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變遷

文史 04-09

打牲烏拉，滿語動「布特哈」烏拉，漢意江河漁獵之地。清代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位於今吉林市龍潭區烏拉街滿族鎮。

明未，烏拉國逐步征服了松花江南北及牡丹江以西的女真各部，成為海西女真中一支強大勢力。九部聯軍古埒山一戰敗北，揭開努爾哈赤進征烏拉的序幕。1613年，攻其城，滅其國。從此烏拉地方成為清朝發祥之地，

順治元年（1644），遷都北京後，分別在烏拉和江南的南京（江寧）、蘇杭二州建立四個朝貢衙門，江南三州為織造手工業的朝貢機構，而打牲烏拉則是納貢方物特產的朝貢機構。

烏拉地方早在設置打牲衙置前就己設立了「烏拉地方嘎善」，從琿春前來的「嘎善達」是訥音富察氏邁圖，1657年，清庭又設置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主要負責皇室的衣、食、住、行等各項事物，邁圖轉而就任第一任打牲烏拉總管，主要負責人蔘、貂皮、東珠、鱘鰉魚、蜂蜜和松籽等地方持產的採集和管理。

總管衙門初沒時位於烏拉街舊城（今舊街），1704年，因地勢較窪常出水患，經時任總管穆克登將軍報請，於1706年遷移舊城東高埠之地建置新城，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搬移於新城東部，下設總管、翼領、領催、珠軒達得管理官員，並設立打牲烏拉八旗。

清代建國後，對於皇貢，制定了獨特的壟斷制度，即在利用戶部徵收貢品之外，由朝廷內務府在地方設立衙署，為宮庭消費直接生產皇貢，其下有專事生產絲織品的江寧、蘇州、杭州織造衙門，有采捕東北家鄉、以漁獵文化特產為主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有清一代，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都是直屬清內務府管轄的、專為皇帝納奉特貢品的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它同一般的府、州、廳、縣衙署的設置的區別，是實行中央與地方的雙重統治，因之打牲烏拉就成為朝廷直接經營的東北物產的采捕中心、生產中心。這是清王朝企望保存對祖先的漁獵傳統精神、保持滿族對東北家鄉珍貴的漁獵物產的繼續獨享，而採取的壟斷措施，是中國封建專制王朝下建立的「經濟特區」。

打牲烏拉總管衙門

《吉林通志》記載：烏拉古城「遠迎長白，可謂五城鎖鑰，近繞松江，乃是三省通衢」；「五城鎖鑰」、「三省通衢」的評價，系指烏拉在吉林、東北地區歷史上，形勢、地位之重要。自長白山奔瀉而下的松花江，穿越叢山峻岭，漸入平川處，經吉林市城區，沿龍潭山岸北上數十里的這個烏拉古鎮，民風淳樸、物產豐饒、聞名遐邇，今稱吉林市龍潭區烏拉街滿族自治鎮，它曾是清代為皇貢而設的特區----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所在地。

打牲烏拉,又稱布特哈烏拉。薩英額在《吉林外記》中說:「布特哈,譯言虞（漁）獵也;烏拉,江也。故有打牲烏拉之稱。」「打牲烏拉」之命名，即取其寓意於漁獵文化的本質。

近年，著名的民族文化學家富育光先生在整理、研究滿族說部《薩大人傳》時發現，早在努爾哈赤從赫圖阿拉城崛起、入主中原之前，「老汗王在世時，十分羨慕烏拉部。認為烏拉部的領土廣，有東海，又有松花江，不用愁衣食之源。」2）曾向子孫、近臣提出要在烏拉「建立後勤保障基地」的設想，此後，皇太極曾去烏拉圍獵、視察，去實現努爾哈赤的夙願和遺訓。他曾在烏拉親下特旨：「烏拉系發祥聖地，理宜將所遺滿、漢旗仆原屬……在烏拉設置安官，……捕貢兵丁，由京都總管內務府分司節制，不與駐防衙署干預」3），富育光先生指出，努爾哈赤當年的夙願，到皇太極開始考慮實現「長遠之策進而確保後來大清所需永續的事業」，遂正式辟烏拉為皇室漁獵納貢的特區。順治十四年（1657）成立「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總管定為六品，順治十八年（1661）升格為四品，康熙三十七年（1698）定總管為正三品，總管地位一再升格，反映了清廷對這一皇貢機構、經濟特區的重視。自清初首任總管邁圖始，至宣統元年(1908)末任總管烏音保止，歷36任總管。

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有品位的官員69員，其中總管（三品）1員，翼領（即輔堂，四品）2員，分左右兩翼，協助總管統理衙署事務。5品翼領4員，分管采、捕魚等業務。1翼分4旗，每旗設驍騎校1員，計16員。其他46員。領催以下的官兵4276名。其中領催28名，珠軒頭目111名，鋪副138名，打牲丁3993名。對下分上三旗、下五旗,管理著打牲丁采捕、進貢等事宜，又管轄五個官莊,稱五官屯,直接納糧。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所轄土地範圍涉及今吉林省永吉縣中部、北部、舒蘭縣西部、九台縣東部、榆樹縣南部以及蛟河、雙陽部分地區,管界周圍五百里，村屯二百多處，男婦五萬餘口，實行了一整套具有獨特的政治經濟的統治和剝削形式。4）

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負責的貢品主要為東珠、鱘鰉魚、貂、虎、鹿、野豬、熊等漁獵產品；其他還有鷹、雕、鸛、鵲鳥、鴿子、寒鴉、雀、雉等飛禽；有人蔘、百合、山藥、韭菜、小根菜、松子、松塔、魚筍及靰鞡草等野生植物；有小米、稗子米、鈴鐺麥、高粱米、蕎麥等農作物；有蜃、鱉、細鱗魚、鱒魚、鯕魚、鯉魚、草根魚、翅頭白魚、蝶鱸魚、及「三花五羅」等，所謂三花五羅，即鰲花、鯿花、鯽花和哲羅、法羅、雅羅、銅羅、胡羅等八種淡水魚的統稱。

一些吉林的土特產品也列為貢品，諸如：御膳專用品的松子；蛟河煙，《吉林外記》中記載：「煙，……惟吉林省最佳。吉林城南一帶，名為南山，煙味艷而香；江東一帶，名為東山，煙味艷而醇；城北邊台煙為次，寧古塔煙名為台片。獨湯頭溝有地四五垧，所生煙葉只有一掌，與別處所產不同，味濃而厚，清香入鼻，人多爭買。此南山、東山、台片、湯頭溝通名黃煙。」黃煙歷史上也稱「南山煙」、「關東煙」、一直是向皇帝獻納的貢品；九台其塔木鄉產的、有很高經濟價值的田雞；早在康熙年間就曾進貢大內的寒蔥，辛溫、微寒、熟吃色澤鮮艷，味美可口，據說伊通寒蔥頂子的寒蔥每采必以山下燈桿河水沖洗，快馬七天，送至京城，即或暑日也不腐不枯。農作物中，烏拉街楊屯村附近舊街的白小米，俗稱「稷米」、「御米」，顆粒整齊，色白髮亮，口感香甜，老百姓是吃不到的，全要進貢獻到皇宮……。

總之，在滿族的東北故鄉，無論是天上飛的，地上長的，水裡游的，凡皇室需用，皆為貢品。有學者統計，打牲烏拉衙署貢品種類：按其品種的用途可分為食品、祭品，裝飾品，藥品、軍用品和其它用品等等，共有200種以上。5）各色各樣的貢品，供皇室祭示、享用，也企圖保持努爾哈赤後代，永遠不忘祖先基業。

作為朝庭設三品官員管理皇貢的重鎮，烏拉的建築也極具滿族風格，彰顯著北方地域文化的民族特徵。烏拉古建築向有「八廟四祠三府一街」之說，八廟即：三霄殿和圓通樓、保寧庵、觀音閣、山神廟、關帝廟、城隍廟、財神廟、藥王廟；據清末拔貢成多祿為《重修圓通樓碑記》撰文，以及圓通樓樓前鑄鐵鼎爐上鑄有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監製」字樣，可知此樓年代之久遠，香火之盛。四祠為將軍祠、倉神祠、昭忠祠、松江第一祠。三府分別為清代打牲烏拉第十三任總管索柱和第三十一任總管的趙雲生的府邸的薩府和後府，以及曾是張家口都統王魁福衣錦還鄉時的魁府。青磚瓦房、磨磚對縫、飛檐翹脊、典雅古樸，融合了北京四合院的布局特點，具有清代八旗居民二進四合院的特色。

清代十二位皇帝中有五位在烏拉留下足跡，「康雍乾盛世」時，以有兩位皇帝先後的幾次東巡，親臨吉林烏拉，留下的盛世華章，使烏拉十分顯耀。康熙皇帝玄燁在烏拉寫下了《松花下放船歌》等燴灸人口的名詩；乾隆皇帝弘曆，寫下了《駐蹕吉林境望叩長白山》、《松花江》等數十篇詩歌，而其《吉林土風雜詠》12首，則是專寫吉林鄉土風情的佳作集錦，其序有云：「吉林在盛京之北，我朝發祥所自。舊俗流傳，有先民遺風焉。甲戍東巡，駐蹕連日，江城山郭，廬旅語言，想見歧幽式廓之始。諮詢風土，拈二字成語者為題，得近體十有二首，聊記一二云爾。6）「土風雜詠」對吉林漁人的小船（威呼）、捕獵人的木屋（呼蘭）、爬犁（法喇）、小弓（斐蘭）、盛裝水、酒的木筒（施函）、糠燈（霞綳）、土產紙（豁山）、農村婦女兒童的玩具嘎拉哈（羅丹）、樺皮屋（周斐）等等極具吉林風情的方物，狀物寫實，細緻逼真，使烏拉文化倍增光彩。

貢山貢河的劃定

東北各民族錯落雜處，滿族入主中原，視東北為自已的故鄉。為了保持滿族固有的尚武精神和騎射本習，不忘祖宗舊制舊俗，更主要是獨享東北豐富的資源、防止漢化，清代在東北實行封禁政策。封禁政策緣起於崇德，醞釀於順治，形成於康熙，乾隆五年（公元1740）以後，全面禁止漢人進入東北。咸豐十年（1860），因為面臨沙俄的侵吞，清廷開始解禁，同意移民，直隸、山東等無地與少地的漢族農民紛紛進入東北，「闖關東」，開墾土地。光緒十年（1884），開始全面解禁。光緒三十三年（1907），設立黑龍江等省份，不得不承認東北漢化的事實。

在清王朝長達200多年的統治下，東北的大地、山川列為皇家私產，擔負著專為皇室納貢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不僅要為皇帝管理土地，也要管理河山。康熙十二年(1673)，制定禁獵法規，"在禁河內采捕蛤蜊及采蜂蜜、捕水獺，偷采東珠者，照采人蔘例，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者枷兩月，鞭一百"。在山林周圍設置許多卡倫，檢查入山之人。乾隆六年(1741)五月，頒布了針對吉林地區的封禁令：「吉林等處系滿洲根本，若聚集流民於地方實無裨益。應如所請，伯都訥地方，除現在民人，勿許招募外，將該處荒地，與官兵開墾，或作牧場。再者，出產人蔘、東珠之吉林江及與長白山、烏蘇里等處相同之水旱道路，向來不準行走，應令該將軍、府尹等嚴行查禁。」7)

《打牲烏拉地方鄉土志》記載，清政府為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划出了「貢山」、「貢江」，「管界周圍五百里嚴禁山河」，打牲烏拉采捕轄區,東以拉林河為界,西至煤窯廠,南由橫道河子起至磨盤山止,與吉林搭界;北由邊外二道河起,至團山子止,與伯都訥界毗連.沿松花江周圍方圓560餘里；於「貢山」或「貢江」與相鄰府州交界處，立貢江、貢山碑為界，以管理所轄區域；在封禁區內的山區、即貢山之南、北兩側的通樞地帶，立有打牲烏拉貢山南界碑和北南界碑，明示「烏拉總管衙門為勒碑刻名，整理山河」，嚴禁界內盜伐山林，私墾土地，偷釆物產等等。惜年代久遠，貢山界碑今已無存，但兩碑之全文皆存於「鄉土志」。

光緒十三年（1887），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為捕撈鱘鰉魚、墾荒等事，與蒙古多爾羅斯公在松花江及其支流巴延河一帶經常發生爭執，由吉林協領、烏拉翼領，會同蒙古王公協商，在今榆樹、舒蘭、九台與德惠四縣交界處、即今德惠縣朝陽鄉朱家垞子東一華里的黃魚圈，立了一座《貢江碑》，碑文詳細地記下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自乾隆以來在此處的設「魚圈一處、魚營兩所」等情況，又經詳細會勘，確定了新的管轄界定範圍，將有關地區「撥給鳥拉，永為捕貢之區」，如此「分定界址，永絕葛藤」。8）

打牲烏拉漁獵活動涉及東北地區廣大的山河資源，需跨省府界區作業，故在捕打之前，要由吉林將軍和烏拉總管聯合發給憑證，方可從事采捕。清代統領吉林、東北兵事的將軍、掌管八旗行政事務的副都統等軍事、行政長官，或吉林將軍所轄的吉林協領，有時也兼任打牲烏拉總管，以這種地方軍政合一的機構，去完成朝貢任務；划出的「貢山」、「貢江」，地域相當廣闊，涉及到東北地區北部的絕大部分河流及沿江山嶺和平川，「南至松花江上游、長白山陰（今吉林省通化、白山、延邊地區）；北至三姓（今黑龍江依蘭縣）、黑龍江、璦琿；東至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縣）、琿春、牡丹江流域。上下數千里，流派數百支。」領內有22處采貢山場和64處採珠河口，采捕範圍發展到涉及吉林、黑龍江，最遠可達烏蘇里江下游，包括庫頁島。

茲舉其64處採珠河口如下：(1)吉林城所屬境區的採珠區：有伊通河、柳春河、三吞河、佛多霍河、法河、書敏(蘇密)河、吉爾薩河、滾河、輝法河、恰庫河、托、哈那爾琿河、緊河、大圖拉庫河、額和訥音河、尼雅穆尼雅庫河、霍通尼河、富爾戶河、薩穆溪河、色勒河、穆欽河、斐依戶河、拉法河、溫德亨河等，計二十三個河口。(2)寧古塔城所屬境區的採珠區：有噶哈里河、鄙勒琿海蘭河、布爾哈圖河、朱魯多琿河、馬爾呼里河等，計五個河口。(3)三姓城所屬境區的採珠區：有海蘭河、薩爾布河、舒蘭河、阿穆蘭河、烏蘇琿河、倭肯河等，計六個河口。 (4)阿勒楚喀城所屬境區的採珠區；有拉林河、阿勒楚喀河等，計二個河口。 (5)黑龍江璦琿城所屬境區的採珠區：有呼蘭河、通肯河、西北河、吞河、多畢河、二批河、綽羅河、孫河、占河、阿爾欽河、霍勒斌河、呼瑪爾河等，計十二個河口。 (6)齊齊哈爾、墨爾根兩城所屬境區的採珠區：有妥新河、吉金河、阿倫河、雅勒河、綽勒海、努敏河、畢拉河、澤斐音河、某河、胡俞爾河、達巴庫里河、固里河、嫩江源、那俞爾河、鄂多河、訥莫爾河等，計十六個河口。(7)五常堡城所屬境區貢山採珠捕魚混採區：有東河、舒蘭河、霍倫河、朱奇河、拉林河、溪浪河、三岔河、都林河、黃泥河、大口頭河、牡丹江等，計十一個河口。(8)陶賴昭站通場所屬的蓄養鰉魚區：有如意渚一處。(9)蒙古扎薩克公所屬的蓄養鰉區：有長安渚、巴延渚二處。(10)吉林城所屬的蓄養鰉魚區：有龍泉渚一處。此外，於咸豐年停捕的屬於吉林城屬的捕魚區有輝法河、吉爾薩河、佛爾霍河、交哈河、穆欽河、斐胡河、包勒河、薩莫溪河等。9）

清王朝面臨垮台前夕，宣統元年（１９０９），當時的打牲烏拉翼領衙門，曾主持繪製成打牲烏拉捕貢山界全圖一幅；宣統三年（１９１１），己更名為打牲烏拉旗務承辦處，惟恐江界「日久年淹，無所考據」，繼之又繪製成打牲烏拉捕貢江界全圖一幅。全圖是手工繪製的彩色地形地貌圖，１／６００００比例尺，配有圖例和文字說明。這兩幅圖分別記錄了自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捕貢山界與江界的變化及範圍，反映了清代吉林打牲烏拉捕貢的歷史，以及清朝廷捕魚進貢的傳統體制，在清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皇貢律規

中國封建王朝，國家掌握著大量的國有土地，清代對這些國有土地，除分封賞賜功臣勛貴、或用於屯墾、或向百姓授田均田外，獨對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採取了軍政合一的直接經營的方式。清庭內務府下設立了都虞（漁）司，管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以實行對松花江等諸江河以及沿江山川漁獵文化產品的直接控制與壟斷。

清初，律例並行，一仍明舊。故例之頒行天下，多為律規、條例、事例等，以後律規、條例普及於各部署，除按清代制定的中國社會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以及《清會典》外，又在內務府七司、三院中制定了包括《總管內務府都虞司現行則例》，按清法治理烏拉。

《總管內務府都虞司現行則例》輯集了自清初至咸豐年間，都虞司的律規，於咸豐二年印成文本下達。都虞司，原為尚膳監，順治十八年（1661）改為采捕衙門，負責漁獵采捕諸事。康熙十六年（1677）改為都虞司，成為不僅負責采捕，同時掌管內務府三旗禁旅和武職官員的考核、任免及其俸餉賞恤的機構。清朝廷把打牲烏拉人作為其「包衣」（滿語：家奴、奴僕之意）、「打牲丁」、「珠軒丁」等，編入旗籍。烏拉的打牲丁地位低下，一切苦役都由他們承擔，他們不得遷居，不得從事其他行業，惟一的義務就是為皇室采捕貢品，名義上是皇室在冊的旗民，實際上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隸。都虞司制定出采捕各項律令，對採珠等隱匿者，不論多寡，份量輕重，即在該城「永遠枷號」，知情不報者「鞭一百、流千里」，尤設對逃跑者「拒捕，即行正法」等嚴酷刑罰，使牲丁為其終身勞作。

清代重要的吉林地方志書《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記載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從三品總管起到4000名打牲丁止的詳細情況。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經濟制度，既不同於清代東北地區的官田，也不同於一般旗地和民地上的剝削，同清代江南三織造衙門中以雇募勞動為特徵，即給織局工匠以口糧和工價的待遇那種剝削，也有很大的不同。「志典全書」記載，該衙門除了五官屯是專門承種官地，交納皇貢、向衙門交糧外，廣大的珠軒丁、蜜丁、漁丁等，從事極其繁重的徭役勞動，每名牲丁每月餉銀只有五錢，後因物價飛漲，且「遇有差徭，別無款開銷，均系該丁自備資斧」，故又「每月加信銀五錢」，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增加到一兩。這每月一兩的餉銀，不但要作為「差徭的資斧」，到咸豐以後，「減改市錢二吊」發給，實際上又打成七折。如此，「不惟家屬無資養贍，置買衣裝、鹽醬、鐵木器械，勢必不敷，各丁難為，實不能周轉。」就是這樣七折八扣的餉銀，朝廷也連年拖欠。打牲丁勞累死亡後，還專門設置了仵作，予以驗屍。10）

「志典全書」記載，總管衙門中各階層的一些官吏腐朽，專橫恣肆，「不肖員弁，又籍差舞弊，橫肆貪掠」，本來名義上是為「稽查姦宄」，「輯拿逃凶、逃犯」而設的界官，「並未聞報獲一盜、查輯一匪，而作贓擾累之案，屢見疊出」。「志典全書」卷一《免裁界官》中就記載了阿勒楚喀、伯都訥等處界官「詐索錢文」，「誣良為盜，拷逼詐錢」，甚至於光天化日之下「強拉騾頭」等事實。11）

歷代清帝管理烏拉皆以自己的私慾和需要為中心，經常通過口頭或由都虞司下達文書制令，或有諭、旨，或有詔誥、硃批等，以絕對的權威，實行著皇權至上和皇權專制，控制和指揮著烏拉官員的任免、獎懲和升貶，以及指令貢品的品種、數量，生產與交納數額等等，為此，還建立了一套獎懲制度。超額完成者，給子獎勵，否則，予以懲戎。

「志典全書」卷二「采捕東珠」記載，珠軒八旗（上三旗、下五旗）總任務為1504顆，其中「上三旗五十九珠軒，每珠軒定例應交額珠16顆，共應充944顆。多得頭等東珠，每顆准抵五顆」，多得以下顆數相應准抵，「如額外多得一顆者，獎多得珠之牲丁賞給毛青布2匹，缺少一顆，將少得珠之牲丁責10鞭。」對管理人員，總任務以外，「多得30顆為1份，賞給總管、翼領彩緞各1匹，驍騎校1匹，領催等各按旗份內多得一份，賞給毛青布各4匹。如定額之外多得千顆，總管、翼領停其賞賜，准加一級，驍騎校、領催各按分數議賞。如少得10顆，定為1分，總管、翼領、驍騎校、領催等分別降罰，鞭責在案」。12）再如，規定捕魚，要春送3217尾，秋送2160尾，冬送鰉魚12尾，鱒魚18尾，各色魚800尾；又松子8700斤，蜂蜜6000斤等等。從總管到各旗直到牲丁，層層下落，超額獎勵，完不成任務懲罰。

歷代清帝視烏拉貢品為要事，常常對每件貢品的數量，乃至何時及如何運轉、交貢，甚至諸如貢山的每個山頭都出產什麼野果，什麼季節、日期、時辰采多少，什麼時間經何地、何衙署送到北京或盛京，用於何處做祭品等等，都要調查、親自督辦，做到有獎有懲，執法甚嚴。

烏拉所產松子「實大而芬美」，名甲天下，皇室每逢朔望供奉乾果必有松子，史載乾隆每天早晚都要吃松子。原來盛京內務府也每年入貢松子，額定年交松子金斗九石、松塔l 000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因「盛京產松山場相距路遠途長」，遂將其牲丁114名及貢松子任務一併移交給打牲烏拉，規定每年交松子15石、松塔1 000個，其中三分之二由打牲烏拉出派468名牲丁完成，三分之一由打牲協領衙門完成。康熙二十九年，烏拉總管滿達爾漢奏請：「本年松子未產，松子亦無餘存」，擬將松子以「折銀若干」方式呈進；經調查當時在京城商市上，仍有「由盛京山海邊來的」松子販賣，斷定烏拉總管「不盡心採取，一味愛財偷賣」，故駁回此奏，「著滿達爾漢等，將十五石松子准由該處買足呈進。」「嗣後倘逾期不交，即嚴行奏參重懲」。13）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捕珠超額千顆以上，康熙給總管穆克登晉陞一級，賞頭品頂戴，翼領賞五品頂戴。乾隆四十三年（1778），皇帝「大祀天壇」時，在正陽門外，看到魚市上賣的鰉魚的長達一、二丈，便對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進貢的鰉魚僅「四尺」極為不滿，認為該總管索柱「並不竭力捕打」，故把他革了職，降為翼領，並對該衙以下有關人員．逐個登記造冊，查辦懲處。以上事例，足見清朝廷對貢品的重視程度。懲罰中的鞭責，更反映出封建專制的殘酷本性。

皇貢：盛極而衰，在掙扎中消亡

清朝歷經「三朝盛世」之後，由頂峰逐漸步入下坡，封建的落後的生產方式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被封禁的東北經濟更加落後，處於「禁中之禁」的打牲烏拉，打牲丁被當作家奴來驅使，勞動力哪有絲毫的積極性，貢品生產與交納如江河日下，無法維持。即便是封禁中的生態也遭嚴重的破壞。如鱘鰉魚10年至20年才達到性成熟期，開始繁育後代，在它們尚未成熟時早已被捕殺，鰉魚越來越小，乃至於絕跡，皇室也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只好不依尺寸，甚至以齔魚等其他雜色魚充之。

在管理人員上，不得不啟用一些出身於下層的汊軍旗人士。如先人世居烏拉的漢軍旗人趙雲生，他從筆帖氏、倉官等小吏起步，經幾年後，任「驍騎校，升翼領。適奉旨開河捕珠。因停止多年，諸端廢弛，詔命嚴迫，總管某公束手無策」，雲生此時被委以重任，對捕東珠貢品任務規畫周祥，他親率牲丁「自松花江上游起，至黑龍江、愛琿止，上、下數千城，舟行暮宿，巡歷河口百餘日，採珠如額，循例呈進。」光緒六年（1880）奉旨授烏拉總管，入都覲見。」15）雲生升任打牲烏拉總管企圖挽救皇貢的頹勢，可以說是打牲烏拉這一清代納貢基地的迴光返照。

然而，清王朝已進入了行將沉沒的光緒時代、這條封建專制主義的大船，已是千瘡百孔，打牲烏拉即使啟用了某些能幹的人物來操盤，在驚濤駭浪的航道上掙扎，最終也難以挽回覆滅的命運。

自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亂」以後，清朝政府用大量白銀向列強賠款，導致國庫空虛。對於烏拉地方的應支領的俸銀，雖有其數，但不足應付，連年虧欠，官丁生活困窘。據史料記載，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三年間的虧欠程度是：1900年，全年打牲機構應領取白銀(主要用於俸祿)為兩，1901年，全年應領取白銀計兩，1902年，全年應領白銀計兩。以上三年中，清廷共虧欠烏拉地方官丁俸銀兩之多。在總管台春的竭力催辦下，清庭雖指定由盛京、河南、福建等地方官府暫行支付，但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僅得到外地付給的少數銀兩應付，於事無補。清廷連年虧欠打牲官丁勞務經費之事，致使烏拉官丁們差事疏荒，幾陷絕境。16）

宣統三年（1911），隨著清王朝的滅亡，「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與「烏拉協領衙門」兩署一併裁撤，合為「旗務承辦處」，從此，與整個清王朝興衰命運相始終，長達200多年之久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完成了它特殊的歷史使命。

如果說，打牲烏拉的皇貢歷史，留給我們的，本質上是中國封建主義的專制政權壟斷東北經濟命脈、獨享東北資源、殘酷盤剝人民、最終走向滅亡的歷史教訓；那麼，吉林古代各民族的先民們在這塊土地上，面對大自然的粗獷和氣候的惡劣、面對廣袤的田野和莽蒼的山林，去求生存、求發展，他們在寒暑不輟的漁獵和賭命山林的狩獵中，用狩獵、漁牧、農牧業的生產方式，表現出的智慧和天才，他們創造出的高超技藝，他們植根於歷史殘酷環境中，所形成的勇猛、樂觀、豁達的品格，仗義、豪爽，講義氣、重言諾的民族精神，是我們的寶貴的文化、精神財富，將在今天和未來，人類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發展中得到傳承，放著光芒。

注1），李東、李矛利：《東北靺鞨》89--90頁，200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注2），富育光口述、李桂華整理：《最早開拓打牲烏拉的富察氏》，關志偉主編《話說烏拉》62頁，200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注

注3），雲生纂：《打牲烏拉志典全書》序

注4），參見金恩輝：《談新發現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打牲烏拉志典全書］》，金恩輝著：《尋根記》，1998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注5），參見施立學：《烏拉街貢物文化在搶救與保護中發展》，《吉林日報》2009年4月16日

注6），轉引自張福有輯箋：《長白山詩詞選》第451頁，1998年時代文藝出版社

注7)，參見王建中主編《東北地區食生活史》第八章第一節封禁政策與東北地區食生產，2004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注8），雲生修：《打牲烏拉地方鄉土志》

注9），參見尹郁山編著：《烏拉史略》第頁，李樹田主編《長白叢書》之一，1993年吉林文史出版社

注10），11），12），同注3）

注13），雲生纂：《打牲烏拉志典全書》卷二

注14），雲生纂：《打牲烏拉志典全書》卷二「采捕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