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府第一號委任狀》和胡鄂公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革命黨人經過激烈鏖戰後，佔領了武漢三鎮。然而逃匿在「楚豫」兵艦上的湖廣總督瑞澂虎視眈眈；鄂軍提督、第八鎮統制張彪所率輜重第八營、教練隊及其它殘餘，龜縮於漢口郊區劉家廟火車站一帶，企圖會同逐日增援的清軍反撲，形勢十分危急。

10月17日晚，革命軍首領20餘人，聚集於舊諮議局所在的武昌閱馬場鄂軍都督府，商討對策。都督黎元洪提出公舉一人，任鄂軍水陸總指揮，指揮武漢陸軍和水師，向清軍進攻，與會者一致推舉胡鄂公。（《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

胡鄂公，湖北江陵人，字新三，號南湖。早年曾參加胞兄胡榮珪領導的湘鄂邊界「洪門起義」。1906年，胡進郝穴預備中學堂學習，與同學熊得山、寧敦武、錢納水、李堯衢等20餘人結成「輔仁社」，任社長，鼓吹革命。1908年2月，胡入北京江漢學堂。次年秋,胡考進直隸高等農業學堂，發起組織「斷髮會」，聯合保定各校學生於9月15日同時剪辮子。1910年4月8日，北京、天津、保定、通縣等地代表,在保定成立以「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融和種族界限」，「發展全國農業」為綱領的「共和會」，胡任幹事長。9月17日，胡為了向清政府請願召開國會，發動高等農業學堂全體學生罷課，並往京津一帶串連學生，遭當局通緝，潛至江西。又在南昌與鄺摩漢等一起成立共和會江西分會。

1911年10月10日，胡因事自河南抵武漢，適逢武昌首義。經張振武的推薦，胡於10月11日被任命為鄂軍都督府交通部偵探科科長，10月13日兼攝軍法科科長。短短的一周內，胡以其膽略和智謀，為革命軍運籌帷幄，頗為革命黨人所讚賞。

10月18日（農曆八月二十七）上午七時，都督府正式發給胡鄂公一張委任狀，委任狀後面騎縫為「委字第一號」。鄂軍都督府成立幾天來，還沒有發過正式委任狀，往往是將內容、官銜、人名寫在白布上，再蓋上都督印。這張委任狀，也就是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府成立以來第一張正式委任狀。全文為：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為委任事，委任胡鄂公為鄂軍水陸總指揮，有指揮鄂軍水陸師之全權，此狀。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辛亥武昌起義史編》，台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另外還有一則命令：

一、綜合各方報告，停泊劉家廟下游清海軍楚豫、楚有等兵艦六艘，聞瑞澂現匿楚豫兵艦上，以冀戴罪立功。漢口之敵，仍佔領劉家廟、大智門一帶陣地，張彪設大本營於劉家廟，似擬掩護其援軍南下後，海陸兩軍聯合大舉向我進攻。

二、本軍政府擬先驅走瑞澂 出境，並擊退劉家廟大智門之敵，逐次向北前進，以奪取灄口、祁家灣等地。

三、委胡鄂公為鄂軍水陸總指揮，於明晨（即廿八日）拂曉，在武昌紅關、青山間，即兩望一帶，指揮步兵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炮隊第二標標統尚安邦，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長江水師統領王朝銀等所部陸軍水師，驅走楚豫，擊潰劉家廟、大智門等地之敵，完成以上任務。

四、步隊第一協協統宋錫全，率所屬隊伍防禦漢陽，接濟我漢口進攻敵人軍隊彈藥，續行以前任務。

五、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所屬步隊為預備隊,迅速準備於今日下午十二時以前，開赴漢口增援。

六、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秉坤，附馬隊一營、炮隊一營，防禦武昌省城。

七、本都督在武昌府。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六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台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胡接委任狀後，又呈請黎元洪指派李國鏞為副指揮，陳濤（河南洛陽人，共和會成員；任沙市沙防營十長之際，先欲刺殺荊州將軍鳳將軍，又欲謀殺端方於沙市，均未得成，聞武昌起義，遂由沙市來此）為參謀長；吳若龍、聶松樵（二人均為共和會成員）為左右參贊；林朝海、黃寶泉、段玉書為海陸顧問。上午十時，胡召集以上這些人在都督府成立鄂軍水陸總指揮部，討論作戰部署。下午一時，胡以總指揮的名義發出命令：

一、據各方面報告，停泊劉家廟下游楚豫、楚有等兵艦六艘；結集劉家廟、大智門、灄口、祁家灣等地清軍，計有張彪率所屬馬隊一隊、輜重第八營一營，張錫元之河南新軍兩營，巡防軍一營，馬繼貞之第二鎮殘敗步隊一標，擬俟南下大批援軍到漢時，海陸聯合向我進攻。同時瑞澂仍匿楚豫兵艦之上，張彪設大本營於劉家廟車站，以冀戴罪立功。

二、本總指揮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指揮武漢水陸各軍，驅逐瑞澂、張彪，擊走楚豫等兵艦出境，擊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而佔領其陣地。

三、炮隊第二標標統尚安邦，率所屬炮隊並炮八門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

四、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

五、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炮船於今日下午十時，集合新開河、紅光一帶。該統領於同日同時到達紅關氈呢廠待命。

六、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漢口各軍，仍以戰鬥形勢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聞到隔江兩望、青山間炮聲，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時，下令漢口全軍，立起應戰，擊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並佔領其陣地。

七、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步隊為預備隊，與第一協協統何錫藩，在漢口取得嚴密聯絡，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何錫藩所部進攻敵軍時，在後援應。

八、其餘俟明晨（即廿八日）拂曉，開始進攻敵人前，聽取本總指揮命令。

九、本總指揮今日下午十時到十二時在紅關氈呢廠，十二時後在兩望江岸陣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台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下午四時，胡鄂公化裝成洋人，李國鏞化裝成翻譯，陳濤化裝成侍役，另帶陸海測量員李馥及黎玉山、彭春發、 酆尚志等乘「平江」小輪實地偵察。這時，「江靖」、「江泰」停泊在日租界下面江中，由此向下游里許，依次停泊著「楚安」、「楚材」、「楚有」、「楚豫」。長江艦隊所屬的「楚豫」、「楚有」兩艦噸位比隸屬於湖北巡防艦隊的「楚材」、「楚安」、「江靖」、「江泰」要大。胡鄂公等人順江而下，航行於各艦之間，至最下游的「楚豫」後又往回駛。沿途，「洋人」、「翻譯」、「侍役」裝作觀賞，不時將各艦所停泊方位和距離告訴藏於艙內的李馥等人。待下午七時半，小輪返回漢陽門時，偵察任務也完成了。

晚上10時，胡鄂公偕李國鏞、陳濤、吳若龍、聶松樵、鄭世和、林朝海、黃寶泉、段玉書和衛隊來到紅關氈呢廠，步隊協統陳炳榮、炮隊標統尚安邦、水師統領王朝銀早已恭候於此。胡鄂公即發出準備進攻的命令：

一、炮隊第一標標統尚安邦，率所屬炮隊即時出發，前赴兩望至青山一帶沿堤，布置放列：青山置炮二門，兩望沿堤置炮六門，迅速將防禦工事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射擊楚豫兵艦暨對岸劉家廟江岸之敵，其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等敵艦，彼不發炮向我進攻時，我亦無用發炮射擊。

二、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即赴兩望、青山沿堤一帶掩護炮兵放列，並嚴行防禦對岸之敵，在青山、兩望一帶沿江偷渡登岸。

三、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炮船，在紅關、新開河一帶待命，並派小艇多艘，偵察楚豫等兵艦暨對岸沿江敵軍情形，隨時具報。

四、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步炮各隊，明晨（即廿八日）拂曉，聞得兩望我軍發炮射擊敵艦暨劉家廟江岸之敵，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命令全線立起向敵人進攻，用猛烈炮火，將劉家廟、大智門一帶敵軍擊走，並佔領其陣地。當其進攻時，步隊中宜配置機關槍，俾作衝鋒掃射之用。所有敢死隊，悉分配於各路進攻步隊之後，督令前進，不準後退。

五、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預備隊緊隨第二協協統何錫藩進攻步隊之後，以便隨時補充援應。

六、此次革命軍向敵軍開始大舉進攻，漢族存亡，所關至巨，若有非戰爭同志，妄議于軍前者，即以擾亂軍心，就地處決後，再行具報本總指揮備案。

七、本總指揮明日（即廿八日）上午一時以後至拂曉，在兩望陣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十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台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命令發出後，副指揮李國鏞進城向黎元洪彙報進攻部署。胡鄂公與陳濤取來食物，胡亂填了一下肚子後，就在氈呢廠的執事房中就地打盹。

翌日凌晨一時，胡偕陳濤及衛兵等十幾人，由紅關氈呢廠出發，沿江堤經兩望到達青山，時值凌晨二時半。這時李國鏞也由城內趕來。青山昨日布置的兩門炮，對著江流上游，是為迎擊敵軍艦下逃的。胡覺得不妥當，命將其中一炮改換朝下遊方向，這樣一炮迎擊，一炮追擊。凌晨三時左右，待胡鄂公等人返回兩望時，該處炮位、防禦工事均已布置完畢，掩護炮隊的步兵隊也分段卧列於江堤後，以江堤為掩護體。這時，「楚豫」艦不時以強烈探照燈向我方江堤探照，我方大炮上已以青草偽裝，敵人也就看不見了。過了一會，一艘小輪船駛近「楚豫」艦後，兩船燈光先後全部熄滅。胡鄂公等人正為之驚異時，小輪船燈光復明，「楚豫」艦卻不見了。仔細一看，該艦趁燈光熄滅之際已駛向另一處所下碇，原來「楚豫」以小輪船為替身，而防備革命軍夜間炮擊。

凌晨四時，黎元洪傳來命令，大意說製造一艘海軍軍艦很不容易，我國自甲午海戰敗於日軍後，現有艦艇數量極其有限，我們應當多加愛護。我軍在炮擊敵艦時，應盡量射擊其艦面、囪塔或艦頭艦尾，切勿擊中要害，致使全艦沉沒毀壞。副指揮李國鏞讀命令後說：「這是在考驗我們炮手的射擊技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們不理他的！」胡鄂公說：「話不能這樣說，都督的命令，我們還是要執行的。」接著，胡命參謀長陳濤傳令炮兵隊標統尚安邦按黎都督命令行事。

清晨五時多，胡鄂公下令開始向敵攻擊：口徑較小的兩門炮射擊「楚豫」艦，口徑較大、射程較遠的四門炮射擊江北岸漢口的敵軍陣地。漢口敵軍突遭重炮轟擊，以為系漢口革命軍發出的，立即向漢口革命軍射擊。革命軍聽到我兩望發出的炮聲和敵軍槍聲，全線官兵向敵軍發起總攻。一時炮聲、槍聲震耳欲聾。敵軍多從睡夢中驚醒，倉促應戰。早已枕戈待旦的民軍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向敵軍步步逼近。敵軍抵擋不住，退至三道橋至灄口一帶，適遇自北而來的敵增援部隊，於是雙方對峙於三道橋南北。與其同時，兩望炮台兩門小口徑大炮向「楚豫」艦連發8炮，一彈中其頭，兩彈中其尾。「楚豫」中彈後向我炮台還擊，胡鄂公又令四門大口徑大炮集中向「楚豫」射擊，「楚豫」招架不住，連忙向下游逃遁。當駛過青山炮台時，又遭到兩門大炮的迎擊和追擊。「楚豫」一面還擊，一面慌忙向田家鎮方向逃去。「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五艦見「楚豫」受傷逃逸，也高懸白旗以示投降。

這場戰鬥，揭開了漢口爭奪戰的序幕。兩望炮台的革命軍，僅參謀長陳濤一人左腳被敵彈片擊傷，敵艦有無傷亡，不得而知。敵軍在漢口劉家廟陣地遺棄帳篷140 余頂，糧食600餘石及火車頭一輛， 貨車約十輛並彈藥甚多；河南混成協騎兵損失馬匹百餘；並遺屍260餘具， 傷者千人以上；我軍陣亡148名、傷300餘人。

武漢三鎮市民驚悉革命軍戰敗清軍軍艦，驅走瑞澂，逐去漢口敵軍，群情激奮，欣喜若狂。當胡鄂公等人由紅關經漢陽門返回都督府途中，不時可見燃放鞭炮、懸掛戰勝旗，抬著酒肉犒勞革命軍的人們。

(1)《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

(2)(3)（4）（5）（6）《辛亥武昌起義史編》，台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附： 一段不應再以訛傳訛的史實——「胡鄂公」、「胡新山」與「共和會」、「中國革命共和會」

筆者為撰寫辛亥革命元老胡鄂公有關生平事迹，曾查閱了解放前後刊行的多種史志書，發現個中謬誤不少，其中以《公安縣誌》、《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二書最為突出。先看《公安縣誌》：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夏，青年學生覃秉卿、徐茂山、趙敦三等，在麻豪口附近徐家湖秘密成立「中國革命共和會」。……南五洲胡鄂公為會長。（《公安縣誌》，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頁）

再看《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

1907年夏，公安在北方求學的學生和在鄉青年知識分子覃炳卿、鄧性初、劉雲洲、徐茂山、趙登山、傅德洪等20多人，在麻豪口徐家湖秘密成立旨在滅清興漢之「中國革命共和會」，選胡新山為會長。（《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頁）

讀這兩段文字，發現三個質疑：（1）「胡鄂公」、「胡新山」是兩個人，還是一人？（2）是「共和會」還是「中國革命共和會」？（3）該會成立的準確時間和地點。

為解決這三個問題，筆者查閱了解放前後海峽兩岸刊印的幾十種史志和人物辭典，如：（1）[日]佐藤三郎：《胡鄂公》（載《民國之精華》，1916年版），（2）《胡氏族譜》（1924年冬刊印），（3）胡鄂公：《紀念熊得山先生》（《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4）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5）劉仙洲：《辛亥革命前後保定革命運動回憶錄》（《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0月版），（6）胡鄂公：《武昌首義三十五日記》（《辛亥武昌首義史編》，台北辛亥武昌首義編纂委員會編，台北中華書局，1971年10月版），（7）秦賢次：《胡鄂公》（《民國人物小傳》（二），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8）王葆真：《灤洲起義及北方革命運動簡述》（《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9）於樹德：《回憶灤洲起義與共和會》（《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10）《共和會》、《胡鄂公》（《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11）賀覺非：《胡鄂公》（《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中華書局，1982年10月版），（12）《胡鄂公》（《革命人物誌》（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13）佚名：《胡鄂公節略》（《武昌起義檔案資料彙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14）《胡鄂公》（《湖北歷史人物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15）《胡鄂公》（《湖北歷史人物傳》（五），湖北省志人物誌編輯室編印，1985年3月版），（16）《共和會》（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17）《胡鄂公創建共和會》（《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18）《胡鄂公》（《中國現代史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12月版），（19）《胡鄂公先生》（《旅台湖北人物誌》（一），台北市湖北同鄉會編印，1988年2月版），（20）彭安文：《奔走南北的胡鄂公》（《武漢人物選錄》，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8年12月版），（21）《胡鄂公》（《中國近現代名人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4月版），（22）《胡鄂公》（《湖北人物誌稿》，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23）《共和會》（《中國黨派社團辭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24）《辛亥革命在保定》（《歷史文化名城保定》，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10月版），（25）《胡鄂公》（《旅台名人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版），（26）劉望齡：《胡鄂公籌辦〈大陸日報〉》（《黑血金鼓——辛亥前後湖北報刊史事長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27）《胡鄂公》（《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8）唐向榮：《辛亥灤州起義中的胡鄂公》（《唐山文史》（十），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1年7月版），（29）《共和會》、《胡鄂公》（《中華民國史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30）《共和會》、《胡鄂公》（《辛亥革命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版），（31）《共和會》、《胡鄂公》（《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9月版），（32）《共和會》（《中國社團黨派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33）劉秉中：《辛亥灤州起義》（《唐山文史》（十五），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2年10月版），（34）陳玉堂：《胡鄂公》（《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35）《胡鄂公》（《湖北報業志》，新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36）《胡鄂公組織共和會》（《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37）《共和會》、《胡鄂公》（《中國國民黨黨史大辭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38）《胡鄂公》（《湖北省志·人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39）《共和會》、《胡鄂公》（《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以上自1916年至2001年85年間海峽兩岸刊行的諸多史志書及人物辭典，對「胡鄂公」及「共和會」的記載基本一致。如：被譽為「濃縮民國三十八載春秋的世事變幻，由諸多知名的民國史專家學者編撰」，「迄今為止最為全面、最具權威的大型民國史工具書」——《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其中《胡鄂公》條載：

胡鄂公字新三，號南湖，湖北江陵人。（《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按：胡鄂公出生的江陵南五洲，解放後劃屬公安縣。

《共和會》條載：

共和會，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由同盟會員胡鄂公、熊得山、錢鐵如等，1909年11月開始籌備，1910年5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保定，北京、天津、通州、太原、廣州、桂林、武昌等地都設有分會。會員3000餘人，成員大都為各校的青年學生和各地新軍士兵。1911年武昌起義後，其成員集體加入了同盟會，總部遂合并於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再看另一部權威工具書——《中華民國大事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由中國大陸最高近代史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這部《大事記》1909年11月21日條載：

保定、北京、天津各學堂學生胡榮銘（鄂公）、熊得山、錢鐵如等在保定組織秘密團體「共和會」，以「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為宗旨，舉胡榮銘、熊得山、錢鐵如、覃秉清等九人為幹事，胡榮銘為幹事長。（《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1910年5月16日條載：

京、津、保各學堂學生胡榮銘等33人在保定舉行會議，正式成立「共和會」，通過該會總章52條，舉胡榮銘為幹事長。（《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按：胡榮銘為譜名。

為了印證兩部權威工具書的準確性，讓我們再查一查另一部更具權威的史書——《辛亥革命北方實錄》。此書系胡鄂公1912年4月20日初稿於「天津法國租界紫竹林之大中華日報」，（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同年8月19日定稿於「荊州荊旗善後局」，（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1948年8月由上海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此書定稿於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離共和會所創立的時間不過二三年，又是胡本人追述投身辛亥革命的詳細「實錄」，其可信度毋庸置疑。後來幾十年所刊行的史志及人物辭典，凡論及胡鄂公及共和會，基本上依據於《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讓我們看看《實錄》是如何敘述共和會成立過程的。《實錄》首先說：「共和會之成立，予實始創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談及共和會成立時間及過程，《實錄》說：1909年10月中旬，應胡鄂公（時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學生）之邀，江陵籍學生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均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錢鐵如（保定高等實業學堂）、邱壽林（北京法政學堂）、覃秉清（天津法政學堂）等人聚集保定，大家商議：「先在保定發起共和會，—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又決定共和會未開大會成立以前，組織共和會籌備會，擬以十月初九在保定成立。計其進行步驟有三：即籌備會之預備，籌備會之成立及其成立後之進行，與大會成立等事。並先擬定共和會宗旨四項：為一.推翻滿清專制；二.建立共和民國；三.融和種族界限；四.發展全國實業。」（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1月上旬，胡鄂公與熊得山起草出《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數條」。（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1月21日（農曆十月初九），由胡鄂公主持，「在（保定）蓮池書院開籌備會成立會」。到會的有：天津覃秉清，北京錢鐵如、邱壽林，保定則有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等15人。會上「通過共和會籌備簡章，決定予與熊得山、覃秉清、錢鐵如、邱壽林、陳雄、吳若龍、徐炳文、翟仲寬等九人為幹事，由予任幹事長。」（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此次會不久，即至寒假，胡鄂公「於學堂放假之第三日起程南歸」。（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十一月初五（1910年1月15日），胡抵漢口，與先期抵達的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小敘後，再乘船回江陵。胡在沙市上岸後，一番鼓動，譚虛谷、謝石雲、關曉峰、吳子丹等當時江陵「四大名師」，皆加入了共和會。這也是共和會籌備會成立後，在荊州發展的第一批會員。

十二月十六日（1910年1月26日），胡回到南五洲老家。「在家略事布署」後，「由家至郝穴、塗郭場、麻（豪）口各地，與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高壽亭、高雲亭、樊子成、陳登瀛、趙敦山、戴焯庵、傅德鴻等晤。於是熊烈丞等五十餘人均加入共和會。（胡自註：「五十餘人中，僅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三人為江陵縣人，余均公安人。」）予因商定由譚師虛谷負荊州各屬會務之責，並於翌年正月十五日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庚戌年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胡鄂公在郝穴主持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後，「即買棹北上」。3月15日，胡主持共和會「幹事會、部長聯席會於（保定）高等農業學堂之第四宿舍」。會議議決：「本年四月初八日（5月16日），召集各地代表會議，選舉幹事、部長，正式成立共和會」。（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910年5月16日，在胡鄂公主持下，共和會成立大會「在保定西南郊外舉行」。這次會議，「通過共和會總章五十二條，並選舉予與熊得山、林伯衡、翟仲寬、吳若龍、程芝田、徐炳文等七人為幹事，而推予為幹事長。」（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不久，共和會北京、天津、太原、桂林、廣州、武昌等六個分會相繼成立，而「成立支部者，有通州、荊州兩處」。（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到了1941年2月，胡鄂公為紀念兩年前病逝的摯友熊得山，專門於《申報》刊載《紀念熊得山先生》一文。文中回憶說，1909年，熊得山、錢鐵如自日本留學歸國後，胡「函招他兩人到北方學生群眾中，推進革命運動，於是熊先生就到保定考進農高的優級師範科，錢先生則到北平進高等實業學堂。歷時不久，我們周圍已團結起許多革命青年，但那時我們都無法與同盟會取得聯繫，便創立了共和會組織」。（《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

從以上文字我們可看出，《中華民國大事記》、《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兩部工具書與《辛亥革命北方實錄》和《申報》的回憶基本吻合。由此，我們可糾正《公安縣誌》、《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二書的謬誤：（1）「胡鄂公」、「胡新三」（「三」非「山」）為一人；（2） 「中國革命共和會」應為「共和會」；（3）該會於1909年11月21日召開「籌備會成立會」，1910年5月16日正式成立，非「1907年」；（4）籌備和成立地點均在河北保定，非「麻豪口徐家湖」；（5）胡鄂公任該會「幹事長」，非會長；（6）《公安縣誌》所列「趙敦三」、《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所列「趙登山」，應為「趙敦山」。《鬥爭史》所列「傅德洪」應為「傅德鴻」。《縣誌》所列「覃秉卿」、《鬥爭史》所列「覃炳卿」均應為「覃秉清」。

幾十年來，我們這塊「革命」的土地，培育出諸多「革命」的朋友（史志界也不少見）。這些戴著「革命」有色眼鏡的朋友，為了「革命」的需要，可隨意將歷史提前或退後，將甲地發生的事拉到乙地，一個人乾的事變成幾個人，幾個人乾的事變成一人，年齡可大可小，連姓名也可隨意更改。

還是以《公安縣誌》為例，是書第622頁《胡鄂公》條，全文不到2000字，就有多處錯誤。如：「熊得山」錯為「熊德山」；「寧敦武」錯為「寧郭武」；「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錯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校」；「陳宧」錯為「陳宦」；「教育部次長」錯為「內務次長」；「67」歲錯為「69歲」； 《五十家論文書牘》錯為《五十五家記文書髓》，等等。

公安是明末文學大家「三袁」的故里，三位大文豪如讀到如此粗製濫造的「鄉邦文獻」，不知有何感慨？

可悲的是，謬誤還在繼續，請看《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王培泉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907年夏，公安縣進步青年覃炳卿等20餘人，在麻豪口徐家湖秘密成立了旨在反清興漢的「中國革命共和會」，公推胡新山為會長。後該會成員分赴全國各省市，有的後來還直接參与了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頁）

顯然，本書編著者未與諸多史志和工具書核實，就照抄《公安縣誌》和《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

明明是胡鄂公1909年先在保定主持成立「共和會籌備會」，再回鄉動員江陵、公安50餘人入會，這裡卻將時間提前兩年，主持人由胡鄂公（這裡改為「胡新山」）變為「覃炳卿」（應為「覃秉清」），地點由「保定」變為「麻豪口徐家湖」，並在「共和會」前加上「中國革命」的桂冠。還說「後該會成員分赴全國各省市」。胡鄂公、錢鐵如、熊得山等人自始至終參加辛亥革命，為革命中堅，怎能說僅「參與了辛亥革命」呢！

一件時間過去不過百年，情節並不複雜的史實，竟被「革命」的朋友弄得面目全非，且以訛傳訛多年不變，真是悲哀之極！

（1）《公安縣誌》，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頁。

（2）《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頁。

（3）載《民國之精華》，1916年版。

（4）1924年冬刊印。

（5）（57）《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

（6）（46）（47）（48）（49）（50）（51）（52）（53）（54）（55）（56）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

（7）《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0月版。

（8）《辛亥武昌首義史編》，台北辛亥武昌首義編纂委員會編，台北中華書局，1971年10月版。

（9）《民國人物小傳》（二），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10）（11）《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

（12）《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13）《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中華書局，1982年10月版。

（14）《革命人物誌》（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

（15）《武昌起義檔案資料彙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

（16）《湖北歷史人物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17）《湖北歷史人物傳》（五），湖北省志人物誌編輯室編印，1985年3月版。

（18）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19）《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20）《中國現代史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1）《旅台湖北人物誌》（一），台北市湖北同鄉會編印，1988年2月版。

（22）《武漢人物選錄》，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8年12月版。

（23）《中國近現代名人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4月版。

（24）《湖北人物誌稿》，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

（25）《中國黨派社團辭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

（26）《歷史文化名城保定》，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7）《旅台名人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8）《黑血金鼓——辛亥前後湖北報刊史事長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

（29）《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30）《唐山文史》（十），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1年7月版。

（31）《中華民國史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32）《辛亥革命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版。

（33）《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9月版。

（34）《中國社團黨派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

（35）《唐山文史》（十五），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2年10月版。

（36）《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

（37）《湖北報業志》，新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38）（44）（45）《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39）《中國國民黨黨史大辭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40）《湖北省志·人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41）（42）（43）《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8）《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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