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鎖」不住的——中國早期的歐美遊記

說到遊記，一定想到馬可波羅；而「天朝上國」的華夏子民中，能像徐霞客那樣走走祖國山河大地的也不會很多，更不要說走出「閉關鎖國」到世界去逛逛了。但是，「國」總是「鎖」不住的，「睜眼看世界」總是歷史大潮，因此走出國門甚至到歐美各地的人還是不斷的，只是相對留下的記錄不夠多。這麼一來，早期記載外部世界的遊記也就很難得了，非「因公出差」的民間旅遊所見所聞更是珍貴。

清人樊守義（1682－1753年）的《身見錄》（約1720年）被認為是最早的歐美遊記，其實不然。至少1688年張鵬翮的《奉使俄羅斯日記》和錢良擇的《出塞紀略》，就是中國人旅歐的更早日記，可惜兩者都沒有留下對俄羅斯的詳細記錄。大概要到後來才補上這樣的遺憾。比如1712年圖理琛（1667－1740年）撫慰蒙古土爾扈特部，途經西伯利亞、伊爾庫次克等地，行程四萬餘里，歷時三年。歸國後受康熙帝嘉獎，用滿、漢兩種文字寫成《異域錄》，記載俄國風土人情、宗教習俗等等見聞，後被譯成法、德、英、俄四國文字。曹廷傑（1850－1916年）的《西伯利東偏紀要》，是他1885年奉使游俄歷時四月余，把遊歷見聞收入《游俄日記》，精選出一部分上呈朝廷而成，對國人認識俄羅斯有用，可比前邊那兩本日記為時已晚近200年了。

無疑篇幅不長的《身見錄》對了解當時世界有較大價值。作者樊守義（後來叫Louis Fan）是山西的一個青年教徒，有研究認為是在1707年他25歲那一年，跟隨法國人艾若瑟去了羅馬的（顧農：《最早的歐美遊記》，載《出版廣角》98－3）。不過，據義大利馬西尼（F．Masini）教授《現代漢語語彙的形成》一書的考證，他是跟隨義大利耶穌會士Francesco Provana（1682－1720年）去了歐洲。他們1709年1月14日離開澳門，途經南美洲，次年到達歐洲。1709年12月15日，樊在羅馬當了見習修士。十年之後，他與F．Provana一起回中國。1720年7月12日他們到達廣州，10月12日樊守義榮幸地拜見了康熙皇帝，稟報了他的旅行情況。《身見錄》是為王公大臣們了解西洋而寫的，在《自序》中，作者說是「耳聞而目有未睹者，我姑弗道；……余始以十餘年之浪跡，一一追思，恍如昨見。」所以文獻價值很高，馬西尼稱它「可能是中國人最早用漢文寫的關於南美洲和西歐的遊記之一。」這本遊記記述了巴西、葡萄牙和義大利等地的風情見聞，尤其描繪了羅馬聖彼德大教堂以及那不勒斯的一些「聖跡」。其中還有一些精彩場面的記錄，比如葡萄牙國王的壽誕，樊守義還親去祝賀，看到群臣只是向國王三鞠躬，然後走到跟前吻國王的手，或者應答一下或者退席，這比起中國皇宮的盛大排場要簡單多了，而且百姓可以接近國王不像中國皇帝那麼威嚴敬懼。再如，記述巴西的堅船利炮、豐富物產和大量藏書，遠非當時「天朝」君臣以為的「蠻夷之邦」。書中提到了許多地名以及事物名稱等等，全是用音譯詞，這對研究語言學也很有意義。此書當時沒有付梓，手稿今存羅馬國立圖書館，本世紀30年代有中國學者拍照片回國才被注意。後來，被方豪先生髮現，收入其《中西交通史》中（台北1983年版；長沙嶽麓書社1987年收入「舊籍新刊」重排本，第855－862頁）。

再一本值得提及的是海員謝清高（1765－1821年）口述、楊炳南整理的《海錄》。謝18歲（1783年）起就跟隨外輪出洋，在各地漂泊了14年，到過許多國家、島嶼等，耳聞目睹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回國後，他居澳門以翻譯為生。為了使見聞流傳於世，逐條述記其所言並整理編著成書。全書分為三類：一是大陸沿海各國，從越南到印度西北岸；二是南海諸島；三是歐、美、非三洲諸地方。此書用廣東語譯西洋土話，問題不少，但是近代較早的歐美遊記，特別是把一些地方的風俗習慣、機構設置等等外語單詞用漢語音譯來記錄，如葡萄牙國王被稱為「哩」（rei），王儲為「黎番爹」（I』in fante）等等，對於研究語言學有參考價值。現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和《叢書集成》等本子，其他遊記也有收入其中的。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古國還是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的，無論百姓還是朝廷。應當看到自古以來歷朝歷代都有設法了解外國的努力，一部「二十四史」中許多都設有《外國傳》之類的撰述。至於遊記，早在東晉就有釋法顯著《佛國記》（約416年），記述他從長安西行到過34國（主要是亞洲，如古印度、尼泊爾等）的海外聞見錄。元代汪大淵（約1311－？）在不遲於1349年寫了《島夷志略》，記其所到阿拉伯和東非、南海諸島及印度洋各國的情況。在古代歷史、地理、民族、交通等等門類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出許多珍藏的材料，漢代以來的許多關係西域的書可能會涉及到歐洲。另外，「鄭和七下西洋」等等，無論動機目的何在，客觀上是有利於中國了解世界的，其足跡已逾出洲界。明人鞏珍的《西洋番國志》（1434年）就是他隨鄭和下西洋歷時三年的海外見聞錄。他負責通事轉譯，記錄各國風土民俗，歸國後撰成此書，與《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並為「下西洋」的最初史料，但還未到歐美。這些是「官差」遊歷，有強大的政府作為後盾。入清以後，朝廷的「對外窗口」被迫也好主動也罷，時不時得打開，而且還得開得更遠些。像志剛的《初使泰西記》，是他1867年12月奉使赴英、美、德、法、俄、意、丹麥、瑞典、荷蘭等國之記錄，有「記」和「紀要」兩種本子流行。郭嵩燾（1818－1891年）1876年10月至12月出使西班牙、葡萄牙、英、法等十餘國，回來寫了《使西紀程》。曾紀澤（1839－1890年）在1878年7月至1886年9月出使英、法、俄等國，寫了《使西日記》記錄見聞、談判及考求西方政事、風俗之心得等。還有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薛福成的《出使四國日記》等等。再是張德彝（1847－1918年）1866年隨赫德等出使遊歷歐洲，1868年隨蒲安臣使團赴歐美，至1902年任出使英國大臣，共8次出國廣泛接觸西方社會文化，寫了許多介紹外國的書，如《隨使法國記》等對認識近代世界很有幫助。再如1887年傅雲龍奉命出使日本、美國、秘魯、巴西、加拿大等國，寫了好幾本《遊歷圖經》，現在《纂喜廬叢書》中有存。總之，文獻中哪本算記錄歐美最早的遊記，恐怕還得再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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