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哪一個時代的階層固化最嚴重？

「階層固化」的話題大家都比較關心。所謂「階層固化」，是指一個社會的上升通道關閉，階層流動停滯，社會上層的精英憑藉其先天的優勢可以讓子子孫孫都居於上層，而處於社會下層的草根及其後代卻無法通過後天的努力上升到社會上層。

研究者一般用「代際收入彈性」來評估一個社會的階層固化程度，「代際收入彈性」最高為1，指子代的經濟地位完全取決於父代；「代際收入彈性」最低為0，指父代與子代的經濟地位完全不相關。「代際收入彈性」為0，必定是急劇變動的亂世；「代際收入彈性」為1，則必是死寂、凝固的社會，兩者皆不可欲。正常社會的「代際收入彈性」一般都處於0與1之間，數值越小，說明社會流動性越高；反之，則說明階層固化程度越高。

我們仿照「代際收入彈性」的概念，造出一個「代際權力彈性」的詞，也用來評估階層固化的程度。當「代際權力彈性」為最高值1的時候，那就是權力世襲社會；當「代際權力彈性」為最低值0的時候，大概也不會是什麼好事，因為這往往意味改朝換代的亂世：「牆頭變換大王旗」，「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彼可取而代之」……

如果我們用「代際權力彈性」這一指標來衡量中國古代社會，會發現哪一個時代的階層固化最嚴重呢？

先秦之時，是一個貴族社會，實行「世卿世祿」制度，貴族的兒子生下來就是貴族，平民的兒子一輩子都只能是平民，「代際權力彈性」接近於1，階層固化無疑非常嚴重。

從戰國開始，貴族制度逐漸解體，秦國率先推行「軍功制」，平民通過在沙場上建立功業，得以進入社會上層，階層固化開始被打破。從此，中國進入一個「代際權力彈性」小於1的社會，階層固化不再是如先秦那般牢不可破。

漢代時，國家主要以察舉制選拔社會精英進入政府，所謂察舉，是說地方長官負責在轄區內發現人才並舉薦給國家。應該說，「代際權力彈性」非常低了。但到東漢末時，由於請託盛行，察舉制已喪失了選拔人才的功能：「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魏晉開始改察舉製為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設中正官，按家世門第、道德才能品評地方士人，供朝廷授官。但很快中正官便被世族門閥把持，「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又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嚴重階層固化。

這一壁壘森嚴的階層固化是被科舉制度打破的。科舉制度始行於隋朝，確立於唐朝，鼎盛於宋朝，元朝時進入低潮，但明清兩朝又復興。

同樣是實行科舉取士，但宋朝與隋唐的「代際權力彈性」又有不同。研究者發現，「《舊唐書》所載從唐肅宗到唐代末年之間的人物，大約有將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於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輔的家世作比較，兩者的比例更加懸殊（80%∶7%）。」（參見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

換言之，隋唐之時，儘管科舉制度已經推行，但門閥仍存在，政治資源差不多被世家大族壟斷，通過科舉制度進入政府、上升至社會上層的平民還是非常之少。

這一情況到了宋代就扭轉過來了，「《宋史》列傳中的北宋人物，出身於高官家庭的不過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於布衣的則超過二分之一，而且隨著時間的演進，時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輔的出身來作統計，情況也大體相似。」這些平民出身的社會精英，正是通過科舉制度改變了命運的。

元朝時科舉式微，民間士子晉陞無望，但明清兩朝，科舉制度又繼續為無數寒門子弟提供了進入社會上層的制度通道。旅美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表明，從明代至清代，雖然平民向上流動的機會出現漸減的趨勢，但就整個明清時期來說，社會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流動性。（參見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從社會階層流動的角度來看，「世卿世祿」制度的「代際權力彈性」，實行「世卿世祿」制度的先秦貴族社會，階層固化程度也最高。

察舉制度大大降低了「代際權力彈性」，但這一制度本身很容易產生腐敗，因此，實行察舉制的西漢，階層固化程度並不高，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士人政府與平民社會，但從東漢開始，世族坐大，「代際權力彈性」又出現反覆。

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度由於被世家大族把持，「代際權力彈性」更高，以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嚴重階層固化。

九品中正制被科舉製取代之後，中國社會再一次迎來平民化的社會。但唐式科舉的「代際權力彈性」仍然很高，將「代際權力彈性」降下來的是宋式科舉。宋朝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階層固化最不嚴重的時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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