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人抗爭後的隱逸
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鞏固其統治,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利用手中的官祿資源,調動讀書人仕進的積極性,把他們牢牢禁錮在統治秩序內。成千上萬的讀書人擁擠在這一條狹窄的道路上幻想著有一天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施展所謂「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但大多數讀書人只能皓首窮經一輩子,落了個窮愁潦倒的悲慘下場,只有極少數讀書人能夠如願以償。但這極少數人進入統治者階層之後又會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由統治制度造成的官場腐敗和黑暗?作為一個正直的官員,他既是統治階級的一員,因而做事為官必須符合統治秩序,同時又不願意違背自己的良心欺壓百姓,在階級社會中,如何解決這樣一對矛盾,便成為評價一個官員政治態度的首要問題。大多數封建官僚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統治階級服務,只是在不觸犯統治者的利益的時候才會考慮為人民做一點好事。但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封建官僚中卻是一個特立獨行者,他公開打出旗幟,說自己的詩歌創作就是為了暴露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他創作一系列詩歌反映他那個時代人民遭受的苦難,揭露統治者的罪惡,直言不諱,鋒芒畢露,就是今天看來其人品膽識都是令人叫絕的。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看到古代社會勞動人民悲慘的人生境遇,了解那個時代的真實面目。
白居易生活的時代正是唐帝國逐步走向衰亡的時代,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唐王朝處於分崩離析,即將瓦解的前夕,這中間雖然也有一兩個皇帝曾經希圖「中興」,無奈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沒落的命運。這個時期,革命風暴雖然尚未來臨,但是統治者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卻越來越重,他們爭權奪利,不顧人民死活,人民倍受煎熬、掠奪和摧殘。面對黑暗,詩人憤怒了,他拿起了筆,把矛頭指向了統治者。
當戰亂稍稍平息,社會剛剛穩定,又有人在彈冠相慶之後開始了新一輪的醉生夢死和花天酒地的生活。白居易用他的筆勇敢尖銳地挑開了虛飾的面紗,暴露出這個社會的黑暗、動亂、骯髒和不合理,批評的鋒芒橫掃了整個社會,上至宮廷,下至小官小吏。整個社會都震驚了,有人說他沽名釣譽,有人說他瞎編濫造,有人詆毀,有人誹謗,甚至他的骨肉妻子都說他不該如此尖銳,而這一切都來於他的那些象匕首投槍炮彈一樣的詩歌。他在《與元九書》中說:「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是什麼讓這些權豪貴近官宦要臣這樣害怕?
《賀雨》詩中他要求朝廷:「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已責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廄馬減飛龍。」然後直言百姓飢窮的根本:「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哭孔戡》中他告誡為政者:「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為生民,生死懸在天。」《樂遊園》中他諷刺:「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荊門。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宿紫閣村》中描寫暴卒的野蠻:「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而那十首《秦中吟》,不要說那些權豪貴近者,就是一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讀著仍然心潮澎湃難以自制。可以說,十首《秦中吟》,字字血,聲聲淚,首首如利劍,句句似投槍。,在百姓「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 (《重賦》)的時候,官府還要「奪我身上綾,買爾眼前恩」(《輕肥》)。一方面是內臣們的「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輕肥》),一方面則是百姓的「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輕肥》)。在公卿們「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 (《歌舞》)時,卻「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歌舞》)。《買花》中豪奢們「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老翁辛酸的卻是「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議婚》在「紅樓富家女,金縷綉羅襦」時,貧家女的景象卻是「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慾聘,臨日又踟躕」,貧窮得連女兒都難以出嫁,這是什麼世道?《傷宅》里大官家「一堂費百萬,鬱郁起青煙」、「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可是誰來關心百姓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饑寒。」《杜陵叟》痛斥那些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不顧農民死活的「長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傷友》慨嘆苦節之土的凄慘生活,《傷宅》諷刺豪門大興建築,「一堂費百萬」。《不致仕》嘲諷八九十歲不肯退休的貪權者。《立婢》對不為好官立碑而虛偽地為某些人歌功頌德表示不滿。《五弦》對當時不少人不懂傳統文化而表示惋惜。這些詩鞭撻、諷刺,辭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聲疾呼,對黑暗政治做了有力揭露,刺疼了統治階級,也為詩人的遭貶埋下了禍根。
面對黑暗,不顧及個人利益,敢於仗義執言,拍案而起,運用手中那支匕首投槍般的鋒利的筆刺向統治者,甚至是最高統治者,同時這支筆又飽蘸血淚,為被壓迫被剝削的黎民百姓傾訴苦難,這正是歷代有良心的正直的文人最可寶貴的性格,由此形成中國敢於抗爭的優良傳統。但是我們也看到,白居易並沒有把這種抗爭精神發揚到底,貶江州司馬對白居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遊歷山水、作詩為事,慕起陶淵明來,希望作個隱逸詩人,並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如何看待白居易的轉變?是不是像有些評論家認為的那樣白居易從此消沉下去,不復具有抗爭精神,從此成為明哲保身的隱逸者?
隱逸沒有積極意義嗎?
其實我們何嘗不能把隱逸看成是面對黑暗的另一種方式呢?隱逸就是退出官場或和官場保持一定的距離,就是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既然為人民說話的權力被剝奪,剩下的也只能是規規矩矩為統治階級服務,做一個循規蹈矩的封建官僚,難道這才是「積極」?白居易的人品風格是很高尚的,在當時的封建社會,宦官宮中弄權,大臣朋黨鬥爭不息,朝廷一片昏暗,要想立身朝堂,做個堂堂正正的好官是不容易的,他不願仰事權貴,阿諛奉承,要維護尊嚴,發揚正氣,只好選擇隱逸這一條道路。我們看到,本來是逃避、退讓的「隱逸」,但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卻日益成為正直的官員追求高潔的象徵,成為對抗官場骯髒腐敗的一種生活方式,其中原因在於讀書人非常看重「氣節」, 他們不屈服於權貴,不流伍於庸俗,隱逸就成了堅守,成了抵抗,成了控訴。唐朝詩人高適在做封丘尉時,不堪忍受「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的折磨,也自然而然「轉憶陶潛歸去來」了。
在暫時無法離開官場的情況下,白居易選擇了「外放」或者一些閑職,從而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維護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高尚氣節和情操。詩人貶江州司馬之後,對於政治黑暗看得更加透徹,他從風波險惡的官場來到廣闊的天地,生活也因此更加豐富起來,他享受著大自然帶來的勃勃生機,禁不住心馳神往起來。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這首《大林寺桃花》寫得平淡自然,表面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深奧之處,仔細欣賞,卻大有可玩味者。詩人貶江州司馬是他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轉折,可以說基本上結束了詩人「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時他也更加清醒認識到了唐代政治日益走向腐敗,再沒有重振的希望,因此追求隱逸的念頭開始萌生,他在一片絢麗盛開的桃花身上似乎找到這種感覺。長期的仕宦生涯耗盡詩人的精力,使他不知生活生命為何物,然而就在今天他才真正張開雙臂迎接她的到來。詩人的這種思想感觸在《建昌江》中得到更加明朗的表白:
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
忽似往年歸蔡渡,草風沙雨渭河邊。
詩人來到江州附近的建昌江渡口,在等待渡船到來的時刻瀏覽眼前的風光,忽然想到了一段往事。原來詩人在長安做官時因丁母憂在附近的渭村住了四年。這四年使他得以擺脫官場的紛爭來到農村廣闊的天地,感到十分愜意舒暢。喪服滿之後他再次被起用,重新卷進了政治漩渦,就在一年之後他觸怒權貴貶為江州司馬。現在他來到野外,自然聯想到當年在渭村時的閑適情景,不由得心有所動,越發追慕起往日的自由生活。尤其是這微風吹拂,青草離離,細雨迷濛、細沙滿地的凄迷景象更能勾起對往事的回憶,於是渭河和建昌江、渭水渡口和蔡渡兩種景象渾融交錯在一起,詩人的心情也由此進入一個凄清曠遠的境界。在江州他還有《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此詩展示了詩人平和健康的心態,對友情和日常生活充滿了熱愛之情,這隻有在遠離爾虞我詐的朝廷才會有這樣的輕鬆愉快的心情。讀這幾首小詩我們感到的是詩人的那顆活潑潑的不死的心靈,唯獨有了這顆不死的心,詩人才能開始新的生活。
在赴杭州任途中,詩人寫出了著名的《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這首詩寫詩人對暮江和夜月的由衷讚美,字裡行間洋溢著喜悅之情,反映出詩人在遠離朝廷後的輕鬆愉快心情,且境界優美、寧靜、和諧,清新可愛,故傳誦久遠。詩人在杭州任上還有一首《錢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出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這首詩盡情展示春天來到西湖時,自然界煥發出的勃勃生機,以反映詩人置身大自然所獲得的巨大生命力,詩人生命生活中的春天似乎又來臨了!你看,春水蕩漾連接著遠處重疊湧起的白雲,此時雲氣迷濛,水天一色,似乎是水流入了天上,又似乎是雲飄到了水面,讓人嘆為觀止。再看自然界中鶯和燕,更是生機一片,充滿活力。在經歷了漫長的冬天之後,鶯再也按捺不住迎接春天喜悅心情,早早就來到西湖在陽光初照的「暖樹」上,呢喃歌唱;燕也在人家屋檐下啄泥銜草,營造新巢,享受春光的沐浴。此時各種顏色的花兒也競相開放,詩人目不暇接,嫩綠的野草剛好把遊人的乘坐的馬兒的蹄子遮住,如此良辰美景,詩人流連忘返,遊興愈發濃郁起來。《唐宋詩舉要》方植之云:「佳處在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結合詩人的處境看,詩人越是把大自然寫得充滿生命力,就越發顯現出詩人在遠離朝廷之後所獲得的身心的巨大解放,顯現出詩人在和大自然的交流融合中煥發出的強大的青春活力。因此我們是不能把這首詩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一首描寫客觀自然景物的佳作的。
應該看到,詩人在長期隱逸的生活中堅守著高潔的品格,始終保持不死的心靈,其中詩歌創作是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的。詩人高尚的情操通過詩歌傳達出來,同時又在詩歌創作的審美活動中陶冶了情操。他在江州寫的《題潯陽樓》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爐峰煙。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孰為來其間?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祖國的大好河山給詩人提供了豐富的養料和創作源泉,前代的品格高尚的志士賢人的風範楷模,都在喚醒詩人的追慕效仿的情懷,詩人在與他們的對話交流中提升著自己的境界品格,這就決定詩人的創作必將進入一個高遠的境界,造就詩人成為有唐乃至中國古代偉大的詩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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