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我們知道文化是多元的，卻誤認為自然是一體的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日前來到他此次中國巡迴訪問的最後一站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發表了一場題為「自然主義的多種形式」（On a few varieties of naturalism）的演講。

拉圖爾因其在科學技術研究（STS）領域的學術成就而聞名，主要著作有《我們從未現代過》《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學帶入民主》《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等。在他的早期代表作《實驗室生活》中，他和合著者史蒂夫·伍爾加對位於美國加州的索爾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里一間神經內分泌學實驗室進行了長期的田野調查，並得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離經叛道且充滿爭議的結論，他們認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也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科學研究活動本身則是由一系列信仰、口頭傳統和具有文化特異性的實踐構成的，簡而言之，科學並非是一些客觀冰冷的原則和操作規程，它也是一種文化。

而在他最著名的科學人類學論著《我們從未現代過》中，拉圖爾進一步挑戰了構成西方現代性基礎的主觀/客觀、自然/文化的二元論，認為人類從來沒有現代過，並提出用「非現代主義」（nonmodernism）替代「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來描述我們目前所處的歷史階段。近年來，拉圖爾致力於「人類世」（Anthropocene）和「關鍵帶」（critical zone）的研究，認為在人類活動已經對地球的地質狀況和生態系統產生了不可逆影響的現實下，對於自然/文化，事實判斷/價值判斷的二分徹底喪失了意義，而這一鮮明的社會建構主義立場也引來了不少批評的聲音。

在此次演講中，拉圖爾從「自然」這一核心概念出發，探討了自然主義的幾種不同形式，進而批評了西方主義視角下一元的自然觀，認為非但不存在一種普世的單純的自然觀，而且在生態變異（ecologicalmutation）不可逆轉的今天，自然的政治、倫理面向正在切實地影響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走出西方視域下的「一元自然主義」

拉圖爾從愛倫·坡的短篇小說《莫斯可漩渦沉溺記》（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講起，這是一個「故事嵌套故事」的小說，小說的主角到挪威旅行，嚮導帶著他到懸崖邊遊覽，並向他講起了一個關於莫斯可漩渦的故事。三年前嚮導三兄弟一起出海捕魚，遇到了莫斯可漩渦，弟弟最先被旋渦捲走，船隻不停地圍著旋渦打轉，千鈞一髮之時嚮導發現圓柱體下沉的速度最慢，於是將自己綁在木桶上棄船逃脫，最終獲救，哥哥則葬身大海。拉圖爾指出，目前人類面臨的生態變異就好像是一個莫斯可旋渦，我們所有人都在其中掙扎，但如果我們像故事裡的嚮導一樣機警，能夠敏銳地觀察，抓住漩渦中的船隻殘骸，我們就可能得救。

莫斯可漩渦

拉圖爾認為，阻礙我們認清旋渦中的情勢的，是西方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視角下「自然」的概念。「如果東方主義（orientialism）是一個人類學錯誤（anthropological mistake）的話，那麼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更是如此，它也是一個關於西方的幻想。在我40年的學術生涯中，我一直在於西方主義作鬥爭，就好像我們的很多同行在於東方主義作鬥爭一樣。」拉圖爾這樣說。

在人類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做「編碼的範疇」（coded category），用於形容那些並非普世的概念。比如在50年前的西方，我們會不加性別區分地用「man」來指稱人，因此「man」就是一個「未經編碼的範疇」，而「woman」就是一個「編碼的範疇」，因為它強調了性別。但經過了幾十年的女權主義運動，我們現在知道「man」這一辭彙與「woman」一樣，都是性別化的，於是我們有了「human」一詞作為男人和女人的統稱。現在的問題是，拉圖爾指出，我們都知道自然（nature）並不構成一個完整的領域，它只是一個完整領域的一半，另一半叫做文化（culture），但我們並沒有一個類似「human」的辭彙來統稱自然和文化，正因為這種語言上的無能，使我們無法跳出這樣的思維困境。

拉圖爾隨後介紹了法國人類學家菲利普·德斯科拉在他最新的著作《超越自然與文化》（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提出的四種本體論，拉圖爾將之理解為自然主義的四個分支，分別是「泛靈論」（Animism）、「圖騰主義」（Totemism）、「自然主義」（Naturalism）和「類比法」（Analogism）。作為列維-施特勞斯的學生，德斯科拉用這樣一個結構主義圖式來比較不同的集體（the collective）組織實體分布（organize the distribution of entities）的方式。對於泛靈論者而言，所有的實體擁有相似的靈魂和不同的身體；對於圖騰主義者而言，所有實體的身體和靈魂都是相似的；自然主義者認為所有實體的身體相似，而靈魂迥異；而在類推者看來，所有實體的身體和靈魂都是不同的。

德斯科拉《超越自然與文化》

列維-施特勞斯曾經談到過一對有趣的實驗，16世紀西班牙殖民者與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初次相遇的時候，他們首先想知道的，是印第安人是否有靈魂，因為在他們的觀念里（即四種本體論中的自然主義），所有的實體都有著相似的身體，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有靈魂。通過實驗，他們得出結論認為印第安人有靈魂，也是上帝的子民，於是在殖民北美的過程中，還曾經請印第安人自願加入天主教。而印第安人想知道的，則是完全相反的另一件事，在印第安人看來，萬物有靈，西班牙人有靈魂是毋庸置疑的，關鍵是他們是否有可朽的身體，因此他們把兩個西班牙人沉入水中，觀察他們是否會死，屍體是否會腐爛，他們的屍體腐爛了，於是印第安人才確信他們有身體。列維-施特勞斯對此的評價是，印第安人的行事作風更像是自然科學家，反而是西班牙殖民者只會對著聖經照本宣科。

列維-施特勞斯

拉圖爾指出，長久以來，我們都知道文化是多元的，而卻誤認為自然是一體的，德斯科拉提出了一種可能性，讓我們得以走出一種普世的自然主義，或者「一元自然主義」（mono-naturalism）」，認識到對自然的定義和理解也是複雜多樣的。

德斯科拉的圖式還揭示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當西方自然主義者遇到了持其他三種本體論的人群時，可能發生的誤讀。例如，當西方自然主義者遇到持泛靈論的印第安人時，他們會認為，是印第安人將他們自己的想像投射在自然界中，他們將泛靈論誤讀為一種幻覺；而當他們第一次來到中國，遇到持類比法的中國人時，則將類比法誤讀為一種不理性的陳舊科學，因為在16世紀歐洲科學革命之前，歐洲人也是類比法的信徒。

至此，拉圖爾論證了一個基本結論，即西方主義視角下的自然，不是一個普世的背景（universal backdrop），而只是理解、建構世界的方式之一，並且這種自然主義並不能概括整個西方的科學哲學史，因為至少在16世紀之前，西方人還是類比法的信徒。因此，自然的概念是不穩定的、變動不居的，並且其中不可避免地摻雜著道德和政治的成分，尤其是在今天，在生態變異的現實下，自然的政治面向是切實存在的，所有關於自然主義的問題都被攪動得不安定起來。

「生態變異」帶來的是時間、空間和人類自我的迷失

西方主義視角下的自然史什麼樣的，這不僅是一個關乎科學史的問題，也是西方藝術史無法迴避的問題。在拉圖爾看來，西方主義視角下的自然史外在的，只不過這種外在是人為的，通過一些人為的建構，自然被製造成了外在的客體，繪畫無疑就是建構的方式之一。

想要製造一個外在自然的圖像，我們需要一個畫框，來完成對主體和客體的雙重建構。客體是凝固的、懸置的，而主體則是在特定距離、特定光線下一隻凝視的眼鏡，請注意，不是一雙眼睛，而是一隻被孤立的眼睛，一個視點。在拉圖爾看來，這一個異常詭異的建構，「我作為一個主體，是固定的，只有一隻眼睛，甚至沒有身體，在強光的照射下，我看著一副畫面，而畫面的另一端，是一個客體，它的軌跡被打斷了，被凝固在那裡以便被我觀看。正是這種詭異的看待自然的方式，被當作普世的，甚至是衡量其他文化的準繩。」

因此，拉圖爾認為，西方主義的自然秩序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定性的，在對世界本身的描述中，永遠存在道德判斷的成分，事實/價值的界限是流動的，甚至在今天，「事實」都已經漸漸讓位於「問題」和「關切」。尤其是對於很多研究生態變異的科學家而言，他們很難為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和政策陳述（statement of policy）劃清界限，這也經常是他們受到猛烈攻擊的原因。比如，當一位研究氣候變化的科學家做出一個關於二氧化碳濃度的事實陳述時，總會有人站出來指責他的研究是帶有偏見或者某種政治企圖的，因此，事實陳述和道德陳述永遠是混雜在一起的，不可能釐清。

拉圖爾強調，他之所以使用「生態變異」（ecologicalmutation）而不是「生態危機」（ecological crisis）是因為，危機是我們可以解除的，但我們永遠不可能阻止生態變異，它就像愛倫·坡筆下的莫斯可旋渦，我們能達到的最好的結果就是不被捲入其中。生態變異帶來的一個嚴重的後果是關於時間、空間和我們人類自身能動作用的迷失（disorientation）。「時間上的迷失」指的是所謂的「人類世」（Anthropocene），即人類活動開始嚴重影響地球的地質狀況和生態系統的一個紀元，在拉圖爾看來，「人類世」概括了過去50年的科學史，它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在社會之外單純地研究自然科學，因為沒有任何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沒有受到工業的影響，而且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這種影響還經歷了「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

「人類世」

「在古代中國，皇帝要為自然災害負責，下罪己詔，時至今日，我們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真的要為氣候變化承擔責任了，從中國古代哲學的角度講，宇宙（macrocosm）和作為宇宙縮影的人類（microcosm）之間的關聯從比喻變成了現實，甚至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界限都開始變得模糊，因為全球氣候政治已經使傳統的主權國家框架失效。」拉圖爾這樣說。

而「空間上的迷失」則在於，我們需要問自己，我們究竟生存在哪裡，哪篇土地之上，生態變異是否意味著，我們已經開始在一個全新的星球、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地球上謀生。最重要的還是人類作為能動主體的自我迷失，我們在新的氣候政治中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拉圖爾引用英國科普作家奧利弗·莫頓（Oliver Morton）在《重塑的星球》（The Planet Remade）一書中的一句話來形容這種迷失：「用一句話概括這一悖論：人類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可以與自然的力量匹敵，而自然力量本身就是人類無法控制。」

為了克服時間、空間以及自我的迷失，許多科學家開始致力於「關鍵帶」（critical zone）的研究，關鍵帶指的是地球淺層表面的環境，其中涉及岩層、土壤、水、空氣和有機體的複雜交互活動塑造了我們的自然棲息地，決定了地球資源的可持續性。人類的生存和活動都集中在「關鍵帶」中，因此拉圖爾說，我們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而是生活在關鍵帶上。對於研究地球內部和外太空的科學家而言，他們或許還可以從完全工具化、不考慮任何附加的認識論衝突地去看待自然，但對於研究「關鍵帶」的科學家而言，想要逃避這種衝突已經不可能了，即便他們嚴格地忠於事實，也難以避免紛爭，因為各種利益相關者的訴求都同時交疊在巨大星球的薄薄一層。

「關鍵帶」示意圖

拉圖爾最後借用希臘神話、哲學中的「菲希斯」（phusis）一詞來形容「關鍵帶」，「菲希斯」雖然多被翻譯為英文中的「自然」（nature），但是它強調的是自然的運動和變化，正如拉圖爾在演講開篇談到的莫斯可漩渦。面對這樣一個旋渦般的「自然」的時候，我們與其驚慌、焦慮，甚至因為焦慮去否認氣候變化、拒絕採取行動（如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一樣），不如引起高度關注，說不定能在旋轉的激流中抓住一個木桶，讓整個人類活下來。在拉圖爾看來，這不是一門關於掌控的技術，對於現狀我們已無力扭轉，只是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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