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老兵：無論有無希特勒，德國發動二戰為必然

希特勒 資料圖

布勞姆貝格（Blomberg）是位於德國北威州邊緣地區的一座富有傳統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歷史。它的名稱取自德語的「Blumberg」，翻譯成中文就是一個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

花山是個人才輩出的小城，曾湧現出很多馳名德國的名人，其中有園藝師、棋手、學者、作家、政治家……而最負盛名的當屬聯邦德國的第七任總理施羅德。

在「二戰」期間，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種：打過仗的，正在打仗的，將要打仗的。在這場與眾多世界強國為敵的大戰中，德國必須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線。和很多德國城市一樣，小城花山至今保存著兩份名單。那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一去不返的兩代死亡軍人的名單。在「一戰」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陣亡或失蹤；在「二戰」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裡，青壯年男子幾乎係數被征入伍，其中有310人陣亡或失蹤。在這個名單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長迪特.馬亨唐茨的父親--弗利德里希.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長家中和主人聊天。

市長說：「戰爭給每一個德國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陰影，消除它需要時間。我們這一代人徹底擺脫它是不可能的，但我們有義務告訴後代如何不再承受這樣的悲哀。」事實證明，老市長做到了這一點。我和他的兒子迪爾克曾談起過「二戰」給德國帶來的災難，迪爾克的一句話令我大為震動，他說：「一切報應都是德國人自己招來的。」

在我們談到了「報應」的責任歸屬時，老市長認為，德國的歷史錯誤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和民眾基礎，把所有的事情都簡單地歸咎於幾個獨裁者未免失於簡單。

他說：「很多人至今仍然認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會被作為德國歷史上的偉人載入史冊。這句話其實代表了很多老一輩德國人的想法。換句話說，如果希特勒在實現振興德國經濟、消除災難性的失業、突破《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奪回軍事主權以及完成把奧地利、蘇台德等地區納入德國版圖等一系列計劃之後，在發動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對波蘭的侵略行動之前能夠壽終正寢，他留給德國歷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輝煌成就，而後來的戰爭災難也就不會出現。」

無論這種假設是否有意義，它至少反映了一點：相當一部分德國人至今仍然對納粹德國在發動『二戰』之前的行徑予以完全肯定。那麼，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發動「二戰」之間的所作所為對德國民眾究竟意味著什麼？

作為教育學專家的老市長曾長期研讀二戰前後的歐洲歷史，因為在德國凡涉及教育就離不開對兩次大戰歷史的了解和分析。

他認為，「二戰」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戰」歷史的延續，而「一戰」是歐洲列強的長期利益爭奪的必然。在歐洲的歷史上，德國不過是一個後起的強勢爭奪者。德國之所以在「二戰」中失去道義，第一在於它在全球性厭戰的大形勢下發動了侵略戰爭，第二在於它把種族滅絕政策融入了軍事行為。

布朗特，奧格斯堡（Augsburg）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願參軍，空軍飛行員：

「一戰」結束時我已經3歲了，我屬於親身經歷過德國的兩次戰敗及戰後重建的一代人。對20年代的飢餓和通貨膨脹，我至今記憶猶新。當時的物價非常昂貴，鈔票上的數字都以億為最小的計量單位。我家裡很窮。父親是個小公務員，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工資微薄，只能提供一個孩子的學費，所以家裡只有我哥哥一個人能上學。我的小學知識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裡學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歲，當時我對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國社黨成為了執政黨。但過了不久我發現周圍環境開始發生奇蹟般的變化--生活物資充足起來了，失業大軍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國防實力恢復了……希特勒競選時的全部承諾都在一步步地兌現。大家對前途有了信心，開始相信國社黨領導德國的能力。「二戰」爆發那年我23歲，我是自願入伍的。我覺得這是我對祖國應盡的義務。但我有一個先天的毛病，就是射擊時只能把槍托頂在左肩，這個習慣使我無法去當步兵，於是我幹了飛行員。在參軍前，我干過3年滑翔機教練，去空軍毫無問題。

羅迪，柏林（Berlin）人，1921年出生，1941年自願參軍，裝甲兵：

我出身於一個商賈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實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發現了一個很有潛力的新市場--製作葬禮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04年，他花了120萬金馬克在柏林市中心區的憲兵廣場旁購買了一塊地皮並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樓。這個公司後來傳給了父親。「一戰」結束後德國的經濟持續十幾年低靡不振。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遠遠不能和現在相比，失業金少得可憐，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飽。我父親的公司長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員，最後只剩下了一個空架子。就在公司瀕臨破產的時候，納粹黨上台了，德國的形勢突變。在國內，持續衰敗了十多年的經濟形勢一天天好轉，我父親的公司又開始正常運轉了。在國外，德國獲得了捷克的蘇台德地區，兼并了奧地利，還一步步奪回了外交主權……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1941年2月我自願入伍，這樣我就有資格選擇軍種了。因為我的皮膚對潮濕環境過敏，我拒絕了讓我去當海軍的安排，儘管徵召我們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麥號」戰列艦。我幸虧沒有去，這艘戰艦上的官兵後來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願意干，響聲太大了。後來徵兵處建議我選擇裝甲兵，我接受了。

德裔美國人迪·萊曼在他寫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後日子》一書里回憶了他10歲時在家鄉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時的感覺：

1938年對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我就是在這年第一次見到了希特勒。在布萊斯勞的世紀大廳里擠滿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見的人，等候的隊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無法用語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種狂熱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離他很遠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種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歡呼著……那個時代所有的德國少年從出生開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誠、誠實、細心，樂於助人，我們的理想就是要時刻準備為元首、人民和祖國奉獻；我們是一個團結的民族，人人互相關心，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要響應元首的號召，將祖國建設得更美好。我和我的夥伴們都對指定的活動充滿熱情。一個十來歲的少年還能質疑什麼呢？……

在一些歷史資料影片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國民眾向希特勒歡呼的場景。這些場景帶給我們的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集體瘋狂的印象。隨著和歷史見證人的接觸增多，我逐漸理解了當年的德國為什麼會出現那山呼海嘯般的激情宣洩了，那是一種由感激、信任與愛戴合成出來的極端崇拜和高度認同，那是一種被壓抑14年的民族振興渴望的釋放，那是一種由衰敗轉向強盛、由屈辱轉向驕傲的群體宣言。在這樣一種大眾氛圍下，希特勒把德國引往任何一個方向都已經是輕而易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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