是美人。雖然是蛋形的臉，淡淡的眉毛和細細的眼睛都象是畫在臉上的幾條細線。鼻樑窄，鼻子有點尖。不過她的皮膚白晰，脖子和手臂也很長。

我從最一般的問題開始。叫什麼名字，幾歲，哪裡人，幹什麼的，家裡有什麼人等等。她平靜地一一回答，並且說的都是真實的情況。叫陳惠芹，二十三歲，在XX國民高等學校教書，等等。

有趣的是她說這兩天到鄰省去轉了這樣一個圈子是因為在學校里跟上司吵架，賭氣請了假隨便找個地方待幾天。這是設計好的答案。因為探親訪友需要提供真實存在的人名和地址，會不得不說出更多的能夠被查證的東西。

最後我說：「好啦，好啦，你把發報機弄到那裡去了。說出來，我們大家就都不用浪費時間了。」憲兵們已經拆散了她帶的那個皮箱，裡面既沒有發報機，也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東西。

她假裝吃了一驚。「什麼發報機，我怎麼會有發報機？」我停下來繼續盯著她。安靜中從隔壁傳來女人的慘叫。

我勸說了她一陣。結結巴巴地說了些皇軍是來幫助支那人的，她還很年青，不要為某國的白種人賣命之類的討厭話。我能說一些中國話，但是很不熟練。陳惠芹很天真地眯縫著她的細眼睛看著我。

我冷笑起來，用日語說：「我的時間不多，打擾了。」對一直立正站在旁邊的憲兵揮了揮手。他們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門襟輕鬆地往一邊撕開，給她打開銬在身前的雙手，順帶著把她的手臂反擰到身體背後。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飛了她腳上的布鞋。轉眼之間她身上的衣服連同內衣全都被從身後撕扯下來扔到了屋角里。

訓練有素的憲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給她反剪在背後的手腕咔嗒一聲重新鎖上手銬。兩人轉到她身前蹲下，用廢電線把她的腳腕分別捆在椅子的兩條前腿上，順手拉掉她仍然穿著的白布襪。他們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僅剩的內褲，從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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