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發行鈔票為啥要加蓋「天良」印章

1930年德國工程師設計興建的邊業銀行

張作霖為什麼要發行加蓋「天良」印章的鈔票？

在中國錢幣史上曾發行過一種與眾不同的紙幣。它最大的特點是上面加蓋有「天良」印章。這在中外錢幣史上極為少見。它的發行者是自詡為一介武夫的草莽英雄張作霖。張作霖一向不喜歡按牌理出牌，褒義的說法是出其不意，富於創新，貶義的說法則是不按規矩辦事。縱觀張作霖短暫的一生，他既無文化又沒有什麼依靠背景，然而在清末民初社會急劇動蕩的時日里，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勢力的覬覦之下，他率領一幫鄉勇，因時際會，憑藉他的豪俠仗義、忠義仁勇和狡黠多變，不僅嘯眾山林，而且由海城至奉天，進而入主京城，成為名噪一時的中華民國末代國家元首。探索他的人生軌跡，不難發現，張作霖雖然沒念過幾天書，但他十分重視和推崇中國傳統文化，仁義道德、天地良心不僅時常掛在嘴邊，更體現在他的行動上，他還在自家花園假山石壁上親自題寫了「天理人心」 ，以時刻提醒自己及家人講天理、講人心。令人叫絕的是在他的私家銀行邊業銀行發行的紙幣上面，他鄭重地加蓋上「天良」印章。

加蓋「天良」印章的邊業銀行紙幣

為昭示信譽，鈔票加蓋「天良」印記

張作霖雖然文化不高，但機警過人，不僅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而且有著與時俱進的經營思想，他深知銀行在經濟建設發展中的作用，雖然公務繁忙，始終對邊業銀行的建設發展給予高度重視。邊業銀行開業前夕，正值二次直奉戰爭剛剛結束，由於戰爭經費、日常軍費、兵工廠支出及張作霖個人活動經費等的支出遠遠超過奉省的財政收入，使奉省財政處於枯竭的邊緣，無奈之下奉天省只能通過大量發行紙幣來彌補，從而導致奉票的貶值，奉省經濟遭到極大破壞，金融危機開始出現。為了重振東北經濟，張作霖決定從金融業入手，重新發行信譽良好的貨幣，以代替日趨貶值的奉票。

張作霖入駐天津曹家花園不久，在那裡接見了邊業銀行協理梁文彬及銀行經理、各股股長、文書、稽核等工作人員。

據當年受接見的職員韋錫久回憶，梁文彬等人被帶到張作霖面前時一齊向張作霖鞠躬行禮，張作霖沒有抬頭，也未還禮，他拿著旱煙袋，邊走邊吸，踱來踱去。梁文彬向張作霖報告說：「黃金約十萬兩，現洋二十萬元已經運到天津入庫。現在我把夥計們帶來見見大帥。」梁文彬依次將每個人的姓名職務向張作霖一一介紹，張作霖抬頭看了看，沒有說話。梁文彬說：「大帥有什麼吩咐請吩咐幾句吧！」張作霖環視大家說：「他媽的，這回把曹錕、吳佩孚這些小子們打躺下了，咱們好好地干，你們要把銀行給我做好了。」

在邊業銀行印製鈔票之前，工作人員將票樣呈送張作霖審閱。張作霖說：「咱們發票子，他媽的是憑天良，不能坑人，票子上要蓋上『天良』戳子。」按照張作霖的吩咐，工作人員將收購來的舊邊業銀行鈔票和新印的壹角、貳角輔幣券上都加蓋了「天良」二字的紅色戳記。這種加蓋「天良」印戳，昭示對老百姓要講究「天地良心」、注重信譽的做法，是張作霖的一項獨特發明，在中國鈔票史上屬於獨創。

北洋政府時期各銀行發行的紙幣實際上是一種兌換券，鈔票持有者隨時可以到發鈔行兌現等額的現洋即銀元或銅圓等金屬貨幣。那個時期由於政權更迭頻繁、局勢動蕩不安，有些銀行為了各自利益，不顧自身存款準備金的多寡，濫發紙幣，造成無法滿足民眾的兌現要求，導致發生擠兌局面，不僅民眾的財產受到損失，銀行的信譽也大大降低。張作霖深知濫發紙幣的危害，在他接兌邊業銀行之初，便下定決心將其打造成一家信譽卓著的金融機構，不僅任命自己的兒子張學良任董事長，還將「天良」二字印在票面上，以此向世人昭示其講究信譽、不坑害老百姓的決心和勇氣。

平時喜歡著便裝的張作霖與顧問趙欣伯

目前這種紙幣有兩個版別，第一個版別的紙幣是在票面左下方加蓋一枚黑色印章，為陽刻「天良」篆書，自左向右橫書，在票面右下方與「天良」戳印相對應的地方則是用拉丁字母「chang」拼寫的「張」字。

另一個版別是在票面左下方中部偏左位置將原來的紅色陽刻方章「經理之章」去掉，改為紅色「天良」陽刻篆字方章，與之相對的票面下方中部偏右位置仍然是一方紅色「總理之章」陽刻篆字方章，改動很小，不仔細看還真發現不了。我們目前看到的邊業銀行民國十年版的拾元券中，加蓋有紅色「天良」戳記，就是張作霖利用舊邊業銀行的票料所為。

張作霖講究天良不坑害老百姓的指導思想的確收到實效，張作霖接兌邊業銀行後，「由於準備金充足，保證兌現，信譽較好，商民樂意使用。」邊業銀行後期所發行的紙幣，不僅在東北境內流通，在京津、山東等地也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