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尚書》學的偏失與創穫

《尚書》是我國第一部歷史資料彙編，由漢至唐，為其作註疏者便層出不窮。到了宋代，學風大變，解經述經也呈現出了新的景象。宋儒以己意論《書》，臆斷文義、妄測古字，隨意刪改經文，使《尚書》文本面目全非。更有甚者，以庄老、象數等旁門小技推演《書經》，引經學至虛無，實為解《書》之歧路也。當然，宋代學者闡釋《書經》亦有許多創穫之處。他們將《尚書》視作求心之書，明聖王之志、救失道人心，充分凸顯了人的情感意識與主體精神。除此，宋儒又借《尚書》匯聚大量史料，並將其應用於現實生活之中。此搜羅輯佚之功、經世致用之學，為後繼學人提供了便利，同時也指明了方向，其功勛自不可磨滅。這些，均為宋代《尚書》學研究的特點，當並存而論之。

《尚書》是中國最古老的歷史文獻，天下治政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正如唐劉知幾所言：「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自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後，解《書》授《書》便成為一種風氣，延續至今。然而，不同的時代，對於《書經》的詮釋也各有不同。漢唐經師大多以訓詁、輯補、校證為主，如孔穎達《尚書正義》便是依照舊聞、訓解字詞、考證名物，其原則則為疏不破注、以古為尊。

此種學風，到了宋代卻發生了陡轉。楊東蒓先生曾言：「經學至宋慶曆間（1041—1048）而一變，慶曆以前，多尊章句註疏之學，至劉敞作《七經小傳》及王安石作《三經新義》，才以己意改經，與前此諸儒之說立異。」宋代學者力排經師舊說，以自我為法、以心悟為妙、以義理為宗。如孫復去傳注，歐陽修刪疏文，吳棫、朱熹、趙汝談疑《書經》文本，劉敞、王柏、龔鼎臣肆意刪削改《書》，等等。此皆空前絕後之舉，令人詫異驚恐卻又不知所措。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然而，此種烈風暴雨式的學術風氣，對於世人最大的幫助與啟示又是什麼呢？以解經方法與經典功用為依據，宋代《尚書》學的特點，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迷誤與偏失

《尚書》言辭古奧、佶屈聱牙，非從文字、音韻、訓詁入手，難尋其門徑也。文通字順之後，明先王之道，見聖賢之心，於現實有所裨益，此解《書》之正途也。然而，宋代《尚書》學的研究卻走向了歧路，其偏失之處，可從以下三個方面窺見一斑。

首先，以己意解《書》。宋儒大多拋棄訓詁、橫生議論，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憑藉一己之念肆意妄說、臆斷文意。如北宋劉敞，便是這樣一位學者。其解《益稷》篇「鳥獸蹌蹌」四字時，竟說：「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可見其穿鑿附會之甚。其所作《七經小傳》，於其它六經也莫不如此，正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所言：「宋人說經，毅然自異於先儒，實自敞始，遂開一代之風氣。」再如南宋金履祥，亦能臆斷文意、由性發揮。其在《尚書表注·呂刑》中說：「經傳引此篇多作『甫刑』，蓋呂國一名『甫』，猶『邾』之為『鄒』也」；在《金滕》篇中更是大膽地說到：「此篇除祝詞外，皆非周公作，《序》文誤。」以經傳之「甫刑」，推「呂國」名「甫國」；無任何確鑿證據，言《金滕》非周公所作，可謂空疎臆斷，純是求新求異，非說經本事。除臆斷文意外，以己意解經的學者們還常常妄測古字，尚奇尚怪。如劉敞認為《皋陶謨》篇「愿而恭」當作「願而荼」；《無逸》篇「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金履祥亦在《甘誓》篇言：「『甘誓』古文作『甘』，『扈』古文作『嶼』」。當然，妄測古字的真正代表卻並非他二人，而是南宋薛季宣。其作《書古文訓》一書，全篇皆用所謂「古文」撰寫，奇譎怪誕，古奧難懂，令人咂舌。我們可試列其中一段與原文對比：

粵乩古，帝曰放勳，欽明彣恖安安，允龔攘，炗亖，亐丄丅。

——《書古文訓·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尚書·虞書·堯典》

如此怪文奇字，滿書皆是。《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稱：「季宣此本，以古文筆畫改為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為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況且薛氏並未用證據考訂本字，如此妄測下去，經文面目全非，疑惑後生，為害不淺。而以己意解《書》的極致，還得說是改經亂經、肆意刪補、毀壞經文。如賀成大《古洪範》便是如此，其「以為《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為《經》，以箕子之言為《傳》。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曰土』，此禹之《經》也。『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此箕子之《傳》也……顛倒錯亂，純出臆斷，而自以為古《洪範》。自伏生以後，傳授歷歷可考，何處有此古本乎？」然其與王柏之《書疑》相較，則又不足為怪也。王柏，南宋金華人，字會之，號魯齋，可稱《書經》史上的杜撰宗師。其所作《書疑》便是出於疑遍全經的目的，任意移易補綴經文。其懷疑經義時，便說：「堯之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它何人與之共治邪？略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之甚乎？」其懷疑經文次序時，又說：「堯典之後，當此《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於是他就以錯簡為由，開始了顛倒竄亂經典的步伐。我們亦可舉一小段與原文進行比照：

粵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書疑·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尚書·皋陶謨》

類似這樣的移易錯亂，在《書疑》中不勝枚舉，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純以意為易置，一概托之於錯簡……其為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臆斷文意、妄測古字、篡改經文，是以己意解《書》的具體表現。司馬光言：「循守註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觀溫公此語，當時宋儒說經之風略可窺知矣。詮釋經典，本以訓詁為基，以義理為用。此種己意解經之法，自然迷失正途，可謂宋代《尚書》學最大的偏失。

其次，以庄老釋《書》。庄老之學，指向虛無，實於經義無益。然因其多與《尚書》相關聯，故宋人往往取而釋經。如《尚書·旅獒》篇言：「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而《老子·六十四》章亦云：「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尚書》多言堯、舜、禹禪讓之德，莊子便常常借三王之事演說寓言，如《天地》、《讓王》、《知北游》等，皆屬此類。宋儒利用庄老之學闡釋經典，君臣治政的實用價值就會有所削減，此又一迷途也。如袁燮在《絜齋家塾書鈔·舜典》中所說：「玄，有妙意。老氏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庄老言語雖差，然畢竟下一『玄』字，亦是聖人神妙不可測處，於堯言俊徳，於舜言玄徳，一也。」此依庄老釋「玄」意，必與孔門用心相悖。此種釋《書》現象，集中體現在庄老世界的三個關鍵詞之上，即無為、不爭與養生。錢時《融堂書解》言：「舜五十年之規模，都定於命官。一日之頃，自後只考課黜陟而已，無他事也。舜恭己無為而治，其是之謂歟？」胡士行《尚書詳解》亦曰：「物付物，事付事，各得其所，垂拱無為天下自治。唐虞之治，恍然若存於千載之下也。」此皆言堯、舜治天下，即是無為也。然若真心無為，何須為帝？又何必為建官選賢勞心費神、謹懼不安？堯、舜乃明君聖主，他二人之所以千百年來為世人尊敬，正是由於其能關心國事、體恤下民的緣故，何可冠之以「無為」二字乎？《老子·二十二》章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宋儒據此釋《書》，亦非正軌。如陳經《尚書詳解》曰：「吾有矜伐之心，則夫人亦皆有爭功爭能之心。以吾之不矜不伐，而起天下之不矜不伐，則是能與功也，天下不以歸禹，而歸誰哉？」又夏僎《尚書詳解》亦曰：「蓋矜與伐，皆是以我之所長誇耀於人也。我既不誇耀於彼，彼與我初不相涉，宜其不與我爭也。」彷彿虞舜、大禹諸王皆不爭不伐，便輕而易舉獲得了天下。實則不然，堯、舜、禹三王雖無爭勝矜誇之心，但卻有力爭護佑下民之志。他們胸懷天下，牽掛黎民，與庄老之「不爭」，絕不相類，切不可混為一談。《莊子·養生主》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宋代學人亦用此種學說闡釋《書經》，如：

正德以正其心，利用厚生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食徧為爾德也。

——《胡氏尚書詳解》

蓋使吾身立於無蔽之地，如人之養生然，關節脈理必欲其無所凝滯，一節不通，則身受其病矣。

——《陳氏尚書詳解》

養生先正心，脈理無凝滯，直取莊周之意說《書經》，離孔門聖賢之道越來越遠，真非儒者說經本事。經學，是研究儒家經典之學。《尚書》載先王之言、聖人之意，只為安社稷、利民生，何可用庄老之無為、不爭、養生等語對其進行闡釋？如此這般，豈不毀亂聖經，蠱惑人心也？毫無疑問，此又是宋儒解《書》的一大偏失。

最後，以象數演《書》。《左傳·僖公十五年》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簡言之，象即卦象，數即爻數。漢代學者用陰陽讖緯之說詮釋《易經》，如京房、孟喜、焦延壽等，皆是如此。自北宋邵雍創立先天象數學後，又以河圖、洛書演說《周易》，更加脫離現實。《易經》重在推天道以明人事，而非以象數小道迷誤大經要旨。同樣，《書經》亦然。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言：「《洪範》以五事配庶征，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會其文。宋以來解《洪範》者，又比合河圖、洛書以辨其同異。」此皆方術小技，非解經之正途也。如趙善湘《洪範統一》所言：「貌、言、視、聽，人之四象也。歲、月、日、星辰，天時之四象也。水、雨、肅，皆坎之象也。火、暘、乂，皆離之象也。木、燠、晢，皆震之象也。金、寒、謀，皆兌之象也。土、風、聖，則行乎四象之中，坤承乎乾之象也。」萬事萬物皆以象言，一切存在盡為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所生。如此解釋《尚書·洪範》，箕子之道豈可傳乎？宋人言象不離數，對於《洪範》之文，更是如此。如胡瑗便是這樣詮釋「五行」的：

一曰水，五曰土，何也？此以生數、成數言之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陰陽各有匹偶，而數得成焉，謂之成數。故五行始於水，終之於土，是其義也。

——《洪範口義》

《洪範》一篇，乃古來聖帝明王治政之大法，其要在人君正直，臣民守法，上德下行，天下大治。豈可專註於說象演數，而忽視聖人之本心也。此種解《書》方法，到蔡沈之手，算是達到了它的頂峰。蔡沈，字仲默，號九峰，南宋建陽人。錢基博先生說：「宋儒蔡沈撰《洪範皇極內外篇》五卷，遠出《易·乾鑿度》，近宗《皇極經世》，又與劉向不同。劉向借五行而演禨祥，蔡沈衍九疇以明數術。」如蔡氏在《洪範皇極內篇原序》中所說：「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范》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聖人之書，成為演算方術，實在荒唐。蔡沈借《易》之貌演《書》之文，仿八八六十四卦擬九九八十一疇。支離轇轕，附會穿鑿，實太玄之支流，非解經之正道也。此種象數說經之法，開演《范》一派之端，流毒深遠。如明錢一本《范衍》、熊宗立《洪範九疇數解》，清陶成《皇極數鈔》、秦錫淳《演極圖說》，朝鮮禹汝楙《洪範羽翼》、李徽逸、李玄逸《洪範衍義》等，皆屬此類。

以己意妄斷古史，借庄老推闡經義，依象數演繹《洪範》，這些均是宋儒解《書》之法，不得不令後學警誡。《尚書》難讀，以訓詁導之；經義難曉，以義理明之，豈可如此敗亂聖經？此乃宋代《尚書》學的迷誤與偏失，毋庸置疑。

二、建構與創穫

宋人說《書》，除偏失之處外，自有其獨特的方法與見解。北宋理學突起，五子（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依據理氣述經，講求仁義，宣揚道統。至朱熹集其大成，發明《禹謨》「人心、道心」之旨，居敬窮理，拯救世人。與之對立的陸子象山，以「六經皆我註腳」看待經典，攝萬有於一心，開心學解經一派。故而宋代《尚書》學的創穫之處亦不可小覷，我們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對其進行分析。

其一，《尚書》成為求心之書。任何經典，不從心悟，怎能透徹理解？蔡沈《書集傳序》有言：「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而呂祖謙《增修東萊書說》則說：「《書》者，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於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見《書》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讀是書之綱領也。」蔡、呂二人都認為《書經》乃求心之書，然卻指向不同。蔡以此書志於二帝三王之治，呂則欲求古心，先盡吾心，這便演化出聖心與本心不同的兩派。聖心自是要宣揚道統，以仁義禮智信來挽救失道人心。如《朱子語類·書》中所言：「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此堯、舜、湯心，在朱熹看來，皆為仁義禮智之道心，與天理相諧。依此心法，則可去人慾也。同樣，蔡沈在《書集傳·皋陶謨》中亦曰：「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此一「敬」字，即道心修行之法。《尚書》開篇「欽明文思安安」，以「欽」字領《書》，可見「敬」之地位何等重要。朱子《中庸章句序》言：「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程朱學者之所以均以「理」解《書》，就是要承傳這個道統，宣揚聖王之心。家齊、國治、天下平，無不以正心誠意為本。以聖心解《書》，是宋代理學家向聖賢看齊的獨具匠心的建構，著實不凡。而象山派解《書》的代表，則是楊簡、袁燮、陳大猷等一批學者。他們均習陸子心學，原情原性，重本重真。如袁燮《絜齋家塾書鈔》所言：「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即古聖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即我，我即聖人。」可見，只要明心見性，光複本心，用真情實感體會《書》意，則人人皆可成聖也。此派人物，學識皆出自陸九淵，故發明本心，重視人情，是其共通之處。如楊簡純用人心釋《書》，其在《康誥》篇中曾言：「得罪非其本心，雖辜罪至於極，是則不可殺時是也，以上皆原情定罪。」罪非出於本心，依情可赦，充分顯示聖人善良仁愛的特點。陳大猷《尚書集傳或問·堯典》篇言：「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萬理、靈萬物、應萬事，是為斯道之統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八極至藐，此心倏然而可游。萬里至遠，此心俄然而可到。斂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真可說是，將《尚書》求心之質推向了頂點。心為天下之至神，只要吾心向善，本心求敬，則瞬間成一聖人也。此派重視個人主體精神與內在的道德修養，為解讀《尚書》開一新途也。但無論是聖心派，還是本心派，均以《書經》為求心之書。他們使聖統道統得以接續，使主體精神得以彰顯，可見其於經學史所做之貢獻，非同一般。這是宋儒《尚書》學的最大創穫之處，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絕無僅有。

其二，借《尚書》匯聚豐富史料。宋人解《書》不單只靠義理，亦收集古人與時人種種觀點，故具有彙集與輯佚的功勞。如史浩在《尚書講義》中便收集了大量的古人言語以說《尚書》，其在《大禹謨》中說：「道降而有徳，非降也，道之見於事業也，是故謂之徳。蓋道無對也，孔子所謂『巍巍乎』，顔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也。」同樣，在《甘誓》中其又引《祭義》、《閟宮》、《孟子》、《莊子》等先秦典籍敘《書》，可謂樸質嚴謹、資料翔實。而三山黃倫則薈萃時人諸說以釋《書經》，收集之功確實不小。其在《尚書精義·舜典》篇中言：「荊公曰：『玄徳，亦俊徳也。』無垢曰：『舜，重華，即放勛也，勛則有功而可見，華則有文而可觀。』張氏曰：『夫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又況舜之於堯以帝繼帝。』陳氏曰：『堯有光華之徳，舜亦有光華之徳，以舜之光華合堯之光華，故曰重華協於帝。』」可見，當時名家解《書》之語，許多都被黃氏收入囊中。正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其書薈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其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范、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愈、顏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孜、朱氏正太、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並已散佚，遺章剩句，猶得存什一於是編。」可見其裒輯之勤、采撮之繁，非一般書籍可比。除匯聚諸家解《書》之語外，宋儒亦收集大量史事，依史論《書》。如林之奇釋《大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時所言：「班孟堅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王莽誦六經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蓋若秦者，是所謂『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也。若王莽者，是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雖其所為不同，而其所以致亂亡之道則一也。」又如呂祖謙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時所言：「百度安得而貞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它無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以史事分析經典，以後事證經文，乃趙岐解《孟子》之法，其中自有許多可取之處。匯聚古今諸說，收集罕見史事，為後繼學人研究《書經》存留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可說是功德無量、造福後人也，此亦可稱得上宋人解《書》的一大創穫了。

其三，將《尚書》化為致用之學。漢人說《書》釋「堯典」二字竟用十萬言語，龐雜繁瑣、事倍功半。宋人汲取漢唐之教訓，變空談為實踐。陳澧《東塾讀書記》曰：「聖人刪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為法，存衰弊之文以為鑒。」若不將《書經》用在現實社會之中，學其書又有何用？如王安石《書經新義》，純為變法而寫，其實用價值可見一斑。鄭伯熊著《鄭敷文書說》，只為科舉而作，功利傾向亦十分明顯。此類學者，不空言義理，不汩於俗學，解經重在實際，說《書》亦旨在為現世服務。如蘇軾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時所言：「人心，眾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於喜怒，治亂寄於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以喜怒看社會之安危，以哀樂明國家之治亂。借《書》傳心、以經明道、據古諷今，可謂東坡之良苦用心也。又如黃度《尚書說·胤征》篇所言：「正百官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太康亡國，固以百官廢。修輔常憲，誅羲和、正朝廷百官，使體統皆正，斯有以臨制天下。」可見，他們並非就經說經，而是以《書》中經文為支點，輻射到君王、百官、朝廷、天下等各個方面。言經世立教、談治亂興亡，是他們解《書》的一大特點。此種體察萬民、關心國家的寬大胸懷，是宋人釋《書》的最大境界。雖與宋代內憂外患的國情密切相關，亦是其獨特之創穫，絕不可輕視。

以《書經》明道求心，借《尚書》匯聚諸說，將經典用於實踐，此皆為解經之正途，元明清諸儒亦不能異說也。讀《書》在於用誠篤之心明聖賢之道，積累豐富的知識去為社會做貢獻，此是宋人之建構與創穫，非一般陋儒可比。

小 結

《尚書》是群經中最難解讀的一部，依訓詁通其文字，借義理暢其經義，明先王之道，體聖人之心，正心誠意，修己治人，最終將其運用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乃解《書》之正路也。

宋代《尚書》學的研究有其偏失之處，亦有不少創穫。他們標新立異、疑經改經、己意說經，甚至利用庄老、象數演繹《書經》，可謂迷失方向、誤入歧途也。但其又能接續道統、求心求聖，將情、境、事、理渾融，經世立教、借古諷今，又可說是非同凡響的建構與創穫。這些，共同構成了宋代《尚書》學豐富卻獨有的特色，真乃史學史上一道絢麗的彩虹，永不凋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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