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皇家學會與大清國的淵源

1601年，利瑪竇遵循創始人羅耀拉提倡耶穌會士成為「在行動中冥想」的人，應當在工作中、在整個世界中「找到」上帝宗旨抵達北京，他一度自喻為「西僧」，但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著手，他於是改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飾，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歐洲並非文化低落的「西夷」。

這裡，我們不能忽視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科學觀測和考察及對歐洲科學的貢獻，其中英國皇家學會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和耶穌會士頗有成效的合作，促進了中西科學交流和發展。

科學皇帝康熙

1623年（明天啟三年），繼利瑪竇後，又有兩位歐洲的傳教士相繼進入明、清朝宮廷，德國人湯若望和助手比利時人南懷仁應大學士徐光啟聘請，到北京參與校正曆法。他們仿效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帶來的科學儀器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員們前來參觀。1623年10月8日成功預測了月食和1624年9月又準確地預測了月食。

在明朝滅亡後，湯若望和南懷仁又擔任了清朝主管天文曆法的官員，他們依據歐洲通用的幾何學原理，計算天象，校正了明代曆法中的偏差。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8歲的康熙登基，輔政大臣鰲拜反對西洋學說，大臣楊光先認為湯若望等傳教士有罪，逮捕了已經中風癱瘓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

1668年（清康熙七年），北京發生大地震，南懷仁預測到了這次地震，而吳明煊、楊光先卻沒預測到，南懷仁抓住這次機會，將一紙訴狀遞到15歲的皇帝康熙手上。為斷是非，康熙令南懷仁和楊先光到午門廣場，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各用自己的測算方法，測算正午時間日晷表上所顯示出的日影的長度，結果南懷仁勝出，康熙當場宣布湯若望事件純屬誣陷行為，並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全權主管欽天監。

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南懷仁還在北京製造出了蒸汽動力的機械裝置，這一機械裝置成為第一輛四輪蒸汽汽車。此時，瓦特還沒出生，比他製成的複式蒸汽機早了115年，比西明頓將蒸汽機應用於輪船早123年，比司蒂芬孫用於火車早150年，比布爾用於汽車早200年。

1675-1721年（清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清朝製造各類火炮達905門，技術上達到清代火炮最高水平，南懷仁對此做出了巨大貢獻。

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南懷仁發表告歐洲耶穌會士書，希望歐洲派遣更多的耶穌會士來華。為了回應南懷仁的號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4位耶穌會士洪若翰、白晉、張誠、李明作為「國王數學家」來中國。康熙跟他們學習幾何、三角、代數、人體解剖學、音樂、天文、地理和拉丁文。

數學史上的「甘特式計算尺」在宮中出現，距離英國數學家埃德蒙·甘特1630年發明這種計算尺不過50年；1642年，法國數學家布累斯·巴斯柯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計算加減法的手搖計算機，僅僅相隔半個世紀，康熙便擁有了它。

從18世紀初開始，康熙發起了一個很大的科學計劃，主要目的是編纂數學、天文和音樂著作。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在暢春園蒙養齋中設立算學館，被西方人同樣稱為「皇家科學院」，許多精通科學的學者被召集到那裡，受到耶穌會士的教育。法國耶穌會士傅聖澤開始翻譯歐洲的天文學和數學著作，其中有開普勒、哥白尼的日心學說、木衛理論和英國天文學家哈雷的天文觀測。另外，學者們還編寫《律歷淵源》等書籍，康熙親自到蒙養齋授課。數學家梅珏成、明安圖等都是蒙養齋算學館培養出來的。

波義耳、海德與沈福宗

1660年，英國皇家學會獲得國王查理二世的特許證，標誌了一個科學組織的誕生。1663年，第二次特許證的正式名稱是「為改善自然知識的倫敦皇家學會」，強調了自然科學為皇家學會發展的主要方向。

1667年，首任皇家學會秘書奧頓堡寫信給物理學家胡克，想通過傳教士為皇家學會尋求世界範圍內的通訊制度。事實是，皇家學會和耶穌會士頗有成效的合作，促進了科學的發展。

近代化學奠基人羅伯特·波義耳是皇家學會的創建人之一，對中國醫學很感興趣，他希望能得到中國醫書，為歐洲醫學提供借鑒。他對中國的脈診、氣象和溫度測量也頗感興趣。中國人對上天的敬畏，占星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在宮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令他很有興趣。

牛津大學擁有歐洲最大圖書館之一的博德利圖書館，1600年萬曆年間，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博德利圖書館從南京「金陵書林」和福建「建陽書林」購得大量中國醫書。

1671年，波義耳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得到一本南明時《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歷》，將它送給博德利圖書館，這本帶有波義耳簽名的曆書，現在仍保存在那裡。

波義耳通過東方學學者、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托馬斯·海德介紹，見到了當時在英國的南京耶穌會士沈福宗，1681年，25歲的他隨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離開澳門去荷蘭。

1684年，柏應理、沈福宗一行到達凡爾賽，將《大學》《中庸》和《論語》的拉丁文譯版贈給了路易十四，並請求在法國出版。路易十四宴請沈福宗，這也促使了法國派遣耶穌會士科學家到中國的計劃。1684年他們動身到羅馬，將一批中國文獻贈予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一世，這批書籍後被藏入梵蒂岡圖書館。1687年，沈福宗隨另一位耶穌會士離開巴黎到達倫敦，受到了詹姆斯二世的接見，並出席宮廷宴會。

應海德之約，沈福宗去牛津合作編輯博德利圖書館的中文藏書目錄，他尊稱海德為「德老爺」。海德在著作中記載了他們來往的書信和關於中國的情況，如關於度量衡的單位、圍棋的下法、「陞官圖」的遊戲規則、中國的地理、漢語的語法等。

1692年，在返華途中，沿大西洋南下至非洲西海岸時，沈福宗突然染病，在東非（今莫三比克）去世，享年36歲。

植物學家與醫學的傳播

當時歐洲和中國的通道有海路和陸路兩條。從17世紀末開始，清朝和俄國之間的陸上貿易之路開通，這為在華耶穌會士提供了方便。通過俄國定期到北京的商隊，耶穌會士把一些信件、書籍和物品交給商隊，由他們轉交俄國、法國的科學家及英國皇家學會。當時由聖彼得堡到巴黎的信件，快的時候一個月就可到達。需要指出的是，18世紀也有一些英國船在中國沿海貿易，也順帶一些資料回歐洲。

1690-1741年，漢斯·斯隆服務皇家學會長達51年，擔任秘書也有9年，1727年在牛頓去世後接任了皇家學會主席。他撰寫或收集的大量檔案，內容涉及中國科學和技術，還有描述中國染布與絲織品工藝的過程。

由於斯隆精於植物學和醫學，他和皇家學會會員坎寧安保持許多往來，後者曾以英國船隊醫生的身份被派到舟山工作數年，收集了大量的植物種子。

1719年，《康熙皇輿全覽圖》完工，義大利耶穌會士、宮廷畫師馬國賢以銅版印製了地圖44幅，並將雕刻銅版技術傳授給中國人，但乾隆不同意把地圖送給耶穌會士。1724年，馬國賢返歐洲，在倫敦停留時，將從中國帶來的東西，包括《康熙皇輿全覽圖》獻給了喬治一世。

克倫威爾·莫蒂默1730年起任皇家學會秘書一職，並負責《哲學彙刊》編輯工作，他和在華耶穌會士、欽天監監正戴進賢、徐懋德等人一直有來往。1727-1731年，戴進賢、徐懋德發布了在北京的日月食、木衛觀測報告，他們的觀測成果常為歐洲的天文學家所引用。

斯洛維尼亞耶穌會士劉松齡是耶穌會在中國的首腦，在華35年之久，戴進賢去世後，他被補授為欽天監監正。1749年，劉松齡收到《哲學彙刊》，作為報答，他給莫蒂默送去了中文對數表和《曆象考成後編》。

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由路易十五派遣，1722年到華，在北京生活了36年。為1729年出使俄國的中國使節繪製去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路線圖。此外，作為地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他還參與了大地測量、繪製全國及分省輿圖、天文觀測、制定曆法等方面的工作。他的法文節譯本《中山傳信錄》所附之《琉球諸島圖》，成為英法海軍或商船在中國東海航行及進行調查活動的指南。

推進中國與歐洲科學

發展之成果

皇家學會創建伊始，就熱衷於收集不同國家的天文資料，一些皇家學會的秘書建議皇家學會應該提供出色的觀測者，他們自己樂意用必要的儀器觀測。

從17世紀60年代起至18世紀下半葉，在華耶穌會士在欽天監任職的有許多天文學家，如戴進賢、劉松齡、徐懋德、宋君榮、鮑友管等，他們的許多觀測報告一直引起世界學術界的關注。

皇家學會圖書館還保存了1771年7月17日至1774年12月31日，義大利耶穌會士馬修·雷珀在廣州的氣象觀測報告，長達50多頁，每天觀測3次，包括氣壓、溫度、風向等內容，這份觀測報告對研究中國氣候的演變有重要價值。

在《哲學彙刊》上刊載的在華耶穌會士的報告多為日月食和木衛食，彗星、水星經過太陽的報告。木衛食的觀測有助於幫助決定經度，從而為繪製地圖提供精確數據。彗星的觀測對計算軌道也有幫助。

宋君榮就中國天文學史作了大量研究，對法國學術界產生了影響，並直接影響了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關於黃赤交角的研究。

1708年，法國耶穌會士柏圖斯·杜德美受清皇室委託，和中方人員共同承擔測繪《康熙皇輿全覽圖》工作，他在東北進行考察，在長白山區一個村莊里，他見到剛剛採掘出的野生人蔘後將它畫成圖，詳細列舉了人蔘的特性、形狀、生長環境和採摘方法，並推測在與中國東北相近緯度的世界其他地方同樣可能有人蔘的生長。

正在「新法蘭西」傳教的耶穌會士拉菲托讀到杜德美的信，認為這個「與中國東北緯度相近」的地區非新法蘭西莫屬。最後，在加拿大魁北克發現人蔘，1718年，第一船「北美參」抵達廣州，此後在中國掀起「西洋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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