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冷戰後北約面臨新威脅 憂美國飄忽不定

參考消息網4月6日報道法國《回聲報》2月27日發表法國蒙泰涅研究所特別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題為《面對21世紀的威脅，北約應進行革新》的文章稱，在中短期內，歐洲不能「不拉上」美國獨自行動，而相比之下，與美國「共同」行動始終很難。

作者稱，他的美國朋友曾對我傾訴他的不安：「西方世界的道義領導角色顯然從華盛頓變成了柏林。」無論如何，這位朋友充分意識到了自己描繪的這番狀況是如何的諷刺。昔日將歐洲拖入災難的國家如今竟成了在混亂愈演愈烈之際，最能代表並捍衛西方價值觀的國家。

作者稱，我們不能改寫歷史，但我們可以合理地想像如果二戰後美國沒有慷慨地將保護範圍擴至西歐會是怎樣一番情景。一個利益和價值觀的雙重共同體將大西洋兩岸聯繫起來。北約的出發點只是一個政治保障，隨後轉變為應對冷戰升級的軍事一體化組織。用1952年到1957年任職的首位北約秘書長黑斯廷斯·伊斯梅的話來說，北約的任務是「留住美國，排斥蘇聯，壓制德國」。這三個目標已經出色完成了。

冷戰後北約面臨新威脅

20世紀90年代初，北約經歷了第一場身份危機，因為西方世界淪為蘇聯威脅的「遺孤」。北約還有什麼用呢？沒有敵人也就無所謂聯盟了。當然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華盛頓認為，巴爾幹國家戰爭爆發證明了歐洲在面臨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根本沒有能力獨自負責自身安全。一位官職極高的美國外交官曾對我說：「你們先是亂了陣腳，優柔寡斷，然後就要自取滅亡，我們必須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採取干預再施援手。」儘管歐洲自身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讓《代頓協議》於1995年12月得以達成，確立了波黑的和平。

9·11恐怖襲擊之後，北約的歐洲成員國援引憲章第五條關於集體安全的規定，自發提供支持。但美國雖然很高興看到「我們都是美國人」，卻在某種程度上謝絕了歐洲人。用美國評論員羅伯特·卡根的話來說，華盛頓似乎認為「我們是來自火星的美國人，不會把自身安全交由來自金星的歐洲人負責」。

作者稱，21世紀初，北約的問題又變了。我們要搞清楚的是北約是否適合應對那些在地理方位上不再局限於東歐的危險，而且這些危險的性質還變得多樣化。如何讓一個區域聯盟適應全球化？如何讓一個傳統軍事聯盟適應網路安全相關的新技術與恐怖主義人肉炸彈類型的老一套野蠻所形成的雙重威脅？北約在阿富汗暴露了局限性，它有能力實現革新還是必須宣告該組織已經過時，完全取消它的合法性？

北約擔憂美國飄忽不定

2017年，自唐納德·特朗普擔任總統以來，北約問題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日被提出來。曾幾何時，北約理當保護的民主制度難道不正是被這位行事完全無法預料的總統上台以及歐洲民粹主義抬頭所體現的內部威脅置於險境了嗎？華盛頓言辭激烈地重提美歐「共同承擔」的問題，強調的是完全合理的訴求。二戰已經結束70多年，為何美國還要為歐洲的防務埋單呢？

歐洲對於美國飄忽不定的害怕，甚至要超過對恐怖主義和俄羅斯野心的害怕，它最終能否如一些人士所料想的那樣覺醒？歐洲的幾大廣場上能否有朝一日出現特朗普的半身雕像與羅伯特·舒曼和讓·莫內比肩而立，上面刻著「一個讓我們最終覺醒的人，歐洲心懷感激」？但這種情景現實嗎？

2017年，歐洲的安全困境可以這樣總結。至少在中短期內，歐洲不能「不拉上」美國獨自行動，而相比之下，與美國「共同」行動始終很難。誠然，我們和美國的合作可以像如今對待那些專制或民粹政權國家的方式一樣，我們可以與執政政府進行官方對話並同時和反對黨以及贊同或者嚮往我們價值觀的公民社會保持交流，從而實現平衡。但這些還不夠。

作者認為，保護如今的北約需要通過三大行動。首先必須避免像法國國民陣線這樣的民粹政黨掌權。其次是大幅增加防務支出並遵守我們的承諾。最後是與華盛頓維持優先對話的同時，不要讓我們的價值觀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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