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與城市公共空間之演進——以劇場建築問題為個案（一）

近代中國的城市空間經歷了全面重組，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城市物質景觀，而且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影響深遠。上海是中國最早開啟近代化的城市，各類空間的演變比其他城市更為急劇，劇場即是一個典型例子。

19世紀後期，上海的劇場基本仍屬傳統式樣。20世紀初，上海本地劇場建築歷經結構轉型和革新，其規模、質量和設施在全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長期處於領先地位。推動劇場建築變革的因素眾多，除戲劇演出形式外，還涉及地方經濟、建築技術、社會觀念等多個方面，而市政當局的管理舉措則具有直接作用。

近代上海長期處於華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區並立的半殖民地狀態，中國地方政府對租界市政幾無置喙餘地。上海本地劇場大多開設於經濟最繁榮的公共租界之內，作為華人最主要的公共娛樂場所，其建築問題很早即受到公共租界市政機構工部局的重視，且常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

本文主要考察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工部局與中外各方圍繞華人劇場建築問題的互動，從這一個案管窺半殖民地市政制度下，城市公共空間演進過程中的觀念碰撞、利益糾葛和政治博弈。

關於近代上海租界當局對城市公共空間的市政管理，學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多從宏觀著眼，關注建築規章、城市規劃等制度設計層面或道路、公園等公共基礎設施。相形之下，租界當局對中、小公共空間的管理尚待深入探討。本文聚焦劇場這一重要公共娛樂場所的建築問題，利用中外檔案文獻，對工部局的相關市政舉措及其與中外各方的交涉折衝進行詳細論析，以彌補現有研究之不足。

同時，目前中國劇場建築史的研究呈「厚古薄今」狀態，學界對古代劇場的建築形式已有較細緻的考論，但關於早期現代劇場建築的研討卻十分薄弱。上海是中國現代劇場的誕生地，劇場整體建築水平長期執全國之牛耳，但迄今尚無學者對20世紀早期上海劇場建築的演變過程進行系統深入的考察。因此，本文也希望可以拋磚引玉，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劇場建築史的研究。

一、茶園劇場建築與工部局早期管理

19世紀後期，上海崛起為全國戲曲活動重鎮，有「梨園之盛，甲於天下」一說。本地劇場大多開設於公共租界內，其建築基本模仿北京「茶園」劇場的式樣，且通常以茶園命名。

劇場內部為方形或長方形封閉式兩層磚木結構，底層中心區域為正廳，四周靠牆建兩層樓廊，沿廊立有多根木柱。戲台為方形，靠近一面牆壁而設，向正廳伸出，底部有高出地面數尺的台基，頂部為木製天花或藻井，由檯面四角的立柱支撐。戲台後方辟設後台，空間狹小。正廳及樓廊上下均為觀眾區，擺置方桌、茶几、靠椅或長凳。一般劇場可容納數百人同時觀劇，規模較大者可容千人左右。

雖然上海的茶園劇場模仿北京式樣，其建築設施卻後來居上。例如1867年建造於寶善街兆貴里（今廣東路湖北路口）的「丹桂茶園」，經營者劉維忠「由京繪成戲館圖樣，示申地水木作，精益求精，加工建造，異常堅固」。一些西方傳入的新事物很快被本地劇場所採用，如煤氣燈（俗稱自來火電燈）、電扇等。1886年，有人著文稱，上海戲園「地方之寬廣，座位之疏朗，晚間地火電燈照明如白晝，則京都所遜謝不遑」。

可以說，晚清上海華人劇場的建築設施已達到當時中國營業性劇場的最高水準。租界華人居民多視劇場為娛樂消遣的首選之地，「桂園觀劇」被評為最流行的十種休閑方式（時稱「滬北十景」）之首。裝飾考究的劇場更成為令人嚮往的高檔娛樂場所，時人有竹枝詞形容云：「群英共集畫樓中，異樣裝潢奪化工。銀燭滿筵燈滿座，渾疑身在廣寒宮。」

由於劇場是租界華人最重要的公共娛樂場所，其建築問題很早就受到工部局的注意。在帝制中國，官府極少關心民間劇場的建築事宜。統治階層雖肯定戲曲有宣揚道德、教化民眾等功能，卻更擔心民間劇場的演出內容和公共生活不利於政治秩序和道德禮教之維持。為此，官方頒布了多種法令告示，對劇場的開設地點、演齣劇目、營業時間和觀眾群體等方面進行限制，但其中幾乎沒有任何關於劇場建築的規定。與中國官府的管理理念不同，工部局認為正常的戲劇娛樂活動不會妨礙社會秩序，因此一般並不壓制或干涉，甚至予以保護，而將劇場管理的重心放在建築設施方面。

從19世紀70年代起，工部局即嘗試對公共租界內的劇場建築進行規範和管理，其主要目的是預防火災。在歐洲，劇場防火問題早在18世紀中葉已受到關注。但事故仍時常發生，截至1878年，歐洲各國劇場已發生超過500起火災。上海最早的外僑劇場多由貨棧改建而成，其中位於公共租界圓明園路（今虎丘路）的「蘭心戲院」由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成員凱德納設計，耗銀6000兩。但該劇場以木材為主要材料，且防火設施簡陋，於1871年毀於火災。外僑隨即籌資2.5萬兩白銀，在原址附近重建劇場，仍由凱德納設計。

新的蘭心戲院於1874年年初開業，為3層磚結構的歐式劇場，可容納700多位觀眾。《字林西報》對這一當時上海建築水平最高的劇場進行了長篇報道，稱其空間布局經過精心研究，各項設施完備且設計科學，並強調直通場內各區域的人口眾多，「經過認真計算，可應付火災時的緊急疏散」。

1871年後外僑投資所建的蘭心戲院

自此，蘭心戲院成為外僑引以為豪的建築，關於上海的外文手冊通常都會予以介紹，視為遠東「模範租界」的重要景觀。

相形之下，本地茶園劇場似存在嚴重的火災隱患。首先，茶園劇場以木材為主要建築原料，火災易於發生和蔓延。其次，多數觀眾習慣晚間觀劇，場內煤氣燈和蠟燭等照明工具更易引發火災。最後，劇場通常僅有一個正門供觀眾出入，且門朝內開，另有一後門供戲班通行，此外「並無別處便門可通，即有亦平時關鎖」，觀眾難以迅速疏散。而且，劇場皆開設於繁華的商業區，毗鄰商鋪眾多，一旦發生火災，後果可能非常嚴重。因此，向來被華人視為娛樂勝處的劇場，在工部局眼中卻是火災易發的危險建築物。

為降低火災發生的概率和可能造成的損失，工部局董事會於1877年3月命令負責公共設施建設和建築物管理的工務處會同一位外籍建築師，對公共租界內所有劇場進行勘察，向董事會報告並草擬改進建議。兩個月後工務處提交了報告，其中專門針對華人劇場提出了12條建議。

工部局將這些建議通知了各劇場主人，並以《勘定戲園防火章程》為題刊諸《申報》。該章程並未要求華人劇場改變基本的建築結構，只建議對某些局部進行調整，如應開設兩個大門，寬度不少於六尺，且需向外開；每面側牆至少開闢一個不窄於六尺的太平門，平時不上鎖，只用小閂；樓板應加固，以防眾人擁擠時坍塌；大門和戲台兩邊各安裝兩道堅固的樓梯；增加煤氣燈與木板之間的距離等。這是工部局所頒最早的關於華人劇場建築的章程，但其條款僅屬建議性質，當局亦無後續貫徹措施，各劇場其實並未遵照執行，此後，工部局又數次試圖推動本地劇場改進建築設施。

如1893年年底，董事會再次下令對公共租界內劇場進行檢查，並將三項要求加入營業執照的條件之內：煤氣燈或其他燈火皆須離開一切木結構兩英尺遠；劇場門必須向外開；採取適當措施，以備發生火災時觀眾得以逃離。當局函告各劇場，要求遵照執行，否則不再續發營業執照。

1901年，工部局頒布《中式新房建造章程》，將劇場等公共場所歸為「特殊房屋」，提出了更高的建築要求，包括配備適當的衛生和通風設施，並規定工務處認為有必要時，可令業主更換建築材料甚至改變構造形式。

然而，這些章程和規定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不可否認，在工部局的督促下，華人劇場的建築設施略有改良。如劇場門大多改為朝外開，一些劇場增設了太平門的數量，牆壁的厚度也略有增加，有的還使用了鐵材加固樓座。但總體而言，截至20世紀初，本地華人劇場的建築結構並無明顯變化，安全設施也鮮有改進。期間至少有三座劇場毀於火災，所幸未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工部局管理績效不彰，主要是因為對相關規章貫徹不力，劇場方面遂得敷衍應付。

如19世紀末，某戲班欲租福州路一舊屋開設戲館，當局明知該屋存在安全隱患，最終卻准許營業，僅令屋主簽約，「遇有坍塌傷人，須恤洋五百元」；1899年開業的「桂仙茶園」建造倉促，工程草率，但仍獲得了營業執照；1900年，「天仙茶園」因房屋老舊，被令停演重建，劇場老闆「用偷梁換柱之法，塗堊粉飾，敷衍了事」，即重新開業。華人劇場大多達不到工部局的建築要求，但史料中未見因此而被拒頒執照的記載。

工部局對華人劇場的建築管理鬆懈，至少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

第一，劇場可為租界當局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根據19世紀70年代初制定的捐稅章程，每座劇場需向工部局交納保證金50元，每一營業日繳稅5元。同時，作為重要的公共娛樂場所，劇場可以帶動周圍地區的商業繁榮。如果管理過於嚴苛，可能使一些劇場遷至法租界或華界開設，有損工部局的經濟利益。因此，上海三界並立的市政格局，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工部局管理劇場建築的力度。

第二，華洋社群之間的私人關係網路也可能影響工部局的市政舉措。晚清上海的劇場老闆身份多樣，包括縣衙差役、工部局職員、買辦商人、地痞流氓和著名演員等。這些人大多在地方上頗具能量，與包括租界當局在內的各種社會政治勢力聯繫密切。而且，劇場方面往往聘請外商作為代理人，故其日常運營直接關係到代理外商的利益。考慮到當時上海十分有限的外僑人口，這些外商極可能對工部局的決策和行政施加影響。事實上，有的劇場代理人就是工部局董事會的成員。這種複雜交錯的人際關係和利益結構勢必制約工部局對華人劇場的實際管理。

儘管如此，工部局早期市政舉措的意義和影響仍不應忽視。通過派員勘察和頒布相關條例，工部局在本地社會中推廣了劇場公眾安全的意識，生產和傳播了劇場建築的知識。在此過程中，殖民者在自身與華人社會之間建構起一種「先進」與「落後」的二元關係，有助於增強其市政權力的「合法性」。同時，工部局的管理活動也使一些本地人士開始重新審視茶園劇場的建築。

從19世紀80年代起，《申報》頭版先後刊載了數篇討論劇場建築的文章，建議本地劇場增設太平門、在舞台兩側安裝防火龍頭、將木質樑柱改為鐵質等。1897年4月，幾位本地紳董甚至籲請官廳強制各劇場安裝救火龍頭。有人還對比中、西劇場建築，稱「滬上各戲園，其巇險阽危實有令人談之色變者」，因此「乃益羨西國戲園之美善矣」。總之，雖然19世紀後期工部局對華人劇場的建築管理實效甚微，卻逐漸改變了本地社會的觀念，對此後上海劇場建築的演進影響深遠。

未完待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3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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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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