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我的精明強悍都留在文學裡了

徐皓峰出版作品集

徐皓峰：我的精明強悍都留在文學裡了

文 | 劉爽爽

（財新記者）

見到徐皓峰是在春天的一個下午，他剛在電影學院上完一節視聽語言課。採訪五點開始，只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晚上七點，他還有一節課要上。這是2016年拍攝《刀背藏身》欠下的債。

雖然辛苦，但看得出來，能再拍一部自己的作品這些代價都算值得。沒成想，臨近五一，在和投資方的博弈中，他失去了《刀背藏身》的最終剪輯權，憤而放棄導演署名。「如果一個作品面目全非地進入電影院，在世上定型，導演放棄署名，並且在電影公映後臭罵這部電影，就是保護這部電影。臭罵自己的電影，是作者對作品的最後溫情。」他在博文里寫道。

此前，徐皓峰身兼原著、編劇、導演、剪輯數職於一身，拍攝了《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和《師父》，並於2014年憑藉王家衛執導的《一代宗師》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

畢竟是經過風浪的人。幾個記者圍著他，拋出各自的問題，帶著不同的邏輯和立場，東一拳西一腳地到了他面前，全變成飄過來的柳絮，一吹氣，散了。他有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本事，極少直接拒絕某個問題，但能三言兩語拆解提問里凌厲的招式。對於一個以「口是心非，方為語言」為藝術美學的創作者來說，這幾乎是本能。

徐皓峰 導演、作家、編劇

看得出，他已經盡量做到誠懇，回答前習慣性沉吟一下，在自己的思想體系里找到相應的部分，不疾不徐地說完。這時，你至少可以在他含笑的眼睛裡解讀出一種含義——不礙事，還有什麼，儘管來。

2017年3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短篇小說集《處男葛不壘》。不同於《武士會》《道士下山》《大日壇城》等長篇小說，也迥異於影評集《刀與星辰》、紀實作品《逝去的武林》《武人琴音》等，它是徐皓峰的少作，一部純文學小說集。九篇小說創作時間不等，從1995年到2006年，22歲的大學生寫成了33歲的失業青年。透過這些文字，讀者有機會一瞥徐皓峰「青春的初始與結束」。

當天恰逢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博爾赫斯和王小波都是徐皓峰年輕時「別在身上的槍」。他新書里有一篇名字就叫《博爾赫斯的眼睛》。

《黃金時代》是他的心頭好，原屬《青銅時代》開篇的《萬壽寺》也讓他念念不忘。曠課的時候，他常常去那兒晃，電影學院畢業甚至跑到萬壽寺找過工作，特意去問——你們需不需要拍攝錄像的人？

最後也沒成。

《處男葛不壘》

徐皓峰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3月

我承認這個作家有才華，但不會跟他聊天

財新記者：這些小說都是舊作，這次發表有什麼改動嗎？

徐皓峰：我想改，但編輯阻止了我。她說寫得太好了，千萬不要改。所以我就隨順眾生了。不過我自己也沒法改，人的狀態不一樣了，這些文字現在完全寫不出來。現在的自己，看到這個小說，我也會給這個青年以至高的榮譽。

財新記者：你在自序里說，寫這些文字時背後的那種力量已經慢慢消失了。這個力量是什麼？

徐皓峰：為什麼這個文字裡邊會有痛苦，因為作者當年希望追求人世的、人性的完美，他有一個巨大的動力。所以見到種種不如意之後，他有一種青春期的憤怒，要揭露或者改善，這樣的衝動是他做文學的原動力。

現在，我能接受自己對人性和社會的不滿，所以原動力消失了。青春期的理智和中年人的理智是不一樣的。青春期的理智是我可以改變世界，中年人也改變世界，但可能是別的方式，用一種潛移默化、幕後操作的方式去改變，不會那麼激烈。所以現在再看這個小說，我承認這個作家有才華，但不會跟他聊天。他憤世嫉俗，寫作的時候是一種要跟人吵架的狀態。

徐皓峰 畫

財新記者：蔣方舟說，這本書里還可以看到你是一個年輕人的狀態，之後的作品就「不再寫當代，不再寫年輕」，沒有看到你中間過渡、成長的階段。

徐皓峰：正確答案就是人老得很快，不需要有中間過程，都是一下就老了。年輕是20多歲的人不太世故的狀態。雖然我是一個在生活里經常被人騙的人，但我後來的主人公都是一幫非常精明、世故的人。我把我的精明強悍都留在文學裡了。

財新記者：從1995年到2006年，你這批小說有沒有一個貫穿其中的主題？

徐皓峰：最重要的主題是對父輩和同輩女性的辨認。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都是從各種角度去觀察這兩個群體。

財新記者：辨認的結果呢？

徐皓峰：都已經寫下來。

《刀背藏身》

徐皓峰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1月

推崇禮儀規矩，是受過逐利和耍權謀的苦

財新記者：書里男女的交往見面很有俠士風範，交心直接又利落。這是那個年代特有的表達方式嗎？

徐皓峰：我年輕的時候，當時有一種反社會、反習俗的風氣。整個八十年代，大概一直延續到1994年，中國年輕人受西方影響比較大。有認真讀書的人，但大部分人其實就是憑著幾個詞兒，或者看過某些名著的前言，就拿那個來反抗社會，塑造自己的生活。這是那個時代的特點。我們覺得繁文縟節或者常規的東西都要破壞掉，希望有一個更本真的生活。我們希望比前輩活得更真實。所以，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在男女交往上，在結盟各方面會有一個更直率的表現。

財新記者：但你在後來的書寫里又很尊崇舊時禮儀做派。

徐皓峰：是。因為當時的叛逆不單是我們青春的叛逆，是整個社會在叛逆，為了追求更大更好的文明。1994年以後，中國社會迅速商業化了，對文化的追求迅速地變為對商業的追求。我們青春的軌跡突然被打斷了。一晃20年過去，我們沒有追求到更高的文明，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逐利、逐權謀的狀態。按照老子的評判標準，一旦追求權謀，這個社會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我人到中年後推崇禮儀、規矩，都是受過逐利心態和耍權謀的苦。舉一個例子，我大學畢業回到家裡決定寫書這段時間，也有過電影的實踐，經常是寫了劇本白寫，拿不到錢。他把你騙了，他很高興，你也沒辦法用道德譴責，因為大家的標準都是——哎呀，這個製片人真聰明。人家不會想到，一個大學畢業的小孩吭哧吭哧給你寫，你最後玩一個權謀，不給人家錢，搞得人家也沒轍，真缺德。大家都是從三十六計的角度評價這件事：徐皓峰中了李代桃僵之計，這人太傻了。

電影《師父》劇照

財新記者：書里《上海九流》也寫到很多民國的亂象，騙術讓人大開眼界。

徐皓峰：我大學畢業的時候，賣盜版書可以致富。你家經濟條件不行，盜版一本王朔、金庸的書，就買得起房子。那時好多在街頭推著小車賣盜版書的。盜版書里，很多都是教人學壞，比如《怎麼騙老闆》《辦公室政治》《商場兵法》之類的。你說這不就是騙人嗎，對吧？年輕人在這樣無序的生活狀態里，也希望能學點保護自己的東西，所以當時充斥著權謀詐騙。

我迫於生存壓力，也看了不少。《上海九流》就是向世人表明，這些東西我也懂。我希望，將來跟我合作的人都看過我寫的《上海九流》，我就可以獲得保護，輕鬆了很多。

要表達真實感受時，我用旁敲側擊的方法

財新記者：你的文學經驗是怎麼累積的，有沒有文學導師？

徐皓峰：文學實踐之初，給我影響比較大的肯定是博爾赫斯，還有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當時也讀卡夫卡、王小波。但我覺得，他們對我不是一個文學意義，而是告訴我觀察事物的方法——你怎麼理解人事。我把他們當做人生導師來看。從他們那打開思路後，我一定有自己的經歷。我當時背後沒有報紙和電視台，跟你們一樣去做採訪，跟人家聊。

第一個階段是血拚，因為年輕人還什麼都不懂呢，只能很生硬地去碰撞。這些人跟你說的一些話，是你在文學資料上看不到的，超出你的常規想像，這會激發你的大腦，去理解人事。在這個階段，我盡量避免自己和文學名著相逢，營養太多反而就不成長了。你得活自己寫自己。只不過你身上可能帶個手槍，這個手槍的牌子就是博爾赫斯。但不是說你一天到晚玩槍就滿足了，你得帶著這把槍去跟黑幫交鋒，帶著這把槍進山。

第二階段是我的學者時期。當時我給一個道教學者整理文章，在他的指導下讀道藏經典。我的文字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簡潔的，但簡潔不能簡單。有時候，文字越簡單越是在說別的意思。這可能是讀道藏對我潛移默化的一個影響吧。因為道藏的大部分話都是假的，道家的老師會幫你甄別哪句是真話、哪句是假話，中間有什麼暗語，但他一開始不會告訴你，你得自己去讀。所以他給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對文字不信任。

我一看一個人正經八百地寫一個事，就天然地有不信任感。我自己也不願意正面描寫任何東西，總覺得正面描寫會假，在說假話。當我要表達一個意思，一個真實感受的時候，我用旁敲側擊的方法。說真話的時候，也不想對它做出一個最準確的描述，總是希望比最準確的狀態稍微偏一點，這樣反而能反映這個東西，這是我反映人的一個分寸感。

《倭寇的蹤跡》劇照

財新記者：你怎麼決定把自己的哪個文本拍成電影？內容上怎樣挑選？

徐皓峰：我就先問別人能給我多少錢，然後再選擇。每個電影都有規格的要求。現在外界都在說我從文藝片向商業片轉化，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第一個電影《倭寇的蹤跡》拍成這樣的狀態，當時跟投資方說得很清楚。你一共給我400萬或者600萬，這樣的規格是沒辦法和商業大片爭雄的，甚至大部分投資方最後都不願意出宣傳費。因為現在宣傳費動輒比一個藝術片整個製作費都要高，你怎麼去爭雄呢？所以，咱們就別按照大眾電影的故事和鏡頭規格去做了，那樣做肯定也成功不了。

這些事先要跟人說清楚。《師父》之後，我跟投資方說，我準備做大眾電影了，需要明星的支持，需要場面。投資方當然很高興。文藝片出身的導演，對投資方有天然的好處——他們跟廖凡、宋佳談片酬的時候都告訴他們，這是個文藝片，片酬不會太高。

財新記者：《處男葛不壘》將來會拍成電影嗎？

徐皓峰：我得找到一個拍上世紀80年代以後生活的契機，我一直在等待這個契機。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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