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粵商自治

戊戌變法前夕，當時24歲的梁啟超已清醒地預見到：「今日救中國……在以湘之才，用粵之財，鐵路其第一義也。」

廣東擊響自由鍾

清末，長達十幾年的太平天囯戰爭造成城市商業不振，鄉村農業破產，國庫空虛如洗，朝廷難為無米之炊，不得不實行各省督撫「就地籌餉」政策，財政權於是漸次落入地方督撫之手。朝廷對南方的管治，更覺鞭長莫及。而督撫要組織民團打仗、籌措軍餉，在權力上與中央政府相頡頏，須與地方士紳聯手。紳權因而日益膨脹，許多影響中國政局的大事，都可以發現地方士紳在背後運籌的影子——這是清末商人自治運動勃興的原因之一。

戊戌變法前夕，梁啟超到湖南辦時務學堂，宣傳維新變法。當時他腦子裡，已有一個堅定的念頭：「今日救中國，下手工夫在通湘、粵為一氣；欲通湘、粵為一氣，在以湘之才，用粵之財，鐵路其第一義也。」他認為：「湘粵鐵路公司可望有成，若能成則東南生氣尚有一線。」今天重讀他的文章，不能不佩服其遠見：當時他只是一位24歲的青年，已經清楚意識到粵商在未來中國將發揮的作用，並準確地預見到粵商的發力點將在鐵路。

梁啟超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提議：湖南自立！他說：「中國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為亡後之圖者，莫如湖南廣東兩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廣東之商可用。湖南之長在強而悍，廣東之長在富而通。」湖南地處中腹，無外人干涉，若能與廣東相連，則有海疆。若中國被列強瓜分，則湖南可圖自主，用湘之才，用粵之財，實行「腹地自立」，為中華文化命脈留一線香火。

不過，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時，廣東的紳商還沒有這種自立的意識。兩宮西逃，一批廣東士紳商人竟跋山涉水，不辭勞苦趕往西安，向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貢獻方物，表示忠誠。

就在廣東紳商風塵萬里，奔走於西北路上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正緊鑼密鼓，醞釀東南互保。梁啟超昔日「湘粵攜手自立」的主張，經庚子之變的催化，逐漸形成地方自治的概念，在全國各地高唱入雲，愈炒愈熱。其中一個原因，根據《辛丑條約》，中國要向西方賠償關平銀四億五千萬兩，本息共計九億八千多萬兩。這筆賠款被分攤到各省，都是沉重的負擔，對於沒有捲入庚子之亂的南方省份來說，要為北方省份的動亂埋單，難免感到不公，這也刺激了南方省份冒出自治的訴求。

廣東瀕臨大海，得風氣之先，為中國近代的大變革提供了歷史與心理的準備。甚至連皇帝要了解西方國家，也主要靠南方官員的奏報，以及南方人所撰寫的書籍。南方成了近代中國思想變革的濫觴地。

一篇題為《新廣東》的文章，曾風行一時，它的原名更搶眼：《廣東人之廣東》。作者署名太平洋客，真名歐榘甲。文章感嘆：「夫以人才眾多如此，財力雄厚如此，地勢握要如此，人口繁殖如此，當今萬國稱為富強者，實不過此數者焉，而我廣東人有此，尚不足以自立，有是理乎？」他提出自立的「三策」，一是開辦自立報館，使全省人民知識開通，張獨立不羈之精神，不受朝廷束縛；二是開辦自立學堂，把自立的種子遍種全省，使全省人民皆有自立精神，不畏朝廷的壓抑，不畏外國的侵凌，而後建國的規模可起；三是聯結秘密社會，使秘密會黨改革進步，成為將來中國國會、議會和公開社團的起點、政黨的基礎。

國家有如人的身體，不同的地方有如四肢百骸，兩者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四肢百骸健康了，國家這個「身體」才會健康。易言之，只有把地方的事情辦好了，國家的事情才叫辦好。斷不會有地方一團糟，而國家欣欣向榮的情形出現。廣東地處邊陲，離「心臟」最遠，在「四肢百骸」中扮演「腳」的角色，所以廣東人從不指望自己能號召中原、左右朝政，每逢中原大亂，他們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逐鹿問鼎，而是保境安民。除非民族、國家處於緊急關頭，歷史需要廣東人再次站出來力挽狂瀾，否則，他們寧願生活保持著一種平穩而恆久、不急不躁、細水長流的狀態。

然而，那時的中國，已到了需要他們站出來行動的時候了。

拒約風潮中的粵商

這條漫長的道路，就是廣東這隻「腳」走出第一步的。誠如一位山西學者所說：「近百年來，中國所以危而不亡，主要靠湖南、廣東人物的努力。」

粵商參與地方事務，主要是通過「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1904年，朝廷推行新政，頒布《商部奏定商會簡明章程》，要求所有舊式的行會、公所、會館，一律改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商會。成立的初衷，是把商人團結起來，對抗外商，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對外組織。以前廣州的商品集散地，都叫「欄口」。清代有所謂「七十二行」的貨欄，俗稱「九八行」。早在甲午戰爭時，就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組織」，儘管它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也沒有章程，需要討論重大事項時，便由各行的代表在文瀾書院集議，決定集體行動。這個組織是行商內部聯絡感情、啟發見聞、調解糾紛、調查實業、研究商學的機構，並非是用來對抗洋商的。

粵商第一次對政治事件採取集體發言的方式，是1905年為抗議政府和美國續簽《限制華工法案》，由廣州商人發動大規模抵制美貨運動。法案最早簽署於1882年，規定十年內禁止華工入美。原屬臨時法案，後來幾度續簽。本來1904年法案有效期滿，廢約呼聲此起彼伏，但美國堅持無條件續簽，不僅變為永久有效，且將華工範圍擴大至小販、洗衣者等；華商和遊客入美，必須預報財產狀況和前往地點。

一名廣東籍的旅菲華僑，在上海美國領事館前自殺，留下遺書，勸告美國廢除苛例，並呼籲國人堅決抵制美國到底。自殺事件激起民間的反美情緒，一場狂飆，瞬間觸發。抵制美貨的浪潮，騰波洶湧，席捲廣州。1905年5月，廣州七十二行和方便醫院、愛育善堂、廣濟醫院、廣仁善堂、惠行善堂、崇正善堂、潤身社善堂、述善善堂、明德善堂九大善堂的紳董，在廣濟醫院舉行會議討論抵制辦法。

由商人與學生攜手，共同領導的廣東抵制美貨總公所，7月23日，在數萬商民的歡呼聲中宣告成立。南海、新寧、佛山、順德、東莞、香山、石岐、江門、肇慶、潮州、汕頭、韶關等地，相繼成立拒約分會，公布抵制辦法，號召民眾不買美國貨，不吸美國煙，不吃美國麵粉。面對排山倒海的反美浪潮，美國政府立場被迫軟化，同意對條約進行修改。

隨後，廣東總商會（初稱「商務總會」）正式成立。總商會不是誰都可以隨便進出的，得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才能加入。商會發行股份，每股10元，以行或幫為單位認購，要認購100股，才能從行或幫中推舉一人入會。認購1000股，才能推舉第二個人入會，3000股推舉第三個人入會。每個行或幫的入會人數，不得超過三人。用這樣的方法，避免某個行或幫坐大，操縱商會。

那麼，有多少商戶夠資格呢？民國成立時，政府對廣州入會的商號作了統計，有3500戶。若根據咨議局所稱，1909年廣州城內的商業店鋪為2.7524萬家的話，即有約13%的商戶搭上了總商會這條大船。廣東總商會宣稱，他們不參與政治，其目的十分單純，就是聯絡群情、開通民智、提倡激勵、興利除弊。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聯絡各個口岸，調查商情，抵制洋貨，挽回利權。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廣東紳商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集體亮相，集體發聲。

鐵路成了辛亥革命導火索

如果說拒約風潮是對外，那麼，1905年爆發的粵漢鐵路風潮，就是粵商對內的集體發言了。1903年，朝廷把鐵路劃歸商部通藝司經營，公布了鐵路簡明章程，允許一些支線由私人集資興建。廣東鐵路，核准由紳商集股自辦的有廣廈（門）、潮汕、新寧三條線路。但粵商最關心的是粵漢鐵路幹線，這是貫通南北的經濟大動脈。

粵漢鐵路最早由英國提出修築方案，鄂、湘、粵三省官紳集資興建，後來因為籌款困難，經官府提議，以三省名義聯合舉借外債，由三省分攤償還。粵漢鐵路的築路權，轉到了一家美國公司手上。不料，這家美國公司卻把部分股權偷偷賣給比利時牟利。

消息傳開，民族情緒被瞬間點燃。要求贖迴路權的抗議風暴，迅即在湖南、廣東掀起。當時日俄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朝廷對任何涉外問題，謹小慎微，如果直言廢約，恐引起列強反感，故只敢提商民備款贖路，希望把外交問題淡化為商務問題。

經駐美使臣梁誠再三交涉，最終與美國公司簽訂合同，以高於原價近一倍的價錢贖路。但所謂商民備款，不過是官府打著商民旗號行事而已，贖金是以鄂、湘、粵三省煙土稅作抵，向香港英國殖民地政府籌借。粵商嘩然，這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廣東民間並不缺錢，為什麼不能自籌資金興建粵漢鐵路？

廣州七十二行商、九大善堂，公開倡議招股把粵漢鐵路廣東段改為商辦，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則主張湖北段全部由官款建，湖南、廣東段官款、民款各半。1901年曾經風塵僕僕到西安向兩宮行在進貢方物的幾位粵商，現在卻站在了反對朝廷政策的第一線，他們致電張之洞，表明鐵路商辦立場：如不廢約，「三省商民另築一路以圖抵制，粵民萬眾一心，有進無退」。廣東、湖南兩省紳商各派代表到武昌謁見張之洞，建議三省鐵路分開辦理。最後張之洞同意三省各籌各款，分段修築。湖北段官辦，湖南段官商合辦，廣東段完全商辦。商人們歡天喜地，回廣州後開始著手籌備成立鐵路總公司。

鐵路商辦與朝廷的官辦政策不符，兩廣總督岑春煊不同意把鐵路交由商辦，並且下令拘捕「鬧事」的粵商領袖。消息在廣州傳開，全城震動。廣州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通知全市所有商號一律罷市抗議，朝廷一日不嚴懲岑春煊，商店一日不復業。鑼聲一響，三街六市的店鋪全部上板落閂，停止營業。

數千地方紳民在明倫堂開大會，會場上人頭攢動，情緒激動。前閩浙總督許應騤、越秀書院山長吳道鎔、越華書院山長易學清等人連袂出席。大家一致贊成請在北京的同鄉京官代奏，撤革岑春煊，以平民氣。廣東全省士紳、同鄉京官、外埠僑商紛紛籲請朝廷「去岑安粵」。

總商會決定發起集股興建鐵路，當天廣州的行商便認了180 萬股。為了吸引普通民眾認購股票，商人們特意製作了一個火車模型，陳列在善堂，供人參觀認股。股票面值定得很低，每股5元，首期先收1元，二期收1.5元，三期收2.5元。當時坊間盛傳鐵路股票可有千倍收益，人們爭相購買，全城沸反盈天。許多小店員、小商販、學生、工人，甚至老弱婦孺，亦把僅有的幾個小洋、斗零用來購買愛國股票。

迫於無奈，岑春煊只好釋放被捕粵商。當他們出獄時，警察所外聚集了成千上萬歡迎的民眾，鞭炮聲經日不息，囂喧如市，像迎接凱旋的英雄。

粵漢鐵路廣東段最後改由商辦。如果不是廣東紳商實力雄厚，急公好義，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湖南的地方人士也想鐵路自辦，但怎麼也湊不起足夠的資金，最後不得不接受官商合辦的方案。梁啟超當初預言「用粵之財」，修築鐵路，可謂高瞻遠矚。

受到粵漢鐵路廣東段商辦的鼓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相繼爆發了贖路風潮。到1910年，全國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鐵路公司，全部都有商股，或完全商辦，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粵漢鐵路之爭，為後來成為辛亥革命導火索的四川鐵路問題埋下了伏筆。

清末，廣州是革命黨最活躍的地方，1901年以後，洪全福暴動、保亞票事件、新軍起義和「三二九」起義等接踵而來，政府幾無一日安寧。是廣州的流血犧牲，推動了全國的革命。但歷史仍不禁會垂問：為什麼當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地都響起了獨立的槍聲，曾經碧血橫飛的廣州卻反而風平浪靜，沒有出現槍林彈雨、血流成河的慘烈場景，也沒有像北方某些地方發生仇殺滿人的悲劇，而是不費一槍一彈地交接了政權，滿漢兩族民眾和平相處，共商前途。這在全國省會城市中，是獨一無二的。

僅此一點，已足顯廣州這個城市確實與眾不同。追根尋源，首先是它有歷史悠久的自治傳統，隨著紳商階層的崛起，逐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04年的廢約運動、1905年的鐵路商辦運動、1909年的禁賭運動、1911年的保路運動，時時可以聽到粵商的聲音在舞台的中心響起，而且愈來愈鏗鏘有力。

也許有人認為，所謂商人自治，就是形成了「利益集團」，並非好事。但什麼是利益集團？這是需要有一個定義的，應該是指一群身份相同、價值標準相似、利益相關的人聚合在一起進行經濟活動，他們會根據自身的共同利益，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向社會宣示自身的價值觀，從而對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響。

廣州的地理位置，面臨大海，毗鄰港澳，華僑眾多，信息流通相對自由。大部分粵商和海外都有密切的關係，他們的視野較為開闊，具有現代的政治意識，對待立憲派和革命黨，並沒有那種「不是同志，便是敵人」的心態。他們相信只要有良好制度的監督，誰上台都不要緊。所以辛亥革命時，為了能順利實現獨立，他們既願意推舉兩廣總督張鳴岐為軍政府都督，也願意推舉革命黨的胡漢民為都督。這並不是缺乏政治立場的牆頭草，恰恰相反，是擁有高度自信的表現。

以往的歷史學家對紳商多持否定態度，然而，揆諸史實，紳商在辛亥革命中發揮的作用，並不亞於革命黨，但最終卻被革命的浪潮所捲走，只能說歷史沒有選擇他們。辛亥革命後，一個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繼起，這是中國之幸，抑中國之悲，百年之際，回望來路，真讓人有欄杆拍遍之慨。

作者：葉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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