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亞父」的尷尬

中國文化傳統中有一個十分特殊而又奇怪的現象，這便是司馬遷所說的「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史記·六國年表》）從歷史的角度考察，棄英雄如敝履，殺功臣似飲茶的現象，其最早的例子也出自春秋時期的南方諸侯列國——吳、楚、越等國，那裡專制集權統治機制比較早地建立並開始運轉，於是屠戮功臣以鞏固君主集權也開風氣之先，早早粉墨登場，領導潮流了。楚國成得臣(即：子玉)、子反不得善終，吳國伍子胥銜恨而亡，越國文種大夫一命嗚呼，都是典型的事例。

這裡，我們僅說伍子胥。

公元前6世紀初爆發的那場吳楚戰爭，伍子胥和孫武一樣，是吳國大破楚軍，高奏凱歌的主要功臣。為了奪取對楚戰略決戰的決定性勝利，伍子胥向吳王闔閭提出了「疲楚誤楚」的戰略指導方針，將吳軍分為三支，輪番出擊，騷擾楚軍，麻痹敵手，創造戰機，制敵於死地。

這一方針為闔閭所欣然採納，並且在具體軍事行動中加以堅決的貫徹落實。這樣六年時間實行下來，吳軍先後襲擊楚國弦、豫章等戰略重地，使得楚軍疲於奔命，鬥志沮喪，士氣低落。同時，吳軍這種淺嘗輒止，虛虛實實、半真半假、打了就跑的跡近「無賴」的做法，也給楚軍統帥部造成了嚴重的錯覺，誤以為吳軍的行動僅僅是武裝騷擾而已，斷定「小泥鰍掀不起什麼大浪」，因而忽略了吳軍這些「佯動」「搗亂」背後所包藏的大大「禍心」，放鬆了應有的警惕，到頭來終於栽了大跟頭。

等各方面條件成熟後，伍子胥與孫子等人一起，捕捉時機，輔佐闔閭指揮吳軍於公元前506年全面發起著名的柏舉之戰，正確選擇有利的進攻方向，「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孫子兵法·軍爭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兵法·計篇》）迅速穿越大隧、直轅、冥阨三關險隘（均在今河南信陽一帶），實施遠距離的戰略奇襲，乘隙蹈虛，風捲殘雲，重創楚軍，五戰五捷，一舉攻佔楚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郢都（今湖北江陵）。入郢之戰被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稱道為「東周第一戰」，它使得吳國一舉擊敗多年老對手楚國，給長期稱霸、顧盼自雄的楚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春秋後期的整個戰爭格局，為吳國的進一步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後，伍子胥又輔佐闔閭之子夫差，在反擊越國進犯的夫椒之戰中，統率吳軍長驅直入，連戰連捷，殺得越軍潰不成軍，幾近亡國。

可是，伍子胥在「西破強楚」、「南服越人」戰爭中的卓越貢獻，在輔佐闔閭父子過程中的全身心投入，並沒有給他的人生歷程帶來幸運。由於在夫椒之戰後是乘勝滅越，還是北上伐齊戰略方針的選擇上他與夫差存在著尖銳的分歧，更由於夫差本人的目空一切，剛愎自用，對伍子胥的傑出戰功懷有潛意識的妒嫉，夫差對伍子胥漸漸萌生了過河拆橋，殺驢卸磨的心思。當他看到伍子胥始終堅持南下滅越的初衷，知道伍子胥與齊國重臣有友好交往的消息時，不禁怒火攻心，氣不打一處來，遂下決心誅殺伍子胥這位吳國興盛的第一號功臣，派人給伍子胥送去屬鏤之劍，逼他自盡。

伍子胥手捧屬鏤之劍，回想自己一生坎坷經歷，念及輝煌功勛帶給自己殺身之禍的大冤惡遇，忍不住悲從中來，涕淚滂沱，沉痛地對下屬說：「我死之後，一定在我的墓上種植梓樹，使其可作棺木以埋葬吳國；再挖出我的眼睛，將它懸掛在吳都東門之上，讓我能看見越寇滅亡吳國這一幕吧！」說罷，他揮劍割喉，氣絕身亡。一代英豪終於做了黑暗君主專制制度下「殺驢卸磨」的犧牲品。

夫差聽說了伍子胥臨終前的遺言，更是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派人取來伍子胥的屍身，盛之以皮襄，拋入滔滔不絕的江水之中，以解自己的心頭之恨，使得這幕悲劇更帶上一則凄慘的「尾聲」。

伍子胥之死，當然是一出悲劇，導致這場悲劇發生的，主要責任無疑該由吳王夫差來負，然而，一隻巴掌拍不響，伍子胥在這中間也不是沒有問題，他的才華、他的處事，尤其是他的性格，至少在他與夫差的矛盾激化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伍子胥自然極有才幹，聰明睿智，深富韜略。當年伍氏遭遇滅門之禍時，伍子胥識破楚平王傳召的險惡用心，沒有像兄長那樣犯傻回郢都自投羅網，而是選擇了輾轉出逃，使楚平王的斬草除根計劃未能完全得逞。這種在生死關頭的沉著、冷靜，是成就事業的基礎，戰勝挑戰的本錢，可見伍子胥在政治舞台亮相伊始，便是一個極有主見，極有遠略的非比尋常的人物。

春秋時期大臣出奔是很常見的事情，但是對出奔目的地的選擇，卻能反映該人的政治智慧與鬥爭韜略的高下。伍子胥沒有逗留齊晉等大國，也不曾飄泊於鄭宋等小國，而是選擇了南方的吳國，實在是高明之至。因為他懂得齊晉等大國有的是各類人材，物以稀為貴，多了便不值錢，在能人扎堆成窩的那裡，自己想要立馬脫穎而出、出人頭地可是老大不容易，常言道：「寧為雞口，不為牛後」，去齊晉實在不是上策；宋、鄭等小國倒會熱情歡迎自己去投靠，做把努力，謀個一官半職也大有機會，可是這些國家都小了一些，根本不能成為楚國的對手，其主觀上也絲毫沒有向楚國叫板的膽量，自己去了那裡不等於是白白忙乎一場，父兄之仇又是猴年馬月可以報得！所以，鄭、宋等小國也無需成為自己考慮投奔的選項，而強大起來的吳國必然會與近鄰的楚國發生利益的衝突，雙方對江淮流域的爭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己要報父兄被殺之仇，必須藉助於吳國之手。而吳國要實現削弱楚國實力，取代楚國成為南方霸主，也必然離不開自己的幫助，必須藉助於自己的智謀。雙方之間合則雙贏，這個注，值得下。

伍子胥（電視劇劇照）

戰略的核心是高明地預判戰略形勢，在多種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中選定最合理的方案，正如流行歌曲《當愛情經過的時候》所唱的「到下一個路口，是向左還是向右，有誰來為我參謀」。戰略就是決定向「左」或向「右」的「參謀」。伍子胥作出了向「左」向「右」的正確選擇，證明他無愧為不世出的謀略大師，戰略學家。至於破楚之後吳國新的戰略主攻方向的選擇，伍子胥的識見和判斷也是完全正確的。當時，吳國要謀求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在「南服越人」或「北威齊、晉」兩個方向中作出正確的選擇。區別主次輕重，循序漸進，以避免兩線作戰，陷於戰略上的被動地位。

很顯然，伍子胥是最堅定的「南進」派。他認為，齊、魯等國對吳國來說，不過是「疥癬」之疾：「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國語·吳語》），「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史記·伍子胥列傳》），何足畏懼。反之，越國則是楚的盟國，長期以來為虎作倀，赤膊上陣，同吳國對著干，兵鋒咄咄，得寸進尺，有亡吳之心，實乃吳國的心腹大患。吳國只有首先徹底打敗越國，才能國基永固，霸業有成。總算蒼天保佑，吳軍在夫椒之戰中大獲全勝，此時滅越，有如探囊取物，不費吹灰之力。伍子胥自然不願錯過這樣的良機，所以堅持「宜將剩勇追窮寇」，要求夫差當斷則斷，把滅越大業進行到底。因為他心裡十分明白，越王勾踐不是等閑人物，其左右股肱范蠡、文種更不是省油的燈，眼下越國雖然遭受嚴重挫折，但是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死灰復燃，捲土重來。所以不能不一鼓作氣，乘勢一舉滅亡它，絕不能養虎貽患。另外，他認為滅亡吳國還可以確保他日吳國北進時沒有後顧之憂，避免出現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從戰略角度考慮，滅越也是當務之急。

伍子胥的意見沒有錯，他對吳國的忠誠也是無可置疑，可是為什麼他的好心不能得到好報？姑且不說其正確的主張未被採納，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給搭了進去，釀成最終的悲劇，這就不能不聯繫到他的性格弱點和處事方式了。

常言說，「性格即命運」。這一點在伍子胥的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從有限的史料記載來看，伍子胥的性格特徵是剛強有餘，圓通不足，他疾惡如仇，稟直而行，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過於執著，有時不免不識時務，僵硬固執，把明明是正確的意見或做法異化為不合人情，不可理喻的言行，引起旁人的反感，惹來不必要的麻煩。真所謂「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後漢書·黃瓊傳》）。

這一點他在攻入郢都後的許多做法上有鮮明的反映。在雙足踏上郢都土地的那一刻起，伍子胥就像瘋了似的實施最堅決的復仇。他這樣做，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的確，自己的父親和兄長慘死在楚王的斧鉞之下，自己則被迫背井離鄉，四處逃亡，歷盡人間的滄桑，嘗遍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身恨似海，讓人日夜銜思，怒火填膺，唯求手刃仇人，報仇雪恨。如今蒼天有眼，青山作證，自己終於以勝利者的身份踏上這片灑滿淚血的土地，讓人百感交集，萬般慨然。回想起當年的遭遇，不禁熱血沸騰，怒火中燒，悠悠萬事，唯此為大，這就是徹底復仇，一泄心頭之恨。

孔子說「以直報怨」，伍子胥不是不該復仇，問題是復仇的方式應該按常理出牌，能符合一般人的思維習慣與行為方式，能夠得到局外人的理解和認可。最高的原則，便是一切要適可而止，見好便收，切忌忘乎所以，失去方寸。按這個原則來對照伍子胥的復仇舉動，我們會覺得伍子胥這方面顯然做過頭了：統領士兵掘開楚平王的墳墓，親自鞭屍三百，並且「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大罵平王以泄憤恨，這的確是不顧社會輿論與影響，只圖一時痛快的行為，是典型的仇恨與怨忿蒙蔽理智的結果，這當然是很難為他人所諒解和接受的。當時就有人對伍子胥的鞭屍事件提出批評和質疑，可興頭上的伍子胥哪裡聽得進去，反而用「日暮途窮」可以「倒行逆施」的理由為自己進行辨解，這無疑是強辭奪理，錯上加錯。

以伍子胥這樣果決剛毅的個性，與同樣是剛愎自用的吳王夫差湊合在一起，雙方的隔閡與衝突乃是可想而知的。俗話說「一根樁上拴不得兩隻叫驢」，伍子胥如何能與夫差和諧相處？

更糟糕的是，伍子胥是和闔閭同輩的人，在夫差當朝中是典型的前朝元老了，對於夫差，他恐怕是會以子侄視之，扮演的是「亞父」的角色。而事實上，「亞父」的角色是最不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自己很有主見和才幹的子侄跟前，若是真的把「亞父」當作一回事，喜歡端起架子倚老賣老，指指點點，那麼，受後輩的冷落，甚至恚恨實在是遲早的事情，如項羽對待范增，這中間固然有陳平的離間計因素，可是如果雙方沒有芥蒂，這樣的小兒科手法又何嘗能夠得逞？其他像韓遂之於馬超，高熲之於楊廣，楊宇霆之於張學良，關係的破裂都可以歸結於這種「亞父」陷阱！

戰國形勢圖

伍子胥與夫差的關係似乎也有相似之處，夫差尊重伍子胥不假，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伍子胥可以自說自話，我行我素。夫差畢竟是成人，又打了像夫椒之戰這樣的特大型勝仗，正躊躇滿志，不可一世呢。可是伍子胥偏偏倚仗自己的功勛與資格，要對夫差的北上爭霸計劃說三道四，評長說短，要求夫差像孩子一樣聽信順從他伍子胥的意見，這當然會讓夫差感到很是沒有面子，心中的惱怒與抵觸是可想而知的，只是礙於情面，沒有馬上發作而已。如果說，伍子胥發表意見前，夫差還游離於南下或北上的兩難選擇的話，那麼，經伍子胥一激，他此時恐怕反而真的下了決心：就不聽你的嘮叨多嘴，你越是主張南下滅越，那我就不信這個邪，偏偏要北上中原，與齊、晉等大國周旋一番，看看在吳國究竟是誰做主人，誰說話算數。這樣一來二去，伍子胥自然被邊緣化了，甚至連生命都處在了危殆的境地。

其實，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伍子胥性格上稍稍圓滑一些，讓自己南下滅越的主張，借其他人之口說出來，自己不做出頭椽子，或者乾脆正話反說，故意去奉迎夫差的北征計劃，搞得不好，倒很有可能會使夫差臨事而懼，變得猶豫疑惑起來，以至於最終放棄這種戰略上明顯存在漏洞的選擇。可「亞父」型的伍子胥迫不及待摻和了進來，便使得事情愈發複雜化，完全走向了他初衷的反面。

伍子胥將兒子託付給齊國鮑氏撫養的行為，更使得他的死期迅速地到來。「狡兔三窟」，自我保護，給自己找個退路的做法本來無可厚非，可是在君臣關係已十分微妙的情況下再這麼做，卻等於是橫生枝節，火上澆油，使夫差坐實了對伍子胥建議滅越，反對伐齊動機的懷疑。在夫差看來，伍子胥這麼做，是「不忠」「懷有貳志」用心的大暴露，更何況他的「窟」是營造在即將征伐的敵手地盤上，實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誰知道伍子胥聰明一世，竟會如此懵懂一時，他死在屬鏤劍下，的確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伍子胥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強梁」是他顯著的性格特徵，可哲人老子早就說過，「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伍子胥的性格早已埋下了「不得其死」的根子。同時，伍子胥是元老，是「亞父」級人士，對這類人來說，在新的主子面前，最好的處世方式是遇上矛盾繞著走，碰上難題三緘口，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又「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艮卦》）。伍子胥呢，以他特殊的背景，則應該更進一步，做到「在其位，不謀其政」，這樣，他才有可能與雄心勃勃、剛愎自用的夫差相安無事。

然而，伍子胥畢竟不同於後世的長樂老馮道諸人，他不但要「謀其政」，而且有越俎代庖的嫌疑。這如何能讓夫差容忍，如何能讓夫差舒坦，雙方的徹底決裂是無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伍子胥將兒子託付給齊國鮑氏的秘密被揭露，這時候，伍子胥再是聰明，再是能幹，也是百口莫辯，一敗塗地了。

幻想用人力去主宰事物、操縱政治，只會使得一切變得混亂糟糕，走向反面，「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老子·第二十九章》），事與願違，種瓜得豆，「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正如老子告誡孔子那樣：明察秋毫者容易自蹈死地，這是因為其議論他人；博學多聞者容易危及自身，因為其批評他人。還是糊塗一些，不要固執，「毋以有己」，忘了自己吧（《史記·孔子世家》）。伍子胥無法做到「毋以有己」，再加上頂著「亞父」這樣不尷不尬的特殊身份，無怪乎是進退維谷、動輒得咎，從這個意義上講，伍子胥之死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能責怪他自己。可謂「理有固宜，勢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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