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400多年前，小帆船「聖路易」號載著一位藍眼睛的西方人從大西洋彼岸駛來，穿過狂風驚濤，來到中國澳門。這位西人名叫利瑪竇。不久他再度乘船溯西江而上，踏足廣東肇慶，從此走進中國文化的大門，他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致力於向中國介紹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並將中國文化推介出去。繼馬可波羅之後，他是又一位對中國文化「痴迷」的義大利人。由於他的傑出貢獻，利瑪竇被譽為「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

1552年10月，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省馬切拉塔市的一個藥劑師家庭，原名MATTEO RICCI，23歲時被派往東方。

利瑪竇與羅明堅於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9月10日）經澳門抵肇慶，6年後離開。這期間，利瑪竇取號「西泰」，又號「西江」。肇慶六年，利瑪竇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門，他所創業績，有不少堪稱「中國第一」。

第一座歐式天主教堂

利瑪竇與另一位義大利傳教士、澳門教會負責人羅明堅來到肇慶後，剃頭留須，身著中國僧袍，自稱「西僧」。他們向知府王泮行磕頭禮，道：「我們這些歐洲人，早已仰慕東方是太陽升起之地，這次遠渡重洋，是慕中華帝國之名，來這裡度過余年的。」隨後提出想在這裡擇地造房而居，表示絕不生事。

翰林出身的王泮是明朝少有的開明官員，能詩擅寫，見兩位西僧態度友好謙和，對他們採取了寬容接受的態度。得到當地官府的准許，利瑪竇將在澳門募集到的約20萬銀元（一說是6000金幣），於祟禧塔旁擇地建造教堂。1584年夏天，教堂的第一層建成了。落成之日，王泮送來親筆題匾「仙花寺」。「仙花」是中國人對聖母的一種別稱，「寺」是中國佛教徒聚集的場所。法國裴化行所著的《利瑪竇評傳》中說：「名稱是王泮取的……聽到如此詩意的名字，老百姓立即認為就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利瑪竇同意將天主堂起中國化的名字，無形中拉近了他與肇慶人的距離。

1585年11月24日，中國內陸第一座歐式天主教堂仙花寺全面竣工。教堂分上下兩層，外牆用青磚砌成。屋頂樹起了木十字架。《利瑪竇扎記》對當時的仙花寺有以下的描述：「建築結構新穎，頗為美觀。中國人一看就感到愜意。」聖堂大廳上掛有聖母瑪麗抱著小耶穌的大幅彩繪油畫像，大廳陳列著自鳴鐘、銅製地球儀、渾天儀、太陽鍾及被稱為無價之寶的威尼斯三稜鏡，還有聖經和各類書籍。從仙花寺的窗戶望去，西江水浩浩蕩蕩地奔流，江上舟船來來往往，一派繁華景象。

可惜一百多年前，一場衝天大火將仙花寺燒毀了。現在的祟禧塔旁，立著《利瑪竇仙花寺遺址》紀念碑，上書：「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於公元1583年9月10日（萬曆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抵達肇慶，在肇居留六年。公元1585年11月24日（萬曆十三年十月初四）在此建成仙花寺，這是中國較早的歐式風格建築。」

第一所西文圖書館

利瑪竇在前往東方之前，已著力搜集和購買歐洲出版的各種書籍並隨船帶來。仙花寺落成時，利瑪竇特意將一個大房間闢為圖書室。裡面除了陳列著各種版本的聖經與宣傳天主教義的書本外，還陳列著大批其他西方書籍，以開放的形式，任由人們參觀閱覽。

參觀者走進去，頓覺眼前一亮，有的人甚至驚愕得張開嘴巴。書本精緻的印刷技術、精美的裝幀藝術令人眼界大開。這些印著西洋文字的書本，紙質柔韌光亮，「受墨不滲，著水不濡」，每一張紙正反的兩面都可以印刷，既節約原材料又好看實惠。人們形容這些紙是「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儘管人們看不懂西洋文字，但書中所繪畫出來西方國家的城市、宮殿、高塔、教堂等異國風情可以一覽無遺。利瑪竇趁此機會指點著書本所印的圖文，繪聲繪色地向人們講述對應的真情實景，解釋書里所描述的東西。「在仙花寺的圖書室里可以閱覽到許多從未看過的書」，這消息不脛而走，各級官員和稍有文化的人得知後，都喜歡到仙花寺圖書室來，既可盡情地閱覽圖書，又可作討論交流，有些人甚至流連忘返。

儘管清朝末年才出現「圖書館」這一名詞，但仙花寺圖書室明代就有了，後來一些學者稱之為「中國第一所西方圖書館」。

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

地圖學界無人不知：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的誕生地是肇慶。

16世紀，西方世界的地圖繪製學還建立在托勒密宇宙觀的基礎上，而對東方和中國的認識，仍被早期的《馬可·波羅遊記》所影響。西方所繪的世界地圖、海圖、陸圖、分國圖，尚沒有一幅完整的中國地圖。

利瑪竇在羅馬學習時曾專修地理學，乘船來東方時帶著西方地圖，沿途憑感觀對地圖進行校改。來到肇慶後，利瑪竇參閱了大量原始資料，以自己獨到的見解進行推算，還直接對經緯度作了測量，這才根據奧代利所著《地球大觀》的描繪方法，以平緯曲經的橢圓形投影方式，繪製出他進入中國大陸後的第一幅世界地圖《萬國全圖》。該地圖有東西半球、陸地、海洋、南北極、赤道等，並註明經緯度，展現了中國國內及毗鄰國家所有主要山脈的走向及高度，標示出中國的真實形態和天文位置。

在仙花寺首層落成之日，利瑪竇將這幅地圖掛在聖堂的牆壁上，隨即引起轟動：原來中國之外，還有一個龐大得驚人的世界。王泮第一次見到整個世界的縮影，驚嘆之餘，大惑不解：「怎會有這些縱橫交織的網呢？」利瑪竇申辯道：「這些縱橫交織的網線是西方繪圖學上的經緯度。據我計算，肇慶的經度距離福島以東約124度……」一個月後，利瑪竇畫出了一張用中文標註地名的世界地圖。王泮仍對將堂堂中華帝國置於一隅表示不滿。

利瑪竇清楚自己要在中國傳教播道，就要尊重和理解中華主流文化，迎合傳統觀念的需要。他只好改變原有設計，不再拘泥於西洋的繪圖畫法，將太平洋放在正中，易名為《山海輿地圖》。《山海輿地圖》受到了王泮及一些開明士大夫的極力推崇，也成了利瑪竇能繼續留在中國傳教的重要籌碼。王泮親自督促雕版刊印，但「不願賣給任何人，而只把它當作重禮，贈送給中國有地位的人」。

《山海輿地圖》提出了「地圓」之說，無疑極大地拓展了國人的視野，這對中國「天圓地方」的傳統觀點是一次有力挑戰，也激起了中國學者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熱情。利瑪竇開創了西方地圖學與地理學傳入中國的先河，使中國的地圖學從此步入科學的正軌。

第一座機械自鳴鐘

利瑪竇既是人文研究者和歷史學家，又是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還是一位機械工程學家。他踏足肇慶後，在仙花寺安裝了一個從西方帶來的自鳴鐘。人們見了覺得非常奇怪：這大鐘毋須人用手敲擊，怎麼竟會自己發出聲音來？

王泮問利瑪竇：「平日，我們讀書人計時的方法，有的人用自己的沙漏，有的人用漏壺，你們這自鳴鐘怎麼計時？」利瑪竇曾將中國與西洋的計時方法作過認真的對比，答道：「你們將一晝夜分為十二個時辰。一個時辰等於我們西方所講的兩個小時。亦即是我這個鐘要走完兩個大圈。」王泮追問：「你們為什麼把時間定得那麼急？」利瑪竇笑道：「是你們將時間定得過慢。這樣，干起活來就缺乏緊迫感了。」王泮覺得他講的話有道理，對自鳴鐘更生愛意。他對利瑪竇初來乍到時送給他的自鳴鐘儘管愛不釋手，但還是及時退還給對方。當知道利瑪竇他們要返澳門述職時，王泮終於按捺不住，上門托他在澳門代購一座可裝在木匣子內的自鳴鐘。澳門當時正「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和金融的挫折」，經濟十分蕭條，羅明堅所帶銀兩很少，無法在澳門買回價錢昂貴的自鳴鐘，但又覺得不能令王泮知府失望，在窘境下終於找到替代辦法：利瑪竇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機械師，又諳熟製造鐘錶的原理，可以叫他動手造鐘！於是，在澳門物色到一位制鐘工匠，還買了造鐘錶所用的齒輪、發條、鏈條及其他零件，寫了一封信，叫工匠隨船帶回肇慶。

利瑪竇帶著印度制鐘工匠和兩位中國五金工人，日夜加班加點，幾經失敗，中國內陸第一台國產機械自鳴鐘終於在肇慶的「仙花寺」內製作成功。利瑪竇製作機械鐘錶的水平從此有了質的飛躍，後來他在北京成了朝廷御用的鐘錶修理師。

第一部中西文辭典《葡漢辭典》

利瑪竇曾在葡萄牙布拉大學學習葡文，但他在澳門初次接觸中文便感到頭疼：方塊的象形文字，輔音特別少，詞形沒什麼變化。最為難學的是四聲，聲不同，儘管字音相同，但這個字所表達的意義全不一樣。

利瑪竇深知倘若語言文字不相通，中西交流的大門將永遠關閉，自己進入中國也難於完成使命。他在澳門「聖萬迪諾新信徒學校」學習了13個月中文，來到肇慶後，更加刻苦地學習漢語。羅明堅比利瑪竇早四年來到澳門，是歐洲第一個學中文的人。利瑪竇有空就和羅明堅在一起，互相討教，既學地方語言，又學官話。由於勤奮好學，利瑪竇的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來肇慶才兩年，他給阿桂委拉神父寫信時已欣喜地說「目前已可不用翻譯，直接和任何中國人交談了」。

在肇慶，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了一篇名為「中國紀事」的信向澳門耶穌會彙報進入中國大陸的感受，他說：「中國這個地方實在是很漂亮，也很有活力，簡直像是一個花園，根本無法用畫筆來形容。」此信的原件現存於羅馬耶穌會。

1583年至1588年間，利瑪竇與羅明堅合作，經過不懈努力，編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辭典《平常問答詞義》即《葡漢辭典》。

《葡漢辭典》整部書稿198頁，包括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學者楊福綿研究後認為「《葡漢辭典》中的羅馬字注漢字音，是漢語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後世一切漢語拼音的鼻祖」。

這部辭典使用了許多明朝末年社會流傳的語彙，是研究明朝晚期語言學的寶貴材料。《葡漢辭典》無疑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也是漢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可以說，自從《葡漢辭典》在中國的肇慶問世，就等於打造了一把開啟中西文化交流之門的鑰匙。

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萬曆二十年(1592年)，大劇作家湯顯祖在肇慶與利瑪竇相遇，利瑪竇還向湯顯祖請教中國的音律。利瑪竇在肇慶六年，經過學習積累和不斷探索，不但創立數個「中國第一」，還為日後北上到韶州、南昌、南京，直至赴京面謁萬曆皇帝，開拓事業，奠定了必要的語言與文化基礎。

1591年11月至1592年11月，利瑪竇在中國儒生的幫助下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利瑪竇進入中國時，帶來了三稜鏡、望遠鏡、地球儀等西方先進科技器物，他用漢語譯著的作品涉及天文曆法、星相學、數學、幾何、力學、西醫學、地理學等多個領域，他向中國介紹西方科學文化成果和思維方式，又將中國的四書、五經、《本草綱目》等名典巨著翻譯成拉丁文，向西方世界推介。

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年僅58歲。在中國前後生活的28年間，他為東西方進行世界性的對話作出了努力，為全人類作出了貢獻。有學者稱他為中國基督教之父、西方漢學的創始人、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義大利馬切拉塔市為他而驕傲，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市政廳掛著他戴中國儒生帽子的畫像，市圖書館有他的浮雕頭像。

上世紀90年代，馬切拉塔市的市民懷著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用青銅鑄造了一個高約兩尺的利瑪竇頭像送給肇慶市，這青銅頭像現珍藏於肇慶市勒竹圍的天主教堂內。

（作者系廣東省政協委員、肇慶市作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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