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獨狼式襲擊背後的複雜生態

撰文：王菁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911之後的世界，有組織的恐怖襲擊固然可怕，但近年來在歐洲發生的多起獨狼式也是讓人防不勝防。2016年，在法國尼斯和德國慕尼黑接連發生了兩起恐怖襲擊，一時間人心惶惶，慌張的情緒蔓延到了整個歐洲，不少政府都宣布要加強安保，控制難民的湧入。這些恐慌情緒也進一步促進了歐洲極右翼勢力在歐洲的滋長。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獨狼式襲擊是如今才發生的嗎？

歷史的發生看似偶然，其實不然。在2004年11月2日，荷蘭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襲擊案。這一當時看似不起眼的歷史事件，和現在歐洲接二連三的獨狼式襲擊有什麼深層的聯繫？一位具有歐洲背景的學者兼記者Ian Buruma在當時襲擊案發生之後，回到了他的祖國荷蘭，對於這樣一件當時被歐美大多數媒體忽略的事件進行了深入的調查。

調查的結果，正是對於今日歐洲困局預言式的警告。

1

2004年11月，荷蘭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兇殺案。一個26歲的摩洛哥裔荷蘭公民，在公共場合槍殺了阿姆斯特丹當地出名的反宗教主播兼紀錄片導演。現代荷蘭是以它的開放、包容、安全出名的。因為那次襲擊，整個國家都陷入了恐慌，過了很久才緩過來。

但是當時那起事件，在世界範圍內並沒有受到很多關注。我們可以想想看，2004年當中，世界上都有什麼新聞比較受到關注？亞洲禽流感蔓延，香港和中國大陸都疲於應對；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事件被曝光，布希政府公開道歉；歐盟大規模擴員，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經濟體和自由貿易區。就在荷蘭這個案件發生後的9天，巴勒斯坦民族權利機構主席阿拉法特去世，巴以衝突出現一些好的轉機。12月26日，就是聖誕節後第一天，印尼海嘯發生，才四五天事件，遇難人數就上身到了8萬，震驚了全世界。面對那麼多新聞，荷蘭這個只死了一個人的襲擊事件，看起來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也難怪沒有什麼人在意到它的發生。

但是，這時候，有一個人對這起事件發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就是我們在開頭提到的Ian Buruma。

Buruma本人，一半英國血統，一半荷蘭血統，生於荷蘭，長於荷蘭。23歲的時候，他覺得荷蘭實在太無聊，開始遊學。在日本，他學了歷史、中國文學、日本電影。八十年代，他以一名記者的身份在整個亞洲遊歷、報道。現在，他是紐約巴德學院的教授，同時給紐約時報、紐約客這些知名的報紙雜誌寫專欄文章。

2004年恐襲發生後，Buruma敏感地察覺到，歐洲這片生他養他的大陸，正在隱隱地發生一些很重要的改變，而這些改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現在才剛剛開始不久。作為一個荷蘭人，而且是一個資深的記者，一聽到這個故事，他決定回到荷蘭，深入調查這個被主流媒體忽視的事件。

我們知道，一個看似單獨發生的事件，背後的社會原因不一定那麼簡單。Buruma正是從一個案件入手，從一個看起來偶然的、個別的事件，去理解他的祖國荷蘭正在發生的深層變化。於是，在這個調查當中，他試著去還原殺手、被害者以及社會上其他人對這個事件的看法，從而看到當時歐洲社會正在醞釀的矛盾。

2

這起恐襲事件過程大致如下：2004年11月2日，一個叫做西奧·梵高的荷蘭導演，像阿姆斯特丹大多數人一樣，騎著自行車去上班。一個叫做布耶里的摩洛哥裔荷蘭青年，在半路上等著梵高經過。梵高先是被一槍射中，倒下之後又被射了幾次，還被隔斷了脖子。他的胸口上被一把小刀插上了一個小字條。

這個事件中主要牽涉了三個主要人物：西奧·梵高、穆罕穆德·布耶里和阿雅·阿里。我們一個個來看人物的社會背景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西奧·梵高（Theo Van Gogh） 出生在一個海牙郊區的富裕家庭。他的父親做的是情報工作，母親是有社會主義背景的作家。梵高從小就十分叛逆，還和小夥伴們一起做過挑戰當時主流的底下色情小雜誌。後來，他到阿姆斯特丹，想要做一個紀錄片導演，拍了一部主人和奴隸有關的電影，可是電影拍得很暴力，結局是奴隸把主人的一個眼睛打瞎了。他討厭宗教，不論是伊斯蘭教、天主教還是猶太教，都沒能逃過他的雷達。

在剛才故事中沒出現的但卻對這個事件有推動作用的關鍵人物，叫做阿雅·阿里（Ayaan Ali）。阿雅出生在索馬利亞，年輕的時候受到穆斯林兄弟會的感召，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虔誠的穆斯林。後來，家裡給她安排婚禮，對象是她的遠房親戚，她不願意，就逃到了荷蘭。在荷蘭，她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開始發生變化，成為了一名高調的政客。

一方面，她反對之前的家庭和宗教帶給她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她也不喜歡荷蘭自由主義派的那種態度。她認為，那種強調文化相對性的包容是一種政治正確性的表現，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兩相結合，她宣稱自己要成為一個伊斯蘭教當中伏爾泰式的人物，開始非常尖銳地批判伊斯蘭教當中的一些教義。

之後，阿雅找到了梵高，想跟他合作拍紀錄片。梵高很開心，覺得正中下懷。於是阿雅就寫了一個10分鐘的紀錄片腳本，叫做《屈服》（Submission）。 電影的內容是幾個戴著頭巾的女人，幾乎全裸。阿雅在劇本當中，把古蘭經上她認為與壓迫女性有關的內容，用投影機，投影到她們的身體上。

在介紹了梵高和阿雅的立場和背景之後，作者的著力點放在了穆罕穆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身上。

可能一想到獨狼式恐襲，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不學無術的青年。但是，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布耶里，摩洛哥裔荷蘭人。作為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但是他的父母來自摩洛哥的一個小山村。從摩洛哥當地的歷史來看，他不是正宗的阿拉伯人，他的祖先是柏柏爾人（Berber）。

伯伯爾人指的是西北非洲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現在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突尼西亞和馬里。在漫長的歷史當中，他們有過許多不同的名稱，而且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名字。英文當中把他們叫做Berber，其實是拉丁語中「野蠻人」（Barbari）的一種變體。在英法殖民擴張時期，這種稱呼成為了他們的代名詞。現在，人類學家普遍認為，他們民族成分複雜，一部分是從地中海往南遷移的歐洲人，另一部分是從撒哈拉往北的游牧民族。

布耶里在阿姆斯特丹南部郊區一個穆斯林聚居區長大，和大多數第二代移民沒什麼兩樣。而且，他就像大部分荷蘭人一樣，喝啤酒，交女朋友，看上去非常正常。 布耶里受過不錯的教育，在學校里讀書很勤奮，也很外向，他的老師同學都覺得他應該屬於能混到荷蘭主流社會的那種二代移民。

但是，慢慢地，事情就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了。布耶里一直都很熱心公益，做了好幾件有益社區發展的項目，都幹得非常用心。可是那些項目進行得很不順利。他一個月要定期接觸的荷蘭人大部分是福利國家的政府官員，有一些人負責給這些北非穆斯林移民發生活補助，有些人負責做登記工作。他開始問自己：為什麼明明出生在荷蘭，身份證上也是荷蘭國籍，可他還有身邊的朋友們、家人們跟其他荷蘭公民受到的待遇不一樣？他們為什麼要靠納稅人的救濟過著低人一等的日子？為什麼他這麼努力學習工作，卻始終受到隱性歧視，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

這些經歷讓布耶里開始思考自己到底是誰，從哪裡來，他的根在哪裡，信仰又是什麼。他開始慢慢變得自閉，有意無意地在網上搜索一些跟信仰相關的東西。很不巧，2001年之後，以塔利班為首的恐怖組織很擅長利用網路，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像布耶里這樣的年輕人。

壓死駱駝的往往是最後一根稻草，對布耶里來說，他母親的去世就是這根稻草。在各種機緣巧合下，布耶里的思想開始變得極端。他開始仇恨整個西方社會，尤其是在西方社會當中以開放著稱的荷蘭。在一個警察吸大麻、紅燈區合法的社會中，他覺得到處充滿了不尊重他的異教徒，而他的義務就是消滅他們。這時候，在公共媒體上公開反對宗教的梵高和阿雅，就成了他的首要對象。

2004年襲擊事件之後，很多荷蘭人覺得特別震驚。有人覺得布耶里可能是精神出了問題，但從整個過程來看，在刺殺梵高以前，布耶里冷靜地做過地形調查，手段殘忍而冷靜，完事之後也沒想要逃掉，而是留了字條，冷靜地離開。一個目擊者忍不住對他喊道：「不行，你不能那麼做。」布耶里停下了腳步，回到：「不，我可以，這樣你們這些人才會知道未來可能發生什麼。」

3

這些聽上去極像在電影里的鏡頭，真實地發生在現實世界當中。2015年，震驚全球的法國查理周刊事件，從本質上來說，幾乎和2004年荷蘭發生的這個時期一模一樣。實施獨狼式襲擊的都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二代移民，而受到襲擊的則是把宗教當作搞笑或者嘲諷對象的公眾人物。其中的原因，難道只是政客常說的大量難民湧入導致社會混亂嗎？

布耶里、梵高和阿雅的故事揭示了一個更為複雜的西方政治生態。二十一世紀初的荷蘭，看似高枕無憂，其實不然。據估計，當時荷蘭10％左右的人口是第一代移民，這些移民當中大多數都是土耳其和蘇利南人。所謂蘇利南人，基本上指的是當時荷蘭殖民地佔領的南美蘇利南這塊殖民地上的居民，他們很多都是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後裔。這些移民在移民到荷蘭以前，因為荷蘭殖民統治的原因，很多人都講荷蘭語，所以到了荷蘭之後比較容易融入當地社會。而那些土耳其裔的移民，悶聲發財，默默過著自己相對富裕的小日子。相比之下，摩洛哥移民，尤其是以布耶里和他父母為代表的伯伯爾人，就挪到了移民生態鏈的底層，成為了實質上的二等公民，甚至是二等公民中的低等公民。

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當時的布希政府向恐怖主義宣戰，並將伊拉克等多個國家列入「邪惡軸心國」（Axis of Evil）。2003年3月20日，美國宣布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暗中支持恐怖份子。借著這個理由，英美軍隊為主的聯合部隊，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單方面啟動了對伊拉克發動的軍事戰爭。伊拉克戰爭一開始，他們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和地面行動，命名為「斬首行動」和震懾行動。布希當時對著美國發表講話，表示這場戰爭會速戰速決。2003年4月15日，美軍宣布，伊拉克戰爭的主要軍事行動結束，聯軍「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但後來的歷史表明，那才是真正伊拉克戰爭的開始。之後的故事不必多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伊拉克戰爭留下的巨大政治真空，為更加極端的Daesh組織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在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荷蘭社會內部的矛盾以及極端組織的三重夾擊下，布耶里這樣的年輕人幾乎無處安身立命。在書中，Buruma用外科醫生般的精準和剋制，講述了一個充滿悲劇意味的預言式故事。平地無端，便不會起驚雷。一件在當時看起來並不起眼的事，正如一道閃電或是一個驚雷，恰是風雨前的警示。如果發生這些問題的社會，長期忽略這些警示背後的深層原因，沒有及時採取措施，就會造成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恐怖襲擊越來越頻繁，歐洲各國疲於應對，卻一直治標不治本。恐慌和誤解的背後，欠缺的正是反思和正視自我的力量。

參考書目

Buruma, I. (2014). Murder in Amsterdam. Atlantic Books Ltd.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