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 才是 清朝嚴打的軍中第一號「大老虎」

軍隊貪腐，是歷史上糜爛的一個方面。相關於其他範疇的糜爛來說，軍隊糜爛的手法並不複雜。以清代為例，軍隊中最普遍的糜爛方式有幾種：一是吃空額，就是軍隊中按編製應該有的兵士名額，實踐上有一局部有名無人，按名額領取的軍餉局部為軍官貪污。這種現象在清代十分普遍，不只在各省，就是在京城駐軍中也相當嚴重。1853年，一位高官就向皇帝彙報說，京師「步軍營額設甲兵共二萬一千餘名，傳聞如今空額過半」。二是剋扣兵餉，即軍官在向兵士發放軍餉、補貼時，不按規則足額發放，而是以各種名義扣減，貪為己有，有些則作為到上級那裡活動的經費。

三是在軍隊營房建立、採購軍用物資時，虛報數字，貪污入己。比方，雍正三年，大將軍年羹堯案發（詳見下文），四川提督岳鍾琪參劾年羹堯在陝西任內奏請在郃陽縣設置軍營，為建辦公場所，拆掉當地的廟宇，將其建築資料用來蓋樓，但財務報銷時卻按採購新資料上報，「浮開報銷腐蝕銀兩」。四是軍隊行賄，維護走私。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屢下嚴令制止鴉片，但禁而不止，其中最重要的緣由，就在於廣東水師官兵庇護（以至參與）鴉片走私，其視而不見，行賄所得變成一品種似收稅的固定項目——「土規」。所謂「土」，即煙土，也就是鴉片煙，「土規」就是鴉片走私販子受賄水師官兵（及海關官吏）的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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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軍隊平常活動中的幾種常見糜爛手法。除此之外，戰時軍隊會有新的糜爛方式，比方戰時軍用物資消耗難以核對，軍官常常多報消耗，多領軍費歸己；戰時掠取的財物，則常常不上報或少報，如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鎮壓安定天國起義，攻入南京後掠取了大量財物，很多都沒有交出，歸為己有。

這些糜爛手法，特別是吃空額、扣兵餉，都是中國古代歷朝歷代沿用的軍隊糜爛方式。至於「土規」，屬於鴉片戰爭前的共同現象，但軍隊維護走私，也是歷朝歷代都有的事。

上述軍隊糜爛現象並不複雜，也沒有什麼新意。比擬複雜和把戲創新的是軍隊高官，或說軍中「大老虎」的糜爛手法及其查處方式。這裡無妨以雍正三年（1725年）查處的年羹堯案為例。

年羹堯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授內閣學士，同年九月任四川巡撫，後因朝廷對西藏、青海、甘肅等地用兵，年羹堯累有功勞，疾速陞官，先後任四川總督、定西將軍、川陝總督、撫遠將軍等職。至雍正二年（1724年），集大將軍、總督、太保、一等公等顯赫頭銜、爵位於一身的年羹堯，可謂威風八面、氣勢顯赫，是當時最有勢力的人之一，但不久之後，就成了軍中第一號「大老虎」。

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和刑部向雍正皇帝提交的年羹堯罪行，總共有92款大罪，包括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貪瀆罪18條，腐蝕罪15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

這些罪行中，欺罔罪多有官員選拔任用方面的糜爛問題。比方將秘書、顧問（當時稱幕賓）張泰基父子、趙士河的弟弟趙淇，以及本人的哥哥年法堯等，共18案，冒入軍功；在西寧軍前效能有功的實踐上只要62人，年羹堯上報109人；將退役的王治奇冒入軍功，選授安徽廣德州州判。此外，貪瀆罪中第一條是「題補官員，受謝儀四十餘萬兩」，即收錢幫他人陞官，明顯屬於買官賣官，40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按米價折算，將近如今2億元錢。

貪瀆罪、腐蝕罪多為貪污行賄實例，貪瀆罪中明白提及收受的銀子有近百萬兩，還有珠寶、玉器等貴重物品。腐蝕罪行更為驚人，包括冒銷四川軍需160餘萬兩，又加派銀56萬兩；冒銷西寧軍需47萬兩；運米4萬石至軍前，冒銷腳價（即運費）40餘萬兩；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銀14.9萬餘兩……假如這些指控都屬實，則貪污的錢有幾百萬兩銀子。其貪污手腕多樣，上述虛報濫支軍費，只是其中一局部。

對年羹堯的貪腐指控能否完整屬實權且不管，但年羹堯的貪心是不爭之事實，其家產之巨足夠驚人。雍正準備向他開刀前，先調動他的職務，將其從川陝總督調任杭州將軍。聽說，他被迫分開西安赴任杭州時，曉得大禍行將臨頭，趕忙分散藏匿資財，用載重1300斤的騾車233輛裝滿財物，分赴京城、直隸、湖廣、江南、四川、寧夏、山西、山東、蘭州等地。僅藏匿在西安知府趙世朗家中的，就有皮箱250件、板箱等231件。另外，他在直隸各州縣還置有地步近3萬畝、房屋1200餘間。僅在保定房產中，就藏有銀5萬餘兩、金首飾34斤、銀首飾286斤，及箱、匣、包等431件。由此可知，年羹堯家產驚人，就貪腐而言，是一隻「大老虎」毫無疑義。

不過，年羹堯落馬，主要還不是貪腐驚人。關於專制君王來說，對軍隊將領的第一請求是忠實。居功自傲，不夠聽話、征服、忠實，才是雍正處置年羹堯的主要緣由。這從92款罪行的位序也能夠看出來，大逆、欺罔、僭越、狂悖、專擅等罪名都比貪瀆、腐蝕的罪重。依照清代法律，貪污（當時稱「賊喊捉賊倉庫錢糧」）40兩銀子及以上，需問斬；現職官員行賄（當時叫「官吏受贓」），枉法者至80兩，不枉法者至120兩，要判絞監候。從貪污行賄金額來看，判年羹堯死刑是沒有問題的，但雍正說，92條中年羹堯「應服極刑及立斬」的有30多條，而貪污、行賄加起來只要2條。可見，處置年羹堯這隻「大老虎」，經濟問題固然也是大問題，但不是主要的。

雍正作為帝王頗有伎倆，處置年羹堯，採用了肅清外圍、製造言論、逐漸深化、瓮中之鱉的方法。先是在雍正三年正月、二月，暗示各地與年羹堯有過工作關係的軍政要員要切斷與年羹堯的聯絡；進入五月後，煽動文武大臣檢舉揭露年羹堯；到了七月，內閣等衙門開端上奏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國法」；九月，年羹堯官邸、住宅被抄；十月至十二月，檢查定案。

在處置過程中，雍正還嫻熟地運用傳統帝王心術。比方，表示「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成心降旨訊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請求他們「各秉公心，各持己見，平情酌議，應否作何處分」。官員們揣摩聖意，紛繁上奏年羹堯的各種罪行，最終總結出92款大罪。雍正則在官員的奏摺中寫下硃批：「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因種種敗露，不得已執法，以為人臣負恩罔上者誡」。並寬宥年羹堯「殊死之罪」，只是「令爾自裁」，年羹堯「雖死亦當感涕也」。總之，不只打掉了「大老虎」，還在言論上取得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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