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幼儀：「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

張幼儀出生於大戶人家，家境殷實，衣食無虞。但在那個男尊女卑的時代，即使貴為千金小姐，張幼儀也不得不承受冷眼甚至辱罵。好在古老的中國已經悄然發生變化，思想的春雷在天邊隱隱響起，新觀念正滲透進保守而頑固的社會。張幼儀感覺，幼年的自己彷彿有兩副面孔，一副聽從舊言論，一副聆聽新思想。

在張幼儀的成長過程中，二哥張君勱（後來的著名哲學家）和四哥張嘉璈（後來的著名銀行家）給予了她深切的關懷和長遠的影響。張幼儀三歲那年，母親按當時風俗開始給她纏腳。張幼儀受不了那種錐心的痛苦，常常為此尖聲哭叫。二哥同情妹妹，不願幼儀遭罪，就對母親說：「現在沒人覺得纏腳好了，別讓她受這樣的苦了。」媽媽也有苦衷，說：「我現在心軟，將來她有一雙大腳，會嫁不出去的。」二哥答：「要是沒人娶她，我會照顧她。」二哥張君勱那時已經17歲了，辦事穩重，言而有信，在家裡很有威信。母親知道他說的是真心話，再說她也不想讓女兒受苦，於是張幼儀逃過一劫，有了一副天足。

由於運氣不好，經營不善，原本富甲一方的張家一天天衰落下去。但張家沒有在困境中一蹶不振。張幼儀的兩個哥哥負笈異鄉，苦讀成材，終讓張家一點點恢復元氣。因為崇拜兩個有學問的哥哥，對於書本和知識，張幼儀也充滿渴望。12歲那年，她在《申報》上看到蘇州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招生的啟事，因為這所女校的學費極為低廉，且為學生提供食宿，父母儘管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觀念，但實在沒理由拒絕女兒的這一要求，張幼儀獲得寶貴的求學機會。後來因為早婚，她在即將拿到畢業證之前，不得不退學，但在這裡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對她彌足珍貴。倘若沒有這幾年最低限度的教育，後來身處異國他鄉，走投無路的她也許就失去了自立的起碼基礎。

父兄之命

四哥張嘉璈日本學成歸國後，在郵政部供職，他的薪水成了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作為家庭的頂樑柱，他得到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賴。父母也把為家中幾個女孩挑選丈夫的權力交給了他。根據那時的風俗，張幼儀的親事只能聽憑父兄安排。後來，正是四哥為她找到了徐志摩。當時，張嘉璈擔任浙江都督秘書。在視察杭州府中學堂時，一位學生的作文引起了他的注意。作文的題目為《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文筆氣勢酷肖梁啟超，書法也筆力遒勁、氣韻生動。張嘉璈被這位學生的才氣所打動，經打聽，是當地一位士紳家的獨子，他立即致信富紳，提議將自己的妹妹嫁給這個才華橫溢的學生。張家很快收到徐志摩父親的親筆回信，同意了這門親事：「我徐申如有幸以張嘉璈之妹為媳。」

張幼儀既然崇拜、信賴哥哥，當然也崇拜、信賴哥哥為自己挑選的未來丈夫。至於兩人之間有沒有愛情，當時的張幼儀無從知曉，但也並不擔心。傳統教育的熏陶讓她認同《禮記》對婚姻的看法：「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那時的張幼儀天真地相信，只要自己孝敬公婆侍候丈夫勤勉持家恪守婦道，愛情自然會隨之而來。她受傳統教育荼毒太深，一廂情願地以為，未來的丈夫會因為自己的溫順和安分而愛上她。後來張幼儀才知道，當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相片時，就用嫌棄的口吻說：「鄉下土包子。」

儘管徐志摩接受了新教育，擁有新思想，但畢竟出身封建大家庭，還不敢膽大妄為到在婚姻上獨立自主，所以他雖不中意張幼儀，卻不能不聽從父母之命，與「土包子」結婚了。而張幼儀對自己的婚姻卻充滿了期待，她知道未來的夫君和自己的兩個哥哥一樣聰明好學，飽讀詩書，思想進步，那麼既然自己和兩個哥哥相處得很好，將來和丈夫徐志摩的交流也不會存在障礙。然而，新婚之夜卻如同兜頭潑來的冷水，讓她的心涼透了。

在那個本該溫柔浪漫的洞房花燭夜，徐志摩只是潦草敷衍地行使了丈夫的義務。後來，飽經滄桑的張幼儀談到自己不幸的婚姻時，喟然長嘆：「我們之間的沉默就從那一夜開始。」

結婚前，母親給了張幼儀兩點忠告：一、進了徐家的門，絕對不可以說「不」，只能說「是」；二、不管小夫妻關係如何，對公婆的態度永遠如一。張幼儀牢記這兩點，並不因為丈夫冷淡自己而減少對公婆的尊敬，以「晨昏定省」之禮孝敬公婆。在討好公婆方面她非常成功——即使她後來被迫和徐志摩離婚，公婆仍堅持收她為乾女兒，自始至終把她當徐家一員；可在取悅丈夫方面，她卻一籌莫展。

新婚幾個星期後，徐志摩就讀書去了——先是天津北洋大學，後轉入北京大學。從此，兩人之間的交流可謂一片空白。寒暑假回來，徐志摩只是遵從父母之命，除了對妻子履行最基本的義務，就對她不理不睬。即使是兒子的出生，也未能為她贏得丈夫的眷顧。張幼儀贏得了徐家除徐志摩之外所有人的好感與尊重。但丈夫那顆心猶如堅冰，並未因孩子的出世而有一絲的融化。

有了兒子，徐志摩認為他已完成父母賦予他的傳宗接代的任務，當他提出遠渡重洋負笈海外，父母也無法像以往那樣阻攔了。從此，張幼儀和徐志摩天各一方。

時空阻隔，讓兩人原本就有的隔膜愈來愈深。海外求學的徐志摩，似乎已把張幼儀徹底遺忘。每次來信，他只問候父母和幼子，隻字不提張幼儀。當二哥得知徐志摩從不給張幼儀寫信，顯得憂心忡忡：「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子。」二哥憂慮的神色讓張幼儀突然想到過去的一幕。那時徐志摩尚未出國，一次，他像困獸一樣在家中踱來踱去，猛地蹦出一句：「我要挑戰這箇舊社會，我要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的人。」當時的張幼儀聽了，先是一驚，但轉瞬即平靜下來，小時候她就知道，一個妻子除非犯了「七出」之一，否則丈夫是不能提出離婚的，所以她不擔心徐志摩離婚打算能得逞。雖然張幼儀有一副天足，但那時的她思想觀念和纏腳女子無任何不同。

二哥對妹妹的婚姻狀況非常關心，他擔心妹妹和徐志摩長期分居，結局定然不妙。於是他勸徐志摩的父母讓妹妹出國和徐志摩團聚。經過一番猶豫，張幼儀的公婆最終還是同意讓兒媳也出國，一來可以照料兒子的飲食起居，二來也可拴住兒子那顆浪蕩的心。當時，徐志摩突然從美國轉到英國，不讀經濟學卻去讀文學，父母已隱隱感覺，兒子變得不安分了。

絕境無著

等張幼儀千里迢迢趕到英國，看到丈夫那一瞬，她原本充滿熱望的心又涼了下來。丈夫蒼白清秀的臉上，沒有久別重逢的喜悅，只有一如既往的嫌惡。

在英國，張幼儀和徐志摩定居在一個叫做沙士頓的小鎮上。徐志摩每天忙忙碌碌，像在老家一樣，幾乎從不搭理張幼儀。每次出門時，他一臉陽光；一進家，滿面烏雲。有時，徐志摩回來看到張幼儀，臉上會露出驚訝的表情，彷彿在說：你怎麼還呆在這裡？

丈夫的冷淡和嫌惡讓張幼儀內心裝滿委屈，但身居異鄉，舉目無親，再加上語言不通，她的苦楚和哀怨無從訴說。不久，張幼儀發現自己懷孕了，當她告訴徐志摩後，對方立刻說：「把孩子打掉。」丈夫的話讓張幼儀目瞪口呆，在當時，女人打胎是有生命危險的。她頗有幾分不滿地說：「我聽說有人因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還有人因為火車事故死掉呢，難道你看人家不坐火車了嗎？」

聽了這句無情的話，她第一次開始懷疑眼前這個男人了。正是從那一刻起，張幼儀感覺自己要尋求改變。不過，經過冷靜思考，張幼儀還是決定冒著生命危險打掉孩子，她安慰自己，這樣做不是像以往那樣順從徐志摩，而是體諒這個為求學而早出晚歸的男人。另外，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他們也確實不具備要孩子的條件。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讓張幼儀又推翻了自己的決定。

一天晚上，徐志摩對張幼儀說，他要帶一個愛丁堡大學的女性朋友回家吃飯。當時，張幼儀憑直覺斷定徐志摩在外面追求別的女人，所以當徐志摩說這話時，張幼儀以為丈夫打算娶第二個太太。由於徐志摩的老師梁啟超和他的父親都有不止一個太太，張幼儀竟覺得這很正常，只要不威脅自己的原配地位和身份，她同意和丈夫的第二房太太和諧共處。

實際情況與張幼儀的想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徐志摩所請的朋友，人們稱她為明小姐，談吐文雅，穿著新潮。但張幼儀卻不可思議地發現，這位明小姐出身高貴，且是愛丁堡大學的高材生，但一身洋裝的她卻有著一對三寸金蓮。那一瞬間，張幼儀愣住了，多年來，有一雙天足的自己一再被丈夫譏為「土包子」並備受冷落，而現在這個有著三寸金蓮的真正「土包子」，丈夫對她卻熱情洋溢，尊敬有加。張幼儀迷惑了，既然丈夫如此新派，他為何欣賞一個小腳女人，而對自己的大腳太太卻鄙夷不屑呢？

客人走後，徐志摩問張幼儀對明小姐的印象如何，她脫口而出：「這個，她看起來很好，可是小腳和西服不搭調。」沒想到，徐志摩聽了這句話，情緒異常激動，尖聲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離婚。」

張幼儀先是驚訝，隨後才有所醒悟，丈夫罵自己「土包子」，原來不是說自己穿著落伍外貌粗俗，而是指自己文化淺薄觀念陳舊。事實上，當張幼儀以大義凜然的姿態準備迎接徐志摩第二房太太時，她的所作所為與纏過腳的女人確實毫無二致。

一星期後，徐志摩突然消失了。因為語言不通，獨守空閨的張幼儀陷入了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絕境。女人畢竟脆弱，無奈之下，張幼儀打算一死了之。

女子自強

尋死的人會有一千條理由擁抱死亡，覓活的人總能在絕境中找到生機。當時，張幼儀的二哥在法國留學，她寫信求助。很快，二哥回信了。二哥疼惜妹妹，給絕境中的張幼儀指出一條路：「萬勿打胎，兄願收養。拋卻諸事，前來巴黎。」

離開英國之際，張幼儀下定決心：今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雙腳站起來。生活的磨難，終於讓一個唯唯諾諾循規蹈矩的「土包子」艱難蛻變，成為一個自尊自強獨立自主的新女性。

在德國醫院生下兒子一周後，張幼儀才有了徐志摩的音訊。徐志摩此時突然現身德國，不是為了探望產後的妻子和剛出世的嬰兒，而是托朋友給張幼儀送來離婚通知書。在信中，徐志摩為自己的離婚找了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真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除了這番「宏大表白」，對自己莫名其妙的突然失蹤，徐志摩在信中無一語交待；對剛出院的妻子和襁褓中幼子，也無一語問候。也許，在徐志摩看來，為「真幸福」「真戀愛」去奮鬥，才是獨一無二的頭等大事，至於一個身懷六甲、語言不通的弱女子，大可以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

也許是心中有愧，徐志摩不敢面對張幼儀，指望通過一封家書解除自己的婚姻。當產後虛弱的張幼儀費了一番周折找到徐志摩時，他因驚慌失措，不由自主躲到朋友的身後。

按當時的法律，徐、張兩人離婚，要徵得雙方父母的同意。張幼儀問徐志摩：「如果可以的話，讓我先等我的父母批准這件事。」徐志摩急切地打斷她的話：「不行，不行。你曉得，我沒時間等了。你一定要現在簽字，林徽因……林徽因要回國了，我非現在離婚不可。」

後來，當有人把徐志摩的離婚拔高為「革命性行為」時，張幼儀的回答是「不」。真實的情況是，徐志摩是為了趕在林徽因回國前定下戀愛關係，才突然現身德國，逼剛生下孩子7天的妻子簽字離婚。

如果徐志摩真的是為了反抗舊道德舊倫理，為了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者而決定離婚，他也許可以稱得上為了信念而離經叛道敢作敢為的真勇士。而現在，不過是為了追女友才逼妻子離婚，他的這種行為談不上高尚與果敢，與凡夫俗子的行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

本來，張幼儀想保住婚姻，是有充分理由和諸多辦法的，但她爽快地簽了字。因為投靠二哥之後，她決定不再按過去的觀念行事。她不想再忍氣吞聲做丈夫的附庸，而是靠自己走一條自尊自強的路。

徐志摩曾以慷慨激昂的語句為自己辯護：「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這番大義凜然、捨我其誰的鏗鏘表白已廣為傳頌，但和他朝夕相處多年的張幼儀知道，文弱而怯懦的徐志摩說出這番剽悍之語不過是往心口「貼胸毛」。

離婚後，張幼儀一面在德國接受幼兒教師的培訓，一面獨立撫養幼子彼得。她的自立漸漸贏得了徐志摩的尊重和讚譽。後來，彼得因病不到3歲就夭折後，在悼念彼得的文章里，徐志摩開始讚頌曾經不屑一顧的前妻了：「她在她同樣不幸的境遇中證明她的智斷，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與膽量；所以至少她，我敢相信，可以懂得我話里意味的深淺，也只有她，我敢說，最有資格指證或相詮釋——在她有機會時——我的情感的真際。」曾經指責張幼儀為「土包子」的他，這時候一反常態。僅看這段文字，徐志摩似乎是多麼的溫文爾雅善解人意；但實際上，在彼得成長的那幾年，徐志摩未曾探望過一次，未曾承擔過一文撫養費。文本內外的徐志摩簡直判若兩人。張幼儀對他的評價一如既往：「文人就是這德行。」

本來，張幼儀想在德國獨立把幼子撫養成人，但由於彼得因病夭折，她失去了精神支柱，選擇回國。在異國的一番遭遇和歷練，讓張幼儀變得堅忍不拔和精明能幹。不幸沒有擊垮她，反而讓她變得強大。回國不久，她就把事業做得風生水起，一躍成為上海灘的女強人。身為上海女子銀行的副總裁，白天上班，傍晚請家庭教師為自己補文化課，同時還經營著一家名為「雲裳」的女子服裝店。

離婚後，徐志摩反而越來越依賴張幼儀，連穿什麼樣的西服結什麼樣的領帶都要請張幼儀為他參謀，兩人之間的走動也越來越勤。世事難料，張幼儀不能不感慨唏噓：「人生真是很奇怪。我是個離了婚的女人，和丈夫離異的原因是他認為我們兩個不搭調；結果我們離婚以後，相處得反而比以前好。」

遭遇婚變，倘若張幼儀像舊式女子那樣抱著「生是徐家人，死做徐家鬼」的陳舊觀念尋死覓活，那只能又添一出家庭悲劇。而她在人生關鍵時刻，選擇了自立自強，於是擁有了燦爛的事業和精彩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她實現了自我之價值。後來，談及自己和徐志摩不成功的婚姻，張幼儀的肺腑之言耐人尋味：「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外一個人。」

1949年4月，張幼儀移居香港，並在那裡結識了一位蘇姓醫生。兩人交往了一段時間後，蘇醫生向張幼儀求婚。張幼儀徵求二哥的意見，二哥的回答含糊其辭：「兄不才，三十多年來，對妹孀居守節，課子青燈，未克稍竭綿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溝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贊一詞？妹慧人，希自決。」張幼儀又向遠在美國的兒子吐露再婚的念頭，兒子當即回函表示支持。在兒子的大力支持下，張幼儀於1953年與蘇姓醫生在東京舉行了婚禮，兩人相伴了20年，晚年生活寧靜而幸福。

人生暮年，在某個晚輩的一再追問下，張幼儀最後一次提及徐志摩：「你總是問我，我愛不愛徐志摩。你曉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麼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麼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這番話很樸實，其中也隱含一種自尊。

梁實秋是徐志摩的好友，他對張幼儀做了這樣的評價：「她沉默地堅強地過她的歲月，她盡了她的責任，對丈夫的責任，對夫家的責任，對兒子的責任——凡是盡了責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梁實秋這個評價十分公道。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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