濰縣商會會長——胡鏡心

上世紀30年代濰縣商會會長鬍鏡心（1887—1960）

作者胡國忠，為胡鏡心之子，文章摘自濰坊文史資料選輯

我的父親胡鏡心，1887年出生於山東濰縣。解放前系無黨派人士，出身寒微，從未進過學校校門，14歲便進濰縣裕增酒店當童工，後又去煙台投靠其兄，以打濰縣火燒謀生。30多歲時又回到為濰縣裕增酒店當夥計，約在1929年前後，濰縣稅局頒布新稅率規定，城鄉酒店按不同的稅章納稅，濰縣城內燒酒業稅率特別高，引起城內燒酒業界不滿，紛紛抗議。當時我父親出於義憤，主動在同業中演說，鼓勵倡議群起抗稅，並率領全縣燒酒業商人去濰縣稅局辨理，進而搗毀了稅局，事件發生後，縣政府被迫修改了稅率。此舉使城內燒酒業正得了合法的利益，我父親也因此而博得了同業的推崇和商界的讚譽。

1930年濰縣酒業工會選舉時一致推選我父親為同業工會主席，任期兩年。1932年前後又在濰縣商會會長競選中獲勝，當選為商會會長，任期四年，時年45歲。在商會會長任職期間，因他本身是窮苦出身，也有一番艱苦人生的經歷，自然對小商戶和肩挑的小販們的困苦體察較深，常在各方面給予維護和照顧，尤其在官府的賦稅募捐上總是把主要負擔攤給大中商戶，遂使有錢有勢的大商賈心中不滿，與商會中代表大戶的委員時有摩擦，但卻得到了工商界占絕大多數的中小戶的擁護。同時，他的這些行為完全出於公心，非為私利，所有攤派分配也都相對合理，無可指責。所以，在屆滿改選時又得以連任連選。其人品更加為人所理解，聲望也愈加有所提高。

1937年出國民黨政府急於召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各地紛紛競選國大代表濰縣各界人士經過反覆磋商爭議，最後選出代表兩人，一是鄉紳代表丁叔言，一為商界代表胡鏡心。這也足以證明國民黨的所謂國民代表大會是什麼性質，代表了哪些階級的利益。但大會還沒來得及照開就爆發了「七七事變」。

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也很快伸向了濰縣。在此民族危亡的重要關頭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做出新的抉擇，我的父親當然也無例外的要經受這一歷史的檢驗。1938年1月10日，日軍侵佔了濰縣。在此之前，韓復榘駐濰部隊陸軍八十一師師長展書堂早已撤離濰縣。

日軍進城之前，縣長厲文禮於1月8日邀約丁叔言撤離至安丘，我父親聞訊趕到厲文禮處，聲明絕不留下為日軍服務，要求同走。到達安丘後他因不適軍旅生活，隨軍轉戰不變，遂向厲文禮提出：我是買賣人出身，給我匹馬不會騎，給我支槍不會放，在軍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增加累贅，我還是自己找個地方出家當和尚去吧，得到厲文禮同意後，我父親便流亡到昌樂夏新店，開始了避難生活。

日軍進入圍城後曾多次查找過我父親下落，想讓他出來繼任商會會長為日軍服務，由於不知他的真實下落而未得逞。我記得我是在1938年初隨母親外逃，先逃亡煙台叔伯家，後到壽光外婆家，最後到昌樂找到我父親，在農村住了幾年後，由於經濟十分困難。於1941年夏，我回到了濰縣城，剛到家，濰縣警察局就把我母親逮捕，扣押在城隍廟追問我父親的下落。我母親矢口否認是從父親那裡來的，並聲稱根本不知道父親的下落，因而坐牢月余獲釋。

1942年底我父親才回到圍城在家閑居，當時一個本家叫胡慶林的給日本憲兵隊干便衣隊長曾再三勸我父親出山，父親說：「國難當頭，我絕不出山。更不能靠你的勢力走馬上任」！嚴詞回絕了他，我父親經常對家中人說我絕不當漢奸更不發國難財，日本人逼急了，只有一死。因而一直閑居在家，過著清貧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在1946年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濰縣的原兩位國民代表中丁叔言因隨厲文禮投降了日軍，失去了代表資格。於是只有我父親一人前往南京參加了國大會議時年59歲。據我父親回來講，在討論和表決偽憲法的過程中，自己深感文化知識的，不記和對整個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無知，又加各派政治勢力的鬥爭內幕極為複雜，所以未發一言，未表一態鬱郁回濰。1947年，國民黨第八軍駐濰，其副參謀長楊旭釗任縣長，他與當時的商會會長張世林互相勾結，對工商界大肆敲詐勒索，貪污自肥引起工商界的反抗並上告，約在1947年底，張世林未罪潛逃，青島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逮捕法辦。濰縣工商界又一致推舉我父親出面臨時組建了商會籌備委員會，並任主任委員，他提出在籌備期間自己不收薪俸。半年後濰縣解放，又在家過起了賦閑生活。我父親的一生秉性耿直，記惡如仇，自己辦事情勤懇公正，有修橋補路等公益善始善舉，儘是傾囊資助毫不吝嗇。他的人生哲理是：為人只能救人不可害人。他雖然文化水平低，讀書不多，但能深明大義不屈辱求榮，可算是舊社會之中的一個好人。

記得濰坊剛解放不久，約在1948年6月有一位解放軍幹部到我家來拜訪時候，父親告訴我，來的人是陳炳辰同志。1935年前後，陳炳辰因有聯絡共產黨嫌疑被捕，押在濟南，當時濰縣商界知名人士前往營救，我父親便是參與者之一。因他與濟南當局者熟識，當局者當面答應放人，加之情錢財疏通，陳不久獲釋。父親還說，其實陳那時已參加共產黨，現已是共黨大幹部了，這次隨軍回濰特來敘舊，父親對此極為欣慰。

解放後我父親積極擁護黨的方針政策根據他的作為也自然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寬待，並讓他經常參加市政協組織的學習及其他活動。他的政治覺悟也有了一定的提高，1957年出山東省民革負責人范玉遂來濰開展民主黨派的工作，我父親為了更好地學習提高發揮餘熱於黨同舟共濟，在古稀之年，參加了民革，可是在反右運動中范被打成右派，其中一大罪狀是在各地招兵買馬，與共產黨抗衡我父親深知加入民革，反倒事與願違，以跟錯了人而自責，心情十分苦悶。

1960年2月父親與世長辭，終年73歲，他的遺物及幾張歷史性的照片已在破四舊中化為灰燼。我是父親的老生兒，對其生平知之不多緊，僅知其梗概。可喜的是黨的11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的政策給祖國帶來了新的春天。反右中的問題，黨中央早已做了糾正，父親臨終前的一點歉意，也可以釋懷於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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