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太擔心：特朗普稅改更可能傷及美國而不是中國

特朗普入主白宮100天前夕，其政府公布了一個為美國公司和家庭減稅的大綱。變革呼聲很高。美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千瘡百孔，同時，由於美國公司稅率在國際上較高，美國公司在海外囤積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現金。

不過白宮沒有公布官方對稅改所產生經濟影響的估計。該計劃設計模糊，意圖不完整。它的想法是保留靈活性，以便在國會討論時佔據主動。

特朗普總統的提議並不是一個廣泛的改革計劃，而白宮也沒有公布任何對稅改經濟影響的官方估算。這個計劃設計模糊不清，其想法是保留靈活性，以便在國會掌握主動權。當然，政府可能最終選擇減稅， 這要比全面的稅收改革更容易實施。

不過，特朗普的計劃對美國，以及對中國這種接納越來越多美國公司的新興經濟體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特朗普的計劃

從羅斯福的「新政」到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美國一直試圖達到歐洲19世紀晚期俾斯麥與工人階級合作的一種福利狀態。直到最近，累進稅在所有發達國家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美國，這一模式自從里根時代起就受到抨擊。今天，美國是G20國家中個人所得稅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表1a）。

由此可以理解，特朗普政府要把個人所得稅從目前最高39.6%的七個檔次，簡化為三檔（10%、25%和35%）。另外，還將削減資本利得稅、非公司商業稅及其他最高檔稅率，取消替代性最低限額稅、奧巴馬醫保附加稅和地產稅。據無黨派的美國稅收政策中心預計，最後一項（原文如此）每年隻影響到5300名巨富，但會在10年時間裡造成1740億美元的財政損失。批評人士預計，稅改計劃未來10年造成的損失總計將超過5萬億美元。

特朗普想利用債務來進行為期10年的財政擴張，以提供2500萬個美國新就業機會，恢復4%的經濟年增長速度。然而，稅改計劃意味著財政赤字擴大，儲蓄減少。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從累進稅向累退稅的轉變，而只有美國的經濟精英們能夠從中獲益，這批人佔總人口的1%，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的實際財富激增。其餘美國人則要因此受累，其中就包括特朗普的核心選民——江河日下的美國白人工人。

稅改計劃如何影響全球商業競爭呢？

表1 G20國家2006年個人及公司稅率

a. 個人所得稅率

b. 公司稅率

特朗普的計劃旨在討好美國企業

讓美國公司的海外利益和公司業務迴流

特朗普的計劃幾乎將美國的公司稅減半，降至15%。2016年，公司稅在主要發達國家（法國、日本、德國）約為30-35%，只有英國例外（19%）。在包括印度、巴西（35-34%）甚至中國和俄羅斯（25-20%）在內的所有G20成員國當中，美國現行的稅率（39%）是最高的（表1b）。這次大幅度減稅，將使美國的稅率甚至低於新加坡（17%）和香港（16.5%）等小型天堂城市。

通過削減公司稅，實施較低的一次性利潤匯回稅率，特朗普的計劃旨在討好美國企業。按白宮估計，這會讓美國公司的海外利益和公司業務迴流。特朗普來自高盛的顧問們（財長史蒂文·姆努欽、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加里·科恩）預計，稅改計劃的成本會由經濟增長來抵消。但實際上就連共和黨人也認為，這樣的減稅計劃不可能無條件在國會獲得通過。

中國和其他大型新興經濟體出現焦慮聲音

中國和其他大型新興經濟體出現焦慮聲音，擔心較低的美國公司稅率會讓美國公司離開亞洲。直到最近，它們還在擔心美聯儲即將加息，這導致它們出現了周期性資本外流。美國大幅度減稅也許讓情況變得更糟，其他國家難免針鋒相對地進行減稅，受到刺激的新興市場製造商會增加在美國的投資，同時減少對本國的投資。

美國公司出售主要股份（如麥當勞）或關閉部分工廠（如希捷）的一些傳聞，中國美國商會所說的1/4在華美國公司因成本上升和保護主義已經或者準備把業務撤離中國大陸，這些都增加了人們的憂慮。從理論上說，這些擔憂有一定合理性，但實踐上它們被誇大了。

特朗普的阻力

儘管作出許多政治姿態，但目前並沒有大量的外國公司離開中國或其他大型新興經濟體。只要發達國家依然陷入長期的停滯，只要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仍然三到四倍於美國或歐洲，時間就對新興經濟體有利。

其次，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貿易赤字始終是一個主要與亞洲有關的地區性問題，最開始是與日本，之後是與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再後是與中國。隨著中國的成本上升，新興的亞洲國家隨著時間推移將接棒，而對美國的貿易逆差也將傳導給它們。

第三，對那些依賴低成本從事生產的企業，遷移才更有吸引力。例如，自從廣東省2007年選擇向外遷出低利潤、高污染的紡織廠後，這類工廠開始出現在孟加拉國（目前公司稅率25%）、斯里蘭卡（15%）、印度尼西亞和緬甸（25%）等。然而對廣東省來說，這並不是損失，而是向更高附加值產業邁進的機遇，這也符合中國的經濟再平衡戰略。

第四，即使遷移能帶來某些好處，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也有可能出於戰略考量，不願遷走它們的核心業務。畢竟，越來越多公司的盈利能力有賴於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層。

第五，依靠先進的技術獲得收入的公司，希望保留它們在價值鏈網路中的地位。該網路的特點是把研發集中在中國，以便貼近全球創新前沿和全球最大的客戶群。

第六，中國已經不再像全球金融危機之前那樣，依賴於變化莫測的出口導向式增長。北京的外匯儲備已趨穩定，並增加到了3萬億美元以上，對資本外流的擔憂也有所減輕。

第七，由於鼓吹擴張性政策，特朗普正迫使美聯儲比它自己所希望的更快收緊貨幣政策。這可能導致利率上升，美元走強，反而不利於特朗普的擴張和保持美元弱勢。

最後，新政府上台100天，沒有消除自身的不確定感和反覆無常。特朗普任何有爭議的計劃，都勢必面對重重阻力。這些提議將在國會遭遇反對力量，會被稀釋，或者失敗。即使短期內成功，在特朗普時代結束後也將很快分崩離析。

如此說來，特朗普的迴流目標必須克服的阻力有新興經濟體的增長、與離岸外包有關的全球利益、低成本產業的「逐底競爭」、中國的創新轉型、特朗普的擴張與美聯儲緊縮政策的矛盾，以及白宮所面臨的執行困難。

有關即將到來的向美國迴流的報道，都太過草率了。如果有什麼的話，倒是特朗普的稅改更有可能讓美國陷入困境，而不是中國。

作者：

丹?斯坦伯克

Dan Steinbock

是Difference Group創始人，印度、中國和美國研究所（India China and America Institute）國際商務研究室主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新加坡歐洲中心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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