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起也要借，辱母殺人案中放高利貸鏈條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典】

發生在山東聊城的辱母案，如今已提起上訴，亟待二審披露更加詳實的案情細節。雖然是一起故意傷害案件，但是其導火索卻是因為被告人於歡之母借了黑社會的高利貸。相比於目前討論最熱烈的「辱母」環節，本案暴露出來的高利貸問題往往成為分析案情背景的補充性論述。

從整個國家制度的層面來講，「辱母」行為產生的爭議，是司法技術層面可以調整的一個社會問題，當然考慮到目前的輿情，最後的結果必然有一定政治性的考量。而本案折射出的民間金融體系的失序，卻關係到社會經濟秩序的基本運行，高利貸是體系失序的表象性元素，也是本案需要深入思考的核心問題。

一、蘇銀霞借的高利貸利息是多少

高利貸，顧名思義，就是索取特別高額利息的貸款，像本案中蘇銀霞找吳學占借月息10%的貸款，就是最典型的高利貸。

月息10%是什麼概念？要是按照複利算年化利率，就是213.8%，如果不是複利計算，年化利率也有120%。什麼實體行業可以實現這麼高的利潤來償還這樣的貸款呢？久戰商場的蘇銀霞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但是她依然還是借了，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從現如今已披露的信息看，無法知曉當事人雙方約定的是不是複利的貸款，不過我們可以從南方周末報道中引用的蘇銀霞自己的說明材料進行逆向推導。

蘇銀霞自稱因公司資金困難，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兩次分別向吳學占借款100萬元和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而這些貸款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還款184萬元，並將一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除此之外，於歡的姑姑於秀榮稱還剩最後17萬欠款實在還不起了。

按照蘇銀霞一家自己的說法，從吳學占那裡借來的高利貸最後累計需還本息271萬元，也就是說借貸期間產生的利息為136萬元。

判決書與目前媒體報道並沒有更多其它關於本案中高利貸的具體信息，因此在根據以上數據進行簡單測算，以非複利計息為前提，從2014年7月借的100萬貸款到2015年11月借第二筆35萬貸款之前這個區間，假設借貸關係一直存續，已產生160萬元的利息（借了16個月，未算本金）。

但是這個數字與蘇銀霞自稱的數據是有出入的，如果假定以上兩方面數據同時為真，那麼只有一個邏輯可以解釋得通，就是蘇銀霞借吳學占的貸款，並非是一個長期貸款，而是一個短期貸款，雙方約定了還款期限，但是蘇銀霞之前陸陸續續沒還清，成了筆糊塗賬，無法具體推算這個期限，我們假設如果複利算息的話，這個期限可能為6到9個月。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它關係到對這筆資金效用的性質界定。就像之前所提的問題，蘇銀霞不可能不知道借高利貸的代價是什麼，那麼我們需要搞清楚這筆錢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才能更好地理解本案所透露出的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二、高利貸是怎樣煉成的

高利貸的存在，某種意義上從側面反映出一個經濟體的真實貸款利率水平。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當一個經濟體處於高速發展的進程中，社會真實貸款利率必然只高不低。

戰後至8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經歷了超過30年的快速增長。1950年至1981年的30年間美國經濟平均增速為4.03%，存款基準利率一路高漲（存貸款利率變動趨勢保持同步，貸款利率數值一般較高），在70年代末更是一度接近20%。1980年成為戰後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分水嶺，經濟增長率和利率都出現了長周期趨勢性下行。

美國存款基準利率歷史走勢圖

近三十年來，中國同樣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期，幾次較大的增長起伏波動，基本都可以從央行基準利率中得到體現（如下圖所示），2003年至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前，中國每年GDP保持兩位數以上增長，同期的貸款利率同樣水漲船高。

在具體的經濟環境中，企業融資成本的平均水平往往遠高於貸款基準利率，這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經濟體處於高速發展的周期，資金供給相對緊張，因為大環境下都能保持一個不錯的盈利水平，每個人都希望佔用更多的資本來實現更多的利潤。

除了供求關係，資金的效用對貸款的利率影響更大。

我們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比如一個人極度飢餓，急於去路邊的飯館吃一碗10元錢的拉麵，但是因為身上沒錢，他只能向其他人借錢，比如借10元，第二天他可能還給人家20元。這樣的年化利率是36500％，但是對於這個飢餓的人來說，借到的10元錢，其效用可能遠遠大於他日後還給人家的20元。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短期資金必然是高成本的，這樣的特性並非高利貸所獨有。比如合法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一周年化利率2.85%，但是具體操作的時候，會折算成一天的利率支付一天的利息，這樣計算一個月的資金成本已經超過了蘇銀霞所借的高利貸利率。

每一家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有高潮和低谷。能夠持續盈利、基本面良好的企業成為銀行放貸的最佳選擇，而那些面臨窘境、最迫切需要「雪中送炭」的企業，「高冷」的銀行往往讓他們高攀不起。

正是因為短期性，所以利率高對於急用的人來說，某種程度上講是可以承擔的。而市場上大量企業都有這方面的融資需求，但是往往正規金融機構因為風險評估問題很難提供這方面的貸款。這樣兩極分化的局面，為民間融資平台的繁榮提供了溫床，為了讓企業生存下去，企業經營者往往「病急亂投醫」，而高利貸放貸者正是抓住了買方市場的心理需求，催生出各種奇高的、讓人感覺不可思議的利率。

因此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只關注能不能儘快借到錢，至於借錢的成本不是最關注的問題，面對正規金融機構諸多條條框框的約束，人們把民間融資平台當作替代品的時候，往往罔顧風險控制，反而可以接受一個比較高的利率。

三、「高利貸帝國」的崛起

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時候，中小企業或多或少面臨資金鏈吃緊的問題，他們通常在銀行有一定的貸款，為了防止銀行抽貸，他們必須按時償還利息。在當時，在他們看來找高利貸就像之前舉的例子，借10元是為了解燃眉之急，第二天還20元也是可以承受的，因為在過去繁榮的年代，各種經濟機會所能夠產生的邊際投資回報率超過l00%的例子到處可見。

靠著市場上民間資金的供給需求，一些早期放貸者一夜暴富。隨後，他們在當地大量開設「投資公司」，以最高5%的月利向民間吸儲。5%的月利換算成年化利率就是60%，同比之下一些銀行理財的收益水平不及其十分之一。穿著「民間借貸」馬甲的高利貸大行其道，各路資金紛紛湧入。

一開始，高利貸的放貸者主要是業內的「投資公司」，這些業內公司吸儲的手段還是比較赤裸裸的，投資人把錢放給投資公司的人，其實很明白自己就是把錢給了高利貸。最耐人尋味的是，許多原來借高利貸救實業公司的企業主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也決定入場分一杯羹。

吸儲的手段也隨著不同行業的特質玩出了新花樣。從到虛置實體項目「招標」投資允諾每月收益，現在各種購物返利、眾籌買車、融資擔保、典當寄售、綠色金融……形式五花八門，各行各業的企業經營者不斷以新的方式把自建資金池的行為披上一層具有顛覆性的「新商業模式」外衣，讓老百姓應接不暇，自以為投資是在「實業救國」，不是把錢借給高利貸，但其實已經走入非法集資的陷阱之中。

自2012年開始，中國開啟了一輪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高利貸行業一直善於利用政策風口，民間金融萬眾創新、超銀行模式、「互聯網+」助力實體經濟產業升級……整個產業已經深入到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高利貸帝國」。

而這個「高利貸帝國」的最主要特徵，就是資金的聚攏效應，往往是不通過正規金融機構體系流動，以不見光的方式運行，成為中國金融監管體系之外「不是銀行的銀行」。對很多人來說，高利貸是一個陷阱，但是，也有很多人必須依賴它來度過財務危機。

四、資產完全「虛擬化」的源大系

我們總是在說，企業融資難，正規金融機構提供不了足夠的融資服務，所以中小企業被逼無奈去借高利貸。

從本案中得出這樣的結論，預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蘇銀霞經營企業是以實體經濟為本的，她借高利貸是為了延續企業的生存。但是研究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下文稱「源大公司」）的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從開始的頗有盈利到後來負債纍纍，蘇銀霞一直很善於運作資本，因資本運作而混得風生水起，也因資本運作導致公司瀕臨破產。

除了蘇銀霞，於歡的姐姐於家樂在公司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根據公開資料現實，於家樂先後經營過三家公司，即山東宏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山東潤土特鋼有限公司（2015年已退出）、山東正典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正典投資），其中正典投資成立於2012年，註冊資本1000萬。於家樂和姚麗靜2014年8月進入，分別認繳60%、40%股份，於家樂在2015年3月變更為公司經理和法人代表。2016年3月，40%股份的持有人由姚麗靜變更為於歡姑姑於秀榮。

公開資料中，正典投資自稱「傾情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資金和管理支持，為企業或個人投資理財提供高度的金融服務平台」。廣告中還附有正典投資收益一覽表，但其公布的網址已經被其他機構使用。

蘇銀霞名下的源大工貿，於家樂名下的宏天、正典構成了於家所掌握的「源大系」鐵三角，接下來通過一系列資本運作迅速發展壯大。蘇銀霞通過源大公司以及兩家殼公司宏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正典投資有限公司，與正昊公司等幾家中小企業互相擔保，2014年從招行拿到1000餘萬貸款，2016年又從浦發拿到近800萬貸款。

六家企業「互保套貸」關係圖（圖片來自網路）

在老百姓眼裡，對「高利貸帝國」體系的理解總體來說還停留在零和遊戲的概念，資金的供給來源主要依靠社會公眾投資，以相對低的利率吸儲然後放給急需錢的。但是在現在的金融體系中，高利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自我吞噬的系統，參與資金供給還包括一些容易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甚至有銀行內部人員「暗送秋波」，這些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之後不是投入生產，而是把它投入了高利貸系統。

「源大系」的資本擴張過程具有很明顯的資產虛擬化傾向，也符合很多旁氏騙局的資本運作邏輯——以實體經濟項目為名義，既是借高利貸的，又是放高利貸的，就像傳銷組織中許多人既是上線又是下線。「源大系」並不是一個個體，而是龐大組織中的一個單元，從現在法院審理的相關債務糾紛案件來看，這個組織網路不僅僅包括上圖所示的六家公司。

從這個角度來說，「源大系」完全就是一個披著實體經濟外殼的高利貸投資公司而已，就像前文所提到的，現在「高利貸帝國」的發展已經不僅僅局限於表象，各行各業都存在各種奇奇怪怪的公司「掛羊頭賣狗肉」，源大、宏天作為項目實體吸引資本，然後再通過正典投資公司放貸出去。

有評論將辱母案歸結於房地產業對實體經濟的侮辱，但是從蘇銀霞的核心業務來說，鋼材、剎車片生意只是一個「馬甲」，她的背後同樣也是一個涉黑性質的高利貸組織網路，從這個維度理解辱母案中的債務關係，就會發現蘇銀霞借這個錢，完全是為了「倒貸」。

從某種意義上講，蘇銀霞背後的黑社會勢力比吳學占更強，因為在一審判決公布之前，2016年吳學占團體已經被公安局所「剿滅」，這個過程在上門暴力討債之後不久後已經發生。

實體經濟融資難確實是社會值得關注的問題，但是將辱母案中反映出來的經濟問題歸因於這一點，難免有點「指鹿為馬」的意味。

五、多元化融資渠道與山東債務「懸崖」

如今，高利貸所引起的山東企業債務風暴依然在發酵，聊城辱母案也許只是那隻煽動翅膀的蝴蝶。因為在山東，本案透露出的複雜債務關係，只是整個經濟社會中的冰山一角，

山東是一個很傳統的社會，在北方諸省中經濟相對發達，客觀上融資需求一直很旺盛。因此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山東企業的融資渠道「路子很野」，除了通過發行債券、向銀行互相擔保申請貸款等合法途徑融資之外，也通過非法集資、高利貸組織化網路的方式獲取更多的資本。

事實上，高利貸要包裝成合法貸款一點都不難。在簽訂合同的時候，高利貸公司會通過數字遊戲隱藏真實利息，通過將高利貸的利息寫成本金或者一次性扣除半年利息的方式，與借款人簽訂「假」合同，借款人借到手的錢已經是扣除一定期限利息的餘額，這種方式被稱之為「砍頭息」。更何況現如今各種「創新」使得人們之間的借貸關係往往披上一層迷惑性薄紗，更加難以界定。

非法集資與高利貸都是民間行為，但往往在實際中與政府緊密相連。基於市場的需求，為了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一些規模較大的民間非法集資，擴張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打「政府牌」，說我們這個項目有政府的一些認證，包括一些地方政府領導去視察工作等等。這些宣傳，讓投資人誤以為自己投資的項目有政府背書，結果當集資公司的資金鏈斷裂之時，才發生從始至終都是一個龐氏騙局。

但是當經濟增速逐漸放緩的時候，非法集資的遊戲一下子無法繼續保持平衡，導致資金空轉進一步侵蝕實體經濟。在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地真正的實體經濟企業為了解決融資困境紛紛加入了這場資本運作的遊戲，轉化為借貸一體的「資金掮客」，玩弄著低吸高出的把戲，降低自己的融資成本，卻進一步放大了自己的信用違約風險。

在連環債務「局中局」中，企業走上了必將滅亡的絕路，拿到貸款後,既不敢還貸,又不想被利息拖垮,就拿著以發展企業為名義貸來的錢去做地產投資、放高利貸，實體經濟在這個過程中也被迫「虛擬化」，一切又是一個循環……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場「誰守信誰吃虧」的遊戲，辱母案是這場遊戲的一個縮影，其偶然性中，結果早已註定。

六、結語

關於聊城的於歡故意傷人案，法律會給這起案件一個最終的審判，但是追尋悲劇的緣起，需透視到案件背後失序的民間金融體系，以及寄生在這個體系中複雜、多元的高利貸組織網路，如何破解這樣的困境，值得我們去深思。

現在有一些社會聲音，秉承著大眾的樸素觀念，認為應當將高利貸的利率問題納入刑法考量，嚴厲打擊「吳學占式」的涉黑高利貸團體，並列舉美國一些州的立法，比如紐約州規定貸款方收取超過25%的年息將觸犯刑法，認為這些做法值得參考。

這樣的做法的確可以大快人心，涉案黑社會倒了、高利貸組織不像過去那樣無法無天，但是問題也被擱置，因為現有銀行體制無法滿足或者說也沒有能力滿足中小企業存在的旺盛的融資需求。假如國家進一步打擊民間借貸，將導致供求關係更加扭曲，因為這個產業鏈的生存土壤依然在，只會讓高利貸以一種更加隱蔽、更高成本的方式生存在社會的某個角落。

這時也有人認為我們應當直接將高利貸合法化，國家不再管制民間借貸的利率，讓市場自由調節。更激進的主張則是，徹底開放銀行業，把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交給民間去做。但是以現在民間融資平台的經營狀況，2015年連續爆發了包括e租寶在內的多起金融欺詐事件，嚴重破壞了人們對整個行業的信心，最後的爛攤子依然需要政府來收拾，徹底放開管制目前來看是不現實的。

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我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文件，但是在具體實踐中，資金供給往往面臨「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因此，我們需要改變簡單粗暴的問題解決邏輯，需要從三方面入手規範民間金融體系秩序：

首先要實現民間借貸「陽光化」。一方面使民間借貸組織正規化，將其從地下狀態引導到統一金融監管體系之中，切實提高監管水平，給予體制外金融發展必要的制度空間，使部分符合條件的民間融資合法化，引導和規範其發展。

另一方面要建設民間借貸流程公開化機制，比如推進民間借貸登記服務的建設，收集民間借貸的利率、渠道、規模、用途等明晰信息，並逐步向信貸徵信系統等級轉變，最終爭取實現報告備案制。

其次要打擊民間借貸的「非法化」。 加強對非法集資、高息吸收公眾存款的打擊力度，建立民間借貸「黑名單」制度，對擾亂市場秩序的專門從事高利貸者實行民間金融市場禁入。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推動推進、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與創新，加強地方金融機構對中小型企業的「輸血」能力，增強其服務企業實力，同時也要把控好金融風險。探索一條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普惠金融環境的金融改革之路，從而從根本上消除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聊城辱母案的發生，以戲劇性的方式將民間借貸的整體生態呈現出來，也是對全社會的一次提醒。如果民間金融體系失序的問題一直不解決，將會醞釀更大的隱患，因此優化現有的金融秩序，我們需要使正規金融機構「資產慌」與民間融資需求能夠實現共贏，同時也要建設對高利貸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預防機制，讓悲劇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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