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南昌北伐軍前線指揮部，總司令蔣介石迎來了一位意外到訪的上海故友。一番短暫的閉門密談之後，客人就匆匆離去。但在蔣介石眼中，侍從們分明看到了掩飾不住的喜色。

這是蔣介石一生至關重要的一次會面。不久後，蔣介石就徹底拋棄了此前貌似堅定的左派立場，放手在江西鎮壓共產黨，進而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後起之秀」的現實憂慮

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連戰連捷，先是汀泗橋、賀勝橋連場血戰打垮吳佩孚主力，奪取了武漢。緊接著又擊潰了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佔領南昌、逼近上海。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隨之急劇上漲，美國《時代》雜誌封面甚至形容其為「孫中山之後新升起的太陽」。但媒體和公眾眼中冉冉上升、意氣風發的形象背後，此時的蔣介石其實心事重重、充滿憂慮。

一方面，隨著北伐戰爭進程推進，湖南等地農民運動也空前高漲，大批地主士紳被鎮壓，導致北伐軍後方「士號於鄉、農怒於野」；而許多北伐軍軍官恰恰出身士紳家庭，其父母財產被盡數「革命」，使得這些軍官怒火衝天，北伐軍前線因此也暗流涌動。前方後方形勢迅速連接在了一起，一些士紳秘密串聯了軍人，正在籌劃絕地反擊。自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已經或明或暗地表達了政治立場右轉的信號，但憂慮自身地位及對軍隊的掌控力不足，始終不敢公開與共產黨及當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決裂。

另一方面，北伐節節勝利的同時，1926年12月，汪精衛率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自廣州遷往光復不久的武漢，但蔣介石強烈反對。對蔣介石來說，國都若不在南昌，不在他的軍事指揮之下，他「槍指揮黨，黨指揮政，政來管財，財來養軍」的這一套基本思路就行不通，他將會喪失眼下爭權的優勢，從此大權旁落、淪為政敵的俎上魚肉。

並且，汪精衛外表俊朗、氣質儒雅、雄辯滔滔，極具個人魅力，加上當年刺殺前清攝政王載灃及孫中山「總理遺囑」領銜起草者兩筆政治資產，是眾望所歸的孫中山接班人、國民黨內一號人物。

相比之下，蔣介石無論個人形象、資歷、聲望都遠為遜色，他唯一的優勢是掌握軍隊。但在黨內政治鬥爭中，他若一味依賴武力，反而會變成道義劣勢。

北伐時期的蔣介石

來自租界的神秘使者

恰恰在這個關鍵當口，那位神秘老者來訪，為蔣介石帶來了命運轉機。他是蔣介石的寧波同鄉密友、上海聞人虞洽卿。

虞洽卿，浙江慈溪人，14歲到上海當學徒，後來擔任德商魯麟洋行買辦、華俄道勝銀行買辦，1903年獨資開設通惠銀號，發起組織四明銀行，在上海商界赫赫有名。

虞洽卿是代表上海的「江浙財閥」群體來的。這是一群從20世紀初起就控制著上海經濟、並擁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商人、銀行家群體，幾乎全是浙江人或江蘇人：虞洽卿、張靜江、陳其美、張嘉璈、陳光甫……

這個群體發跡於上海開埠之初受雇於外國商人的買辦。由於長久作為外商採購的中間人，他們漸漸成了兼具中國傳統商業經驗、西方現代商業理念的近代商人，並在1917-1927年間上海華洋交錯、政府控制薄弱的天時地利中高速發展。

1925年，他們控制下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兩家銀行。此外，他們還掌握著上海銀行公會的14家銀行和84%的資金。可以說，他們從20世紀初起就控制著上海經濟，進而擁有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此時，他們派出虞洽卿拜訪蔣介石，是為了尋覓合適的「政治代言人」，直接動因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國民黨中央在廣州臨時會議上通過的這份宣言，明確提出「消滅軍閥、驅逐列強、收復租界、收回一切主權」。

虞洽卿

江浙財閥對消滅軍閥舉雙手歡迎，一直以來，江浙財閥都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積極支持者，早年作為孫中山背後的主要資金支柱，為辛亥革命的勝利貢獻了力量。但「收復租界」卻觸動了他們的根本利益。多年來，他們能夠持續高速發展，正是憑藉著租界游離於中國政治紛爭、遍地戰亂的特殊優勢。因此，租界被江浙財閥們視為個人生命財產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北伐公開提出「收復租界」的口號，這是他們絕對無法接受的。

此外，隨著北伐推進，中共領導的工會在各中心城市頻繁發動罷工，其中尤以產業工人集中的上海最為嚴重，這給資產主要集中在上海的資本家們造成了巨大損失，亦令他們深惡痛絕。

嚴峻的形勢催促著江浙財閥們儘快尋找政治代言人。他們渴望有一個強力政權能夠實現國家統一、經濟發展，但又不希望北伐帶給他們實際利益損失，因此，政治地位不斷上升、又顯露出強烈反共態度的蔣介石，便成為了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人選。

當年蔣介石、虞洽卿共同受令於孫中山參與籌建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歷史淵源，則更讓蔣介石在江浙財閥們心目中加分。此間，虞洽卿又對蔣介石進行了多次暗中考察，認為蔣介石「很講交情」，「對於浙東鄉誼看得很重」，這就更堅定了江浙財閥選擇蔣介石的決心。

一拍即合

此次虞洽卿主動找上蔣介石,代表江浙財閥表示願意給予蔣介石經濟支持，條件是蔣介石要保證上海安定、解決工人罷工、發展民族工商業等。

保護資本家利益、打擊共產黨同時打擊國民黨左派，也正是蔣介石眼下迫切想做的事，資金緊缺則直接束縛了他的手腳。加上此時汪精衛主導的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已箭在弦上，蔣介石正深感自己不足與汪精衛抗衡，迫切渴望有強力的經濟與政治支持，背後站著西方列強的江浙財閥恰好能全部滿足這些條件，於是雙方一拍即合。

其實，在北伐開始後不久，江浙財閥就已經開始對蔣介石的資助。像上海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等人，便曾不時密令南方一些分行給北伐軍現款支持。

張嘉璈，江蘇寶山（今屬上海）人，江浙財閥首腦之一。曾因抵制北洋政府的濫發貨幣要求而名動上海灘，人稱「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他曾在北伐軍打到江西時安排款項支援，一次就送去30萬。

和蔣介石的合作開始之後，江浙財閥給予的資金支持更為頻繁，且數額巨大。

1927年初，主持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四行聯合準備庫主任的錢新之（浙江吳興人），和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江蘇鎮江人），為蔣介石秘密籌款50萬元。身在北方的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江蘇淮安人）也籌集了40萬元勞軍費用，由錢新之轉交蔣介石。

另據中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統計，至1927年3月底，中行各分行對北伐經費的贊助已經高達549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