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三國史之第二漢王朝的衰敗，外國人的觀點真是耳目一新

第二漢王朝從建立之日起就註定了其悲劇的結局。

因為家族勢力的衰敗，東漢王朝的創始人劉秀在崛起的過程中只能不斷收編地方軍閥以壯大自己。

張角原本是個農村醫生，有學習過一些不系統的「真理派」學說，同時深受占卜術、預言術等思想影響，進而創立了一個名叫「和平道路」（註：即太平道）的新教派。

令人驚訝的事情是，張角的信徒中竟然還有東漢皇宮中的宦官。

這個群體通常被認為要對第二漢王朝的衰敗負直接責任，但只要稍微深入研究我們便發現這種指控是不符合事實的。

宦官是一群被閹割了生殖器的男人，他們因為無法與皇帝的女人偷情而被委以照顧皇室飲食起居的重要任務；

但也僅此而已。

儘管在此之前確實有一位宦官曾殺害嬴政的兒子並企圖取而代之，但他很快便失敗並給了晚輩們一個教訓：沒有屬於自己的血緣家庭，任何宦官企圖推翻皇權的行為都會被證明是毫無意義的政治自殺行為。

（哈哈哈，laoai）

然而張角信徒中出現有宦官卻足以反證這麼一個事實：儘管有部分被閹割的人可以藉助自己處於權力中心的位置而獲得利益，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仍然因為自己的缺陷而成為被欺壓的對象，不然為什麼會有人要從事危險的叛亂行動呢？

有趣的是，因為皇室基因的異常糟糕導致歷屆皇帝大多在青、中年便去世並沒有留下子嗣，這就使得外戚得以有機會挑選聽命於自己的新皇帝以方便自己掌權。

這些新的君主往往來自地方，在中央沒有政治依靠，所以只能利用照顧自己日常生活的宦官發動宮廷政變以奪回權力。

每次政變，皇帝和宦官們並不需要消滅外戚的軍隊，他們只需在宮廷內控制住皇太后就可以了，因為外戚權力的來源就是前第一夫人的權威，所以如果他們失去了自己家族中的這個女性便只能任由皇帝處置了。

然而極具諷刺意義的是，每一位打倒了外戚的皇帝執政後，他們發現自己不得不又將自己妻子的家屬提拔上來，將他們放在被自己打倒的外戚的位置上而成為新的外戚。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第二王朝的皇帝們都很清醒地發現這麼一個悲劇的事實：他的家族只不過是全國各大有權勢家族中最有權勢的一個，其餘家族雖然在名義上尊奉他，實際上卻在中央和地方肆意分割這皇權。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皇帝們只好任用和自己關係最親近的新外戚以讓他們和其他家族爭奪權力，這就不可避免地讓新的外戚集團坐大。

於是歷史就開始不斷循環了：新皇帝用宦官幹掉死去的老皇帝的外戚，然後又任用自己的外戚掌權，等自己死了，下一任皇帝又重複了這一行為。

然而宦官僅僅是失去了生殖器官，卻沒有失去大腦。

在一次又一次的被利用後，他們也逐漸意識到了自己在帝國權力鬥爭中的重要性。

於是在公元168年的一次皇位更替過程中，他們直接跳過了新皇帝而自發組織了軍事力量並戰勝了企圖消滅他們的外戚集團，然後無情地剝奪了大量地方領主的政治權利——儘管宦官們更想殺死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但地方勢力卻普遍拒絕這一裁決並冒險收留了大量逃亡的官僚。

在這之後第二漢王朝的政治情況發生了戲劇性逆轉，是皇帝而不是宦官成為對方的傀儡了，以至於當時在位的皇帝劉宏竟玩笑地稱呼一位宦官是他父親，另一位是他母親。

客觀而言，讓宦官執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為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教育，同時不了解皇宮以外的社會情況，卻又富含了貪婪等各種人類的天性。

所以，賣官造成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張角一開始獲得巨大的成功。

羌族對漢族的影響不僅僅是在血統上，更多則在文化方面。

後來開啟三國時代的著名獨裁者董卓便是涼州本地居民，他自幼與身邊的羌族人民結交，深受對方文化的影響，行為處事較中國內地居民要更為果敢和血性，但卻缺乏一定的深思熟慮。

這些優點和缺點都將深刻影響他未來的人生道路，最後間接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與第二漢王朝的命運。

董卓並不是東漢末年唯一崛起的邊疆漢族人——當張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義後（革命隊伍中出現了叛徒向政府告密），東漢政府徵調的四位鎮壓叛亂的指揮官均來自帝國邊疆。

已經出場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涼州人，另外兩位分別是來自幽州的盧植和揚州的朱儁。

盧植和朱儁的籍貫分別對應今天的河北和浙江，這兩地現在已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但在漢朝時卻仍然是漢族與游牧、叢林蠻族領地的交界地帶。

除此外，在張角發動起義之前，東漢政府對蒙古高原諸民族戰爭中倚仗的三位軍事長官無一例外均來自涼州，他們被稱作「涼州的三個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們認為惡劣軍事環境下成長的人物能夠更加勝任突發的政治情況是有證據的。

因為張角和他的信徒們在戰爭中都戴著黃色頭巾，所以這次全國性的大動亂被當時和後世稱為「黃巾之亂」或「黃巾起義」。

由於黃巾部隊的數量太過龐大（上百萬），東漢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僱傭兵參與平叛工作，而這就給與了地方領主們以組建私人武裝的機會。

後來瓜分第二漢王朝的三巨頭——曹操、劉備，以及孫權的父親孫堅，都在此次戰爭中組建了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但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個事實是，當這三人日後分別參與到全國範圍的軍閥混戰時，他們的主要競爭者們竟然都沒有鎮壓黃巾起義的經歷。

顯然，戰爭教會了這三個人一些別人所沒有領悟到的東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奉獻多大，回報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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