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是如何被盜的？

《誰在收藏中國》是一部關於中國文物流失的百年紀實，書中展現了廣為人知的敦煌壁畫、龍門石雕、昭陵六駿等稀世珍寶被破壞、盜取的過程。在盜寶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華爾納、盧芹齋，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幕後黑手」。書中也披露了西方「收藏家」們為了爭搶中國文物而展開的生死爭奪的歷史真相。本文摘自該書「膠水桶」一章，小標題為本版編輯作。

偵查

蘭登·華爾納人高馬大，藍眼睛，紅頭髮，是一位討人喜歡，如同斯皮爾伯格影片中充滿冒險精神的主人公那樣的學者。20世紀20年代，為了給福格藝術博物館徵集藏品，他曾兩次率隊前往中國，為福格藝術博物館開展獵獲和徵集藏品之旅。他腳蹬標誌性的靴子，頭戴斯泰森氈帽，蓄著時髦的鬍鬚，一副盛氣凌人的做派。據說，他是電影《奪寶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從血統和教養上講，華爾納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來自以血統為傲的波士頓婆羅門家族。他母親的家族源於約翰·達德利爵士，他曾擔任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皇家總督。父親的家族源於羅傑·謝爾曼——簽署過《美國獨立宣言》《美國聯邦條例》《美國憲法》《美國權利法案》等美國法規的開國者。華爾納的叔父是喬治·霍爾議員（馬薩諸塞州共和黨）。年輕的華爾納進入哈佛大學後，玩賽船，擔任文學雜誌《哈佛大學鼓動報》編輯，加入了「速成布丁俱樂部」和「印章與編年史學會」,還獲得過班級詩人的稱號。畢業後，他在紐約牡蠣灣羅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倫·德雷米科斯·羅斯福，她是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堂兄的女兒。

19世紀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和中亞的大部分地區，成了相互競爭的國家開展藝術探險的決鬥場。歐洲和日本的探險隊攜帶最先進的探測和照相器材，開始在中國西部細細梳理，尤其是沿著廣為人知的古商貿線路——絲綢之路向前推進。

有關那些探險隊收穫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藝術博物館躍躍欲試。1923年至1924年,該館首次開展了前往中國西部甘肅省敦煌的「偵查之旅」。起初，他們乘火車前往河南，一路順利。在那裡，倆人拜會了當地軍閥吳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吳佩孚等人與華爾納、傑恩共進晚餐，旁邊還有一支樂隊演奏軍樂。吳司令以「不與北京頂嘴」而聞名，他為倆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裝護送。在翻譯王進仁和被稱為「小男孩」的廚師的陪同下，華爾納和傑恩探險隊以一面代用美國國旗，來宣示自己的國籍。那面美國國旗，由河南當地的4名裁縫加工而成，上面還裝飾著探險隊使用的「馬扒」圖案，那是一種無彈簧兩輪運貨馬車。隨後，探險隊向西安進發。

9月份，華爾納和傑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們享受了那裡的鄉村式溫泉，在古董店裡翻來找去，購買了一系列拓片，上面蓋有剛掉了腦袋的直隸總督端方的朱紅印章。同時，他們被引見給當地官員，獲悉後面路程的情況。離開古都西安及其周邊古代遺址時，他們仍然高舉美國星條旗，但放棄了武裝護送。即便當時，西安也以文物資源豐富（以及造假）而聞名遐邇。「用不了多少年，這裡要麼會有盜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開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輩遺留的東西提供給外國市場，要麼會有經過特別批准的科學家攜帶測量尺和照相機前來，充滿敬意地打開渭河邊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險的報告《中國漫長古老的道路》中，華爾納做出了如此哀嘆：「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無際，有大有小，有遠有近。對盜墓者來說，穿行其間，真是一種鍛煉自我控制力的經歷。」（正是在那裡，1974年打井時，出土了兩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馬俑軍陣。） 「經歷了大約24公里的誘惑後」，華爾納和傑恩繼續前行，來到涇河交匯處的涇州，在那裡盜走了約為公元6世紀的佛教石雕像，絕大多數是頭像和軀幹雕像。他們發現那些雕像「已從大雄寶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遇險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十分混亂。那時的中國西部，土匪和軍閥四處橫行。從河南到西安，需要行進7天。動身之前，華爾納寫道：「那裡發生了6起謀殺，30起綁架，以及無數起持槍搶劫案。」當時，該省已經擠滿了政府軍隊，準備隨時反擊。前途充滿危險，促使傑恩在腰間綁了把自動左輪手槍。華爾納和傑恩還目睹了3名五花大綁的囚犯被處決，他們的「3顆腦袋從3具不幸的軀幹上滾落，士兵們則在旁邊走來走去，等著有人前來收屍」。此時，華爾納等美國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達了甘肅省首府蘭州。他們剛剛進入小旅館門口，政府軍士兵就攻擊了他們的小型大篷車隊。他們「接管了馬車、車夫和騾子」，聲稱華爾納一行「有軍事目的」。華爾納要求拜會當地負責官員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請你們記住，我以前是一頭紅髮，我見過一些真正的大場面，知道沒有任何事情會有好結果……我在省衙門口時，曾聲嘶力竭高喊過，還送進去過我的名片。閣下在睡覺。好吧，請告訴閣下，該起床了。閣下在睡覺！好吧，告訴閣下，再過一分鐘，一個外國鬼子會進去幫他穿衣戴帽。」過了5分鐘，當地負責官員現身了。華爾納一會兒威脅，一會兒甜言蜜語，還遞過去吳佩孚元帥的一封信。「提到那個大名，那位官員的胳膊幾乎立馬短了一截。」結果是華爾納如願以償，要回了自己的東西。

敦煌是華爾納一行最後的目的地。路上，他們繞道去了趟位於戈壁灘中的黑水城遺址,「党項的黑城」。奧萊爾·斯坦因爵士確認，那裡就是馬可·波羅所說的額濟齊納。1908年，俄國探險家彼得·科茲洛夫曾發現了那座城池遺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據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藝術中心，它的城牆仍屹立「在碎石戈壁灘上荒蠻之地，保存得相當完好。它的四周，環繞生長著檉柳灌木叢以及兩條幹枯的河道」。1226年，党項人臣服於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僅一個世紀以後，明朝軍隊通過築壩使河流改道，把黑水城夷為一片廢墟，廢棄了這座城。在福格藝術博物館探險隊抵達此地的十幾年前，科茲洛夫和斯坦因發現，那裡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繪文書的寶庫。乾燥的沙子有利於遺址的保護（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聖彼得堡、倫敦的博物館和圖書館）。

華爾納抵達黑水城。他凝神觀望，四周一片荒涼，令人悲傷。被遺棄的黑水城遺址屬於「超出我所有想像的美麗」。雖然黑水城遺址偏僻遙遠，但華爾納發現，斯坦因和科茲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牆，掏空了每個塵封的小佛塔」。華爾納的隨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嚮導和幾匹駱駝。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在那裡發掘了10天，發現了一些佛教壁畫碎片，一些黏土製成的小還願佛塔，一個（華爾納確信）時代為10世紀的精美銅鏡，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場暴風雪不期而至，迫使他們停止了挖掘。

離開黑水城時，華爾納和傑恩的嚮導迷了路，使他們的失望變成了災難。感恩節夜裡，傑恩的兩腳凍傷。他從駱駝背上下來時摔倒在地，再也難以站立。華爾納和王翻譯花了3個小時，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傑恩的雙腳。然而傑恩還是昏厥了過去，他的雙腳遍布水泡，兩條腿腫到了膝蓋，出現了發燒和感染。華爾納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險隊無法繼續前行，他們派王翻譯到前邊找了一輛馬車，把在睡袋裡靠麻醉劑支撐的傑恩放到車上。經過長達10天的繞行，他們頂著寒風，穿越沿河地區冰雪覆蓋的土地，終於抵達了甘州。在那裡，他們向一位中國傳教士醫生諮詢，給傑恩用了些消毒劑。

休息了16天後，華爾納一行開始奔往肅州。在那裡停留4天後，他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儘管傑恩意志堅定，但他還是連100米也走不了。因此，傑恩將返回北京，隨行帶著他們一路收集、儲存的滿滿幾馬車戰利品。華爾納則繼續向敦煌開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書的王翻譯、車夫和4匹小馬。華爾納和傑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華爾納繼續順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約110公里外的沙漠深處。

盜取

1924年1月21日，華爾納抵達敦煌。他發現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見過的任何繪畫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對千佛洞中數以百計的繪畫人物，華爾納變得滿心狐疑：「我不是化學家，也不是訓練有素的繪畫修復師，只是一名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會褻瀆神靈，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樣，華爾納當著王圓籙道士（賣給斯坦因和佩里奧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護人）的面，把在膠水桶中浸泡過的布料覆蓋到壁畫牆上，等其乾燥後實施揭取。他用那種方法，從敦煌6個洞窟中揭取了多塊壁畫。

華爾納想到了德國人的所作所為。在給福格藝術博物館的初步報告中，他宣稱，那些壁畫「是首批未遭鋸痕嚴重破壞而揭取的壁畫。毫無疑問，與迄今為止來到美國的任何中國繪畫一樣，它們具有同等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他描述了自己與王道士的心理戰，結果都是他「放棄顧左右而言其他，單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畫」。

天寒地凍，從洞窟牆上揭取壁畫相當不易。華爾納寫道：「膠水總是在牆上凍結，而不是滲入壁畫裡面，即便我事先用熱水把膠水攤薄了。未及把膠布擺放到適當位置，它已徹底冷卻。總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後，華爾納用毛氈和紙，將粘下壁畫的膠布層層包裹，外面再用繩子捆綁。華爾納在敦煌所有活動的費用，是向王道士捐贈150美元。「那只是一筆巨額小費，其中還包括了我們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對我進行的心靈引導服務。我考慮讓福格藝術博物館支付那筆心靈引導費，在我未去哈佛學院禮拜堂期間尤為如此。」

但是，華爾納從敦煌帶回的真正精華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繪觀音像。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鎚子，將其從基座上敲打下來。華爾納回憶道，他們用了「5天時間，從早干到晚。而那5個夜晚，則是對自己所作所為絕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觀音像裝車前，華爾納充滿深情，用自己的內衣包裹塑像，以應對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雖然我在返程時缺少內衣和襪子，」他在報告中寫道，「但一想到那些東西在發揮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膚鮮活光滑，以及顏料殘片免遭損壞，我的內心就倍感溫暖。」在質問了王道士及其助手，並「洗劫」了藏經洞後，華爾納和他的翻譯確認，那裡再沒有留下什麼捲軸畫或手稿了。於是，他們拔起營寨，打道回府。

對於自己轉移藝術品的行為，華爾納反覆辯解：敦煌石窟難以到達，並且已經遭受破壞。19世紀，在民間起義中，敦煌石窟已經遭受破壞。斯坦因和佩里奧特兩人都認為，敦煌的可移動文物，在倫敦和巴黎會更安全。他們預料，未來美國收藏家和博物館研究員，也會以同樣理由為自己辯護。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華爾納哀嘆道：「壁畫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臉上有深刻的劃痕。一排排侍女從你身邊走過，她們穿戴著華麗頭飾，然而你卻難以看到一個完整頭像。在德高望重的眾神中間，王位之上端坐著觀音。在觀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愛的跳舞女孩。整個畫面布局精巧，卻沒有一個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愛面龐上面，胡亂塗畫著（白）俄軍隊的番號。佛陀端坐，從他宣揚蓮華經的口中，刻畫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穢語。」

對於那些斯拉夫語塗鴉，華爾納將其歸罪於中國人對敦煌的漠不關心。他對一位朋友寫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壞行為的德行，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那裡的所有壁畫揭取得精光。有誰知道，何時中國軍隊會如白俄軍隊一樣在那裡駐紮？更糟糕的是，那裡的動亂還會持續多久？再過二十年，敦煌將變得不值一看。」

儘管如此，在給哈佛大學校長和董事們的正式報告中，華爾納對自己揭取壁畫的事隻字未提。在福格藝術博物館，那些壁畫被轉移到丹尼爾·瓦尼·湯普森手裡。他是福布斯的學生，也是一位文物保護專家。湯普森曾建議華爾納使用一種「剝離技術」，即只從牆壁上剝離壁畫表層。他本人曾在歐洲壁畫上使用過那種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訪談時，湯普森承認，他對敦煌壁畫的修復嘗試不算多麼成功：「華爾納沒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膠水。他使用的膠水很厚，幾乎不可能處理。洞窟裡面的牆壁很冷，膠水在上面很快結成了果凍狀。」後來，文物保護專家桑奇塔·巴拉倉德蘭引用了湯普森的報告。他提到了壁畫《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膠布變得異常鬆弛，沒有粘下來任何色彩。只能說上面的色彩，要比預期的更少。」事實上，壁畫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應是「最無希望修復」，它損壞得過於嚴重，難以進入福格藝術博物館收藏。巴拉倉德蘭曾兩次嘗試修復畫面，試圖將壁畫色彩與膠布分離，無果而終。因為，壁畫的「圖像特徵已被徹底破壞」。

在中國，華爾納一直被視為盜賊。2004年，在敦煌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要求歸還從敦煌遺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為它們已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十幾處收藏地。福格藝術博物館堅持認為，他們曾為華爾納的那些文物全額付款，並有發票作為證據。

華爾納開展活動的時代與今天完全不同。在那個時代，外國人經歷千辛萬苦帶走文物，並且對自身的行為有約定俗成的辯解理由：中國人不重視，並肆意破壞那些文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那些文物出現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動了當今文物保護者們的倡議。這段有爭議的歷史最後有一個積極的結尾，1994年，國際敦煌項目啟動了敦煌文物的數字化工作。目前，人們可通過在線網路接觸內容廣泛的資料，可搜尋資料庫中的數千張照片。在6家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參與合作下，該項目所記錄的文物不僅包括敦煌千佛洞，還包括絲綢之路沿線的其他遺址。倫敦大英圖書館的文物保護修復專家，在溫控設施內對敦煌手稿進行修復，將先輩遺留的背襯、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藝術博物館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學的亞瑟·賽克勒博物館。至於敦煌石窟，我們1995年參觀時，羞愧的導遊還是會對外國遊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畫，在揭取壁畫的地方，還保留著白色方形切塊和發黑的膠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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