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五月風暴，毛主義如何影響了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

作者簡介：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美國政治思想史家，著名國際左翼學者，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歷史、比較文學和政治學傑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爾特·本雅明：救贖美學》《文化批評的觀念》《海德格爾的弟子》《非理性的誘惑》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董樹寶：博士，副教授，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訪問學者，現擔任北方工業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法國當代哲學與美學、中西比較哲學、西方文學與文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譯作另有《混沌互滲》、《對話》（待出）、《及其他文本》（合譯，待出）等。

書籍摘錄：

導論 毛主義的誘惑（節選）

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大約 40 年後， 1968 年仍然是一個當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參照點。在 2008 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參加競選的承諾之一是他會超越 20 世紀 60 年代的各種分歧，將美國政治推進到一個和諧平穩期。就其本身而言，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競選活動不停地爆料奧巴馬在早年政治生涯與 20 世紀 60 年代前激進分子威廉姆·阿耶斯（William Ayers）的交往，想方設法使奧巴馬的政治生涯黯然失色。

同樣，在 2007 年法國總統選舉期間，雙方主要候選人都感到他們不得不對「五月風暴」的遺產表明立場。對於最後獲勝者尼古拉·薩科奇（Nicolas Sarkozy）來說，「五月事件」充當了一種消極的檢驗標準。因為薩科奇利用了移民郊區爆發的一系列騷亂所造成的國家不安全，所以他將「五月風暴」稱為法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對權威的敬意漸行下降，道德的無政府態勢大行其道。而社會黨候選人賽格琳娜·羅雅爾（Ségolène Royale）則強調她最後的選舉集會將會在夏萊蒂體育場（Charléty Stadium）舉行，因為該地曾是「五月造反」中一場大規模政治集會的地點。

在德國， 20 世紀 60 年代也充當著一個理解當中政治的重要參照點。 2001 年，一組照片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其中有一張照片展示了外交部長、「前六八分子」（ex-sixty-eighter）約施卡·費舍爾（Joschka Fischer）在 1973 年一次示威遊行中憤怒地向警察扔磚頭。在保守派中間，這張照片——描繪了一場將近 30 年前發生的衝突——激起了潮水般的譴責，他們聲稱費舍爾不適合擔任外交部長一職。一般說來，這種事件會促使全面反省的浪潮迅速高漲，關涉到如何將 30 年前那場令人不安的政治騷亂加以歷史化。

在許多方面， 1968 年是一個具有全球性政治反響的奇蹟之年。革命幽靈突然顯現在北京、墨西哥城、紐約、芝加哥、柏林、華沙和布拉格。悲慘的是，在布拉格，「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希望被殘暴地碾碎在蘇聯坦克的履帶之下。

不過，在法國，事件卻按照某種截然不同的邏輯發生了。與其他地方一樣，造反肇始於學生，但是「五月起義」的獨特方面之一是，法國工人在兩周內決定與學生示威者聯合起來。這種強有力的學生—工人聯盟導致了大規模的總罷工，致使中央政府癱瘓，一度迫使夏爾·戴高樂總統逃離巴黎。一切煙消雲散之時，總共 800 萬到 1000 萬法國人參加了罷工，法國經歷了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最激烈的一次社會動亂。

電影《戲夢巴黎》，來自：豆瓣

《東風》對理解這些挑戰性的、喧鬧性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本書通過聚焦「五月風暴」一個被忽視的背景事件——隨後十年達到頂點的親華浪潮，試圖闡明這一事件的全貌。

故事始於一小撮左派分子——自稱是法國共產黨左翼的政治積極分子，他們來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簡稱ENS），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學生。由於他們對那些正發生於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顛倒，激情澎湃，所以他們開始深切地認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他們逐漸地將其視為醫治法國本土各種政治弊端的靈丹妙藥。

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會說漢語，關於當代中國的可靠信息幾乎不可能獲得，因為毛澤東基本上禁止外國人入境。這只是點小事兒而已。這些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對當代中國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們的心意。對於他們內心深處的激進政治希望與幻想來說，「文革的中國」變成了一塊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項羅夏測試（Rorschach test），而這些激進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已經被剝奪了現實世界的出口。中國變成「光輝燦爛的烏托邦未來」（radiant utopian future）的化身。通過「生成中國人」（becoming Chinese），通過採取中國紅衛兵（Red Guards）之法國化身的新身份，這些持不同政見的阿爾都塞追隨者試圖徹底改造自身，藉此他們不僅將滌除他們作為殖民者子孫的罪惡，而且在更普遍意義上滌除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罪惡。

漸漸地，「真實的」中國不再發揮影響，相反，爭論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論問題。中國共產主義的「成功」——或者它所想像的成功——會神奇地彌補其他地方共產黨遭遇的完全失敗。青年左派分子認為他們是「強硬派分子」（pur et dur）——拒絕與當代法國的骯髒現實進行妥協的虔誠信徒。在他們眼中，法國共和制的榮耀已經不可挽回地消退了——這一傳統在他們看來已經不幸地被殖民主義的遺產與戴高樂派的專制主義所損害。人們感覺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會捏造出來的。在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壓抑本質不可否認地達到極不協調的比例的時代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為學生們提供了一條永葆狂熱的法國革命傳統的道路——巴士底獄的榮耀、瓦爾密的光榮與巴黎公社的輝煌。

法國共產黨樂於貶低毛主義者，因為他們人數少，被貶稱為一個小派別（groupuscule），一個小團體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動——1970年春突然逮捕毛主義領導者，並查封他們的報紙，那麼他們的故事在一系列錯綜複雜的「五月事件」的映襯下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故事。然而由於政府的拙劣行動，未被注意的毛主義者的活動一夜之間變成了一項著名的事業。讓-保羅·薩特接管了毛主義報紙，大膽反抗政府獨斷的、殘暴的政治清掃行動。滾石樂隊主唱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一度中斷巴黎體育館（Palais des Sports Stadium）的演出，請求釋放被拘捕的毛主義者。在這一極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義成為一種政治時尚，獲得了巨大的聲望，開始引起了著名知識分子——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太凱爾》雜誌的傑出人物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和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興趣，他們從毛主義中察覺到一種創造性方法，用以解決法國當時令人難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義。畢竟社會黨完全陷入混亂之中，共產黨變成一個「秩序黨」（party of order）。戴高樂主義者與當時掌權的蓬皮杜斷然拒絕放棄權力統治。然而，正是一個活躍在拉丁區（Latin Quarter）的左翼小派別在許多方面成為「五月風暴」之解放訴求的繼承者。

由於「五月事件」以及他們與毛主義者的接觸，法國知識分子告別了他們以前迷戀的雅各賓派（Jacobin）—列寧主義的、專制主義的政治模式。他們的行為舉止不再像達官貴人一樣，而是使民主謙遜的美德內在化。在「五月風暴」的餘波中，他們接受了社會鬥爭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他們有關不公正的自上而下政治的「後五月意識」提醒他們注意「社會」的美德和自下而上的政治鬥爭。因此，法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完全被改變了。雖然薩特的介入知識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模式得以延續，但是它的內容完全被重構了。對衰弱的政治先鋒主義（vanguardism）的這種洞察力促使法國作家和思想者重新評價普遍知識分子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遺產：這種普遍知識分子通過賣弄永恆的道德真理而令當權者羞愧不已。

只要毛主義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種建設性政治學習過程（constructive 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的範式實例，它就值得一講。毛主義者開始是政治教條主義者、虔誠信仰者，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他們不可能調和他們親華的「意識形態眼罩」（ideological blinder）與「五月風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們不再以革命口號欺騙自己，他們就開始以全新的視角來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觀念完全被改變了，它不再是一個中國獨有的參照點，它反而逐漸代表一種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這種方法放棄奪取政治權力的目標，反而試圖在習俗、習慣、性徵、性別角色和一般社會交往中發起一場民主革命。

最終，左派分子開始意識到人權和自由社會主義的價值並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補的。畢竟，正是法國人最早在1789年創造了人權與公民權。在更具當代性的人權偽裝下，他們當時想重返的正是這一遺產。

毫無疑問，「五月造反」直接的反響之一就是極大地提高了烏托邦政治期望的門檻。左派分子相信「光輝燦爛的烏托邦未來」只有數月之遙，戴高樂專橫的第五共和國確實大限將至。不久，想像力將會接任權力，正如五月風暴著名的口號「想像力當權！」（L』imagination au pouvoir!）所預言的那樣。

法國社會在「五月起義」的餘波中的確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是這一轉變確實不像許多前「六八分子」所希冀的那樣影響深遠，或者橫掃一切。這些變化更微妙、更長久，更具演變性（evolutionary）而非革命性（revolutionary）。它們多半發生在文化政治學更加不確定的領域，而文化政治學有助於解釋中國「文化大革命」在各類左派學生群體的眼中所呈現的重要意義。這裡討論的轉變關乎社交模式與社會角色的感知，關乎性徵問題、對權威的訴求以及此前未被充分代表的或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婦女、移民、同性戀者和失業者）的地位問題。

本質上，「五月造反」實現了一場日常生活徹底而激動人心的轉變。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發揮了一種「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功能，由此允許法國青年人逃避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也逃避法國共產黨所強加的「意識形態緊身衣」（ideological straitjacket）。它能夠使積極分子表達各種先於政治的、「存在主義的」關註：一系列關乎心理學、性徵、家庭生活、都市生活和基本的人際親密關係等領域的議題。通過日常生活的話語，學生激進分子能夠更新當代社會批評的辭彙，由此使之切合於現代世界的特殊挑戰。積極分子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在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統治不再局限於對馬克思而言是核心的勞資對立關係。而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商品化的邏輯——人際關係由此變成量化的、難理解的和物化的過程——超出了工作地點，由此滲透和彌散到整個社會生活。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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