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舒群叔叔的幾段往事

在聞名中外的「東北作家群」中，舒群和蕭軍、蕭紅、端木蕻良、駱賓基、羅烽、白朗等，都是20世紀30年代，從東北流亡到上海及關內各地，富有愛國思想和文學才華的傑出青年。他們一生飽經滄桑，都有很多傳奇故事。舒群叔叔是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中，熟悉並敬重的一位老作家。他重感情，重責任，豪爽、耿直。一生才高命舛，歷經坎坷，壯志未酬！今年9月20日，是舒群叔叔百歲誕辰。作為晚輩，筆者著此小文，以示紀念。

舒群像

思念老友　情深義重

1978年春天，舒群一家5口人，被落實政策後居住在遼寧的本溪礦務局牛心台礦區，一棟磚瓦結構的3間平房，獨門獨院。

一天下午，我第一次登門拜訪舒群。面對敬仰的老人鞠躬問候：「李叔，您好！」

這一聲，竟使他先睜大雙眼看著，又眯著雙眼打量，搖著頭問：「實在想不起來了，你是誰家的孩子？」

我恭敬地把父親寫的信送給他，信封只有用毛筆寫的「李書堂啟」四個字。他抽出信紙，看了後面的署名，驚喜地說：「嗷，幾十年沒人這樣稱呼我了，原來你是方大哥的孩子！」

說著，他把兩頁信紙，又逐字逐句仔細看了一遍，對身邊的夫人夏青說：「這是我40多年前一位老友的兒子，他父親就是當年《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輯方未艾......」

舒群讓我坐在他的身邊，詢問起我父親自1933年10月去蘇聯學習分別後，這些年家裡的一些狀況，我如實稟告。

當年我31歲，剛從農村知青招工到本溪。在舒群面前，仍然是一個孩子。

他聽著我訴說，一會兒皺眉，一會兒搖頭，一會兒嘆息。當聽到我父母先後從外地來到本溪，最終都被落實了政策，高興地說：「好啊，你父親和我還可再寫上20年！」

我真不敢相信，這是出於一位飽經滄桑的65歲老人之口！

這天，舒群推心置腹和我談了很多很多。用夏青嬸的話說，是舒群多年「破例」說這麼長時間的話，「破例」留我和全家人一起吃「團圓」飯。

當晚，我就睡在舒群的對面床上。夏青嬸領著三個孩子，住在另一個房間。

夜裡，伴著溫柔的燈光，舒群叔叔對我講述了他年輕時和我父親、蕭軍、蕭紅、羅烽、白朗等在一起的許多往事。他很動感情，不時激奮地揮著手，高聲厲語。甚至下半夜入睡後，在夢裡還大聲呼喊著一些話......

自建「青年恐怖團」

舒群是黑龍江省阿城縣人，在中學時俄語就學得好。畢業後在哈爾濱東北商船學校讀書，半年後退學，在航務局做了一名俄語翻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舒群一家從哈爾濱一面坡遷到道外十六道街。他父親在街頭擺煙攤，家庭生活很貧苦。

那時的舒群，愛寫詩和散文，常向報社投送稿件。1932年我父親在哈爾濱《國際協報》當副刊編輯，舒群19歲，我父親比他年長7歲。舒群當時發表詩歌、散文，愛用「黑人」筆名，不僅因為他身體膚色黝黑，朋友戲稱「老黑」，主要是他認為自己生活在社會底層，就像國外的黑人一樣受欺壓，心蓄抗爭之意。舒群的稿件總是優先發表，雖然稿費微薄，也算是對舒群家人生活的一點兒接濟。共同的文學愛好和志向，使兩人由文友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

日本侵佔哈爾濱後，社會上反滿抗日的情緒日益增長，中共滿洲省委秘密團結組織社會進步人士，與日寇和敵偽勢力開展鬥爭。這期間，哈爾濱市裡的一些權勢人物家裡，經常收到寄來的恐嚇信，信紙上還蓋著一個又圓又紅又大的「青年恐怖團」印章。一時鬧得滿城風雨，日本憲兵隊日夜搜查毫無結果。

舒群很得意地給我講了這個「秘密故事」。

「在那些日子，我和兩個朋友晝伏夜出，干著一番自認為是驚天動地的事業。有一天，當報社編輯的老大哥對我談起神秘的恐怖團來，我就把他領到一個地窖里，拿出那顆自己用橡皮塊刻的圖章給他看。他當時真誠勸我不要再干，說搞恐嚇行動不是正道。一旦暴露了，個人和家庭的後果都難以預料。我並沒有聽勸，堅持繼續幹下去。

當時，我告訴老大哥對誰都不要講這個秘密。不料，第二天市裡地下黨組織找到我，讓我立刻交出那顆圖章，必須停止投送恐怖信活動。說這是打草驚蛇，破壞黨的總體反滿抗日行動。

我知道，是我最信任的編輯老大哥告發了我，氣得我好長時間不去報社找他。

1932年9月我入黨後，組織派我去洮南搞情報站工作，以《哈爾濱五日畫報》分銷處作掩護。臨走前，我向老大哥告別。老大哥介紹我有事去找《洮南日報》編輯馬西林，說他是一位值得信賴的朋友。我去後就住在馬西林的家裡，有一年多的時間，得到他無私的幫助。不幸的是，馬西林積勞成疾吐血，臨終時他躺在我的懷裡，我抱著他的頭，眼睜睜看著他咽下最後一口氣。

1933年秋，組織讓我回到哈爾濱。編輯老大哥為馬西林發了一個專版的紀念文章，這時我才知道，老大哥和馬西林都是黨內同志。從此，我對老大哥的氣徹底消除了。這件事我對誰都沒有講過。」

說到這裡，舒群爽朗地笑了起來。這笑聲里，充滿對青年時代鬥爭的甜美回憶，也充滿對當年友情的無限回味。

患難之交見真情

在東北作家群里，舒群和我父親方未艾、蕭軍、蕭紅、羅烽、白朗等，是患難之交，莫逆之交。舒群在1933年秋，當蕭軍、蕭紅處女作《跋涉》短篇小說集自費出版遇到經費困難時，主動拿出自己僅有的30元錢，和其他的幾位朋友幫助湊夠了印刷費。

蕭軍在《跋涉》書後語中說：「迄現在止，使我對於現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層的體驗和認識：1.一切以經濟作基礎的現社會，僅憑感情上結合的友誼是不可能的。2.唯有和你同一階段人們，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3.藝術是救不了現實的苦痛。

每當我同我的黑人君由印書局歸家和去印書館的途中，就要看到那些不成人形的乞丐...... 這個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記黑人弟和幼賓兄的助力——這全是用不著在這裡感謝的...... 」

以史為證，這是蕭軍對舒群發自肺腑的最早、最真誠的公開感謝！

《跋涉》印了1000本，上市沒幾天，就被日偽特務機關將送到書店、商場的書，全部沒收焚毀。蕭軍、蕭紅也被日偽列上了「黑名單」。

1934年6月15日，蕭軍、蕭紅在朋友的幫助下，逃離哈爾濱到了青島，投奔先來幾個月的朋友舒群。舒群帶著新婚的妻子夏青在青島大港碼頭迎接。第二天是端午節，也是蕭紅的農曆生日。舒群夫婦陪著蕭軍、蕭紅夫婦在青島「四方公園」遊覽，並拍攝了四人在一起的照片，見證了他們患難之交的真誠友情。

舒群推薦蕭軍到《青島晨報》當副刊編輯。當時，《青島晨報》由中共黨員、黨的外圍組織「荒島書店」領導人孫樂文接管。蕭軍每天在《青島晨報》一邊編稿、寫稿，一邊繼續寫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這段時間，他發表了《消息》、《鞭撻我自己》、《涓涓》等作品。1934年9月9日, 蕭紅在家中寫完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生死場》。蕭軍也基本完成了長篇《八月的鄉村》。

蕭軍對舒群在青島的幫助刻骨銘心。老年的蕭軍回憶說：「青島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紀念的地方。1934年，我們從哈爾濱出走以後，於當年的端午節前一日到了青島，我們在觀象一路一號一所石塊壘成的二層小樓的下部租了兩間房子，一間由舒群夫婦居住，一間由我們居住。後來，我由樓下面又搬到樓上有『太極圖』那間突出的單間居住了......」

「杯酒衷腸話惘然」

那天，舒群在家裡對我講了在哈爾濱、青島、上海、武漢、延安的很多往事。一位負有盛名老作家的講述，無論事件和人物都是那麼具體、形象，既有宏觀的社會背景，又有理智的分析。如今我記憶猶新，甚至腦海里都能浮現出舒群叔叔當時慷慨激昂講話的樣子。

雖然，有許多事我早就聽父母講過，但有的事和話還是第一次聽說。說心裡話，那天夜裡舒群叔叔對我講的有些話，我後來對父母和蕭軍叔叔一句都沒有講過。因為，無論真偽是非，作為晚輩，我絕不會參與父輩之間的評說。他們都是我父親的患難之交，我尊重和珍視他們的友情和才華，我也敬仰他們對信仰的孜孜追求和無限真誠。

記得有兩件事，令舒群叔叔耿耿於懷。

《八月的鄉村》是蕭軍的代表作，《生死場》是蕭紅的代表作，《沒有祖國的孩子》是舒群的代表作，也是東北作家群載於文學史冊的代表作之一。舒群對我說：「如果一本書能決定一個作家的命運，我當年不把傅天飛講的磐石游擊隊故事給了蕭軍，自己來寫這本小說，今天也許說不定誰是誰了！」

據舒群講，1933年春夏之交，傅天飛從鄉下游擊隊來到舒群面前，提出要給舒群一份禮物，一份寶貴的「腹稿」，「磐石游擊隊的史詩」。希望萬一有「犧牲」將來總能剩下一個人，一份腹稿。

傅天飛把磐石游擊隊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做了生動藝術的描繪。驚天動地的激烈戰鬥，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無畏精神，都講得淋漓盡致，講了一天又一夜。後來，舒群又把傅天飛推薦給蕭軍、蕭紅。傅天飛為蕭軍寫作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日後成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學上的一面旗幟」，提供了豐富生動的素材。

再一件事是，蕭軍和蕭紅在上海得到魯迅先生的熱心指導和幫助下，出版了《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並創作發表了許多小說、詩歌和散文。1935年夏，舒群在青島被捕出獄後來到上海找到蕭軍、蕭紅，要求把自己在獄中寫的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手稿，轉交給魯迅先生。由於一些具體原因結果沒能如願，反倒促成他日後和周揚有了往來……

當時，舒群租住在一棟亭子間的二樓，女房東告訴他三樓住著一位女作家白薇。這樣舒群就同她相識並得到幫助。1936年5月，書稿由白薇轉給周揚，發表在《文學》6卷5號上。舒群這個筆名，第一次在這部作品上出現。《沒有祖國的孩子》發表後，社會反響較大，被推為「國防文學」的佳作。周揚叮囑沙汀主動與舒群聯絡。從此，舒群便經常寫稿，並介紹羅烽、白朗發表了許多作品。

舒群由此與周揚結識，特別是在延安被周揚賞識，安排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任教員、系主任。1951年，任中國文聯副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1955年下半年，由於受「丁陳集團」影響被錯誤批判。1958年，禍不單行，又被戴上了「反黨分子」帽子受到黨紀處分，長期下放到東北。

雖然，周揚在1962年8月邵荃麟主持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講話，散會後又與久未見面的舒群談了一次話，並指示《人民文學》雜誌向舒群約稿。舒群從本溪寄來短篇《在廠史以外》發表，這是自他1954年在《人民文學》發表短篇《崔毅》後，已有七八年沒有發表作品了。但舒群終究沒能投入到魯迅先生的陣營，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對於老友舒群心中的抱怨，蕭軍在1979年6月寫的《在上海拉都路我們曾經祖國的故址和三張照片》的回憶錄中，有一段解釋：「朋友們不理解我們的苦衷，在上海這政治鬥爭的複雜情況下，我怎麼能夠把魯迅先生所不理解的人們，介紹給他認識呢？而且魯迅先生也必定會拒絕的。後來，朋友們托我又辦了幾件事，也全沒能夠如願以償，無形中我們的『友誼』也就冷淡下來了。」

其實，蕭軍和舒群的友情並沒有「冷淡下來」。離開上海後，他們在武漢、延安、哈爾濱、北京都有很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遭受「文革」劫難後的1979年1月15日，舒群回到北京專程來到蕭軍銀錠橋西海北樓寓所看望。蕭軍在《贈舒群詩》的前言寫道：「一別近20年，各經生死患難，殊非易易，除杯酒敘衷腸外，爰拈一律贈之。今附錄與此者，緣1934年我和蕭紅與彼夫婦曾共居於青島觀象一路一號也。」詩中寫道：

患難交情五十年，瀕經生死又開顏。松花江畔飄蓬日，觀象山麓秋暮天。骨肉情親薄四海，合離幾度唱陽關。相逢此夜庸何易，杯酒衷腸話惘然！

諄諄教誨「讀書須識貨」

舒群叔叔在當時牛心台的居室。一進門右側有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屋子，靠山牆的那一面從地到頂棚，是一排排特製的扁方型木箱擺成的大書架，窗檯前有一張木桌。

我發現，書架上古今中外的書籍，每一本書幾乎都有舒群的藏書章印，分類擺放，一目了然。擺出來的書僅是藏書的一部分，由於家庭多年搬遷流轉，讓舒群養成了流動式存放藏書的習慣。有些書箱在書房裡沒地方擺，就存放在庫房裡，搬家時裝上車一走了之。

在我第二次去看望舒群叔叔時，獨自走進了他的書房。對書架上一排排中國古代的線裝書和國內外的一些劇本，我沒有興趣看。只是對外國著名作家的小說饒有興味。我選了莫泊桑、巴爾扎克和梅里美的幾本中短篇小說集，從書房拿出來準備借回家看。

舒群問我：「你怎麼喜歡看這幾本書啊？」我笑著說：「閑看。」舒群接著又問：「你現在還喜歡看哪些書？」我隨口說：「遇見什麼看什麼。」舒群搖了搖頭，對我說：「這樣不好！」我聽後愕然了。早就聽說，舒群十分愛書，自己家的藏書不願意借給外人，一怕損壞，二怕送不回來。難道他對我也不放心不捨得嗎？

舒群見我臉上露出有些困惑、難為情的面容，便讓我坐在他的身旁。繼續問：「你知道我現在讀什麼書嗎？」我搖搖頭，不好意思地回答說：「李叔，我猜不出來。」「我在讀中國歷代的話本。」舒群說：「我正在編寫一本中國話本書目，這是國內外從來沒有的，需要看很多很多的資料。」我只知道他正在續寫《毛澤東故事》，對啥叫「話本」，還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舒群慢聲慢語地對我說：「現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社會百廢待興。你們年輕人正面臨社會選擇人才的歷史機遇，應該多讀一些急用的書籍才好。清代有個學者叫陸世儀，他有句話『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功夫。』現在時間對你們來說十分珍貴，讀小說之類的文學名著，對人生是有價值，但不是你們現在要讀的。」我領悟了，點頭稱是。

舒群繼續對我說：「讀書很有學問啊，毛主席在青少年時期，最愛讀修身治國一類的書，而且讀得十分認真。他每讀一本書，都要把心得體會，寫在書上或筆記本上，或講給朋友來議論，從不閑看書。」

我感到臉上和身上都有些發熱，虛心地請教說：「李叔，您看我現在多讀哪些書好？」

舒群詢問我當時的具體工作和今後的打算，便說：「你現在是青年工人，以後還是要考進學校，學一些專業知識才好。你最好把在學校學過的課本，利用工余時間統統看一遍，溫故而知新，以後會有大用場的。」

我聽從了他老人家的話，把那幾本小說集送回了書架。

夏青嬸在旁邊看到，就對舒群說：「哪有叔叔這樣不讓侄子看書的，讓孩子回家多傷心啊！」舒群不動聲色，兩眼靜靜地看著我。

就這次談話後不多時間，我從一個國有企業轉入本溪礦務局職工大學，當了一名教師。在職考入遼師大函授本科。畢業後又轉調到本溪日報社，當了編輯、記者，獲得了高級編輯職稱。雖然，平時也看些其他的書，但當年舒群叔叔對我的諄諄教誨，對我轉變人生命運確實起到了大用場，至今銘心不忘！

永久的懷念

當年，我曾多次去本溪牛心台礦區，與舒群一家人相聚。每次離開時，舒群總要讓我捎回一些錢物，給我父母零用，說是一點點兒的報答。當時，我的父母住在本溪縣南甸鎮我的弟弟家中，生活還比較寬裕。

父親說，舒群雖然是革命老幹部，畢竟是苦孩子長大，一生講實惠重感情，經受很多政治苦難，還是不肯放輕自己肩上的社會責任，很值得敬佩。

的確如此，1978年底，舒群得到第三次徹底平反。1979年恢復工作後，回到北京先後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大型文學期刊《中國》主編，並連續擔任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屆委員會委員。

1980年之後的舒群不顧病魔纏身，寫出獲獎短篇小說《少年Chen女》和70多萬字的《毛澤東故事》，相繼出版了100多萬字的《舒群文集》1—4卷，30多萬字的《舒群短篇小說選》和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長篇專著《中國話本書目》。

舒群回北京定居後，多次回到本溪。他為解決和改善我父親晚年的工作和生活，向領導提出幫助和要求。父親每次到北京，也總要看望蕭軍和舒群兩位老友。1989年8月2日，舒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

我父親2003年病逝，享年97歲。他生前說：我對舒群唯一留下遺憾的是，在舒群全家離開本溪臨回北京的那天晚上，去他住的賓館房間送別。舒群當屋裡許多人的面，一邊向大家介紹老大哥是一輩子的莫逆之交，一面從懷裡掏出一大沓子錢，往我手裡送。我輕輕地推開他的手，讓舒群拿回去。不巧，錢全撒在地毯上了。

日後，舒群回到北京對蕭軍說，老大哥把我給的錢，當大家面摔在地上，讓我臉上難堪，心裡難受......

其實，對飽經風霜的兩位老人，這只不過是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個小小誤會，何必需要解釋呢。父輩們一生經歷的許多事，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坎坎坷坷，莫不過是那個時代某種政治和思潮的祭祀品。至今思起，令我情緒難寧，心懷悲愴。

在舒群叔叔百歲誕辰之際，祝願舒群叔叔在天之靈，永遠與日月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